新中国成立前象山渔业公所的发展

      象山地处浙江中部沿海，坐落于象山港与三门湾之间，紧邻大目洋、猫头洋、渔山三大优质渔场。唐神龙二年（706）置县，宋代时渔业已然兴盛。宝庆《四明志·郡志》记载：“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内当有象山业海者。”

      元明两代，朝廷为管控海防与海上贸易，多次推行海禁政策。尤其明洪武至隆庆近两百年间，严格施行“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民间渔业生产遭受沉重打击。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颁令禁止民船私自出海。顺治十八年再下迁界令，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沿海村落屋舍尽毁，渔业发展近乎停滞。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朝廷准许沿海居民回迁复业。次年全面解除海禁、开放海域，象山渔业才得以再度复苏繁荣。

      海洋捕鱼作业风险极高，需多船多人协同出海、分工协作，特殊的生产模式，催生了专属的渔业协作组织，渔帮由此逐步兴起。

      渔帮是渔业组织发展的初级形态。明万历二年（1574），浙江巡抚方弘静上奏朝廷，将沿海渔船、渔民编立甲首、结对出海，自此渔民结伴作业成为官方定制。面对汪洋风浪、海盗侵扰等诸多风险，抱团互助的渔帮组织，成为渔业生产的必然选择。

      渔帮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沿海渔民、船主、渔商自发组建的民间行业团体。组织以地域、船帮、作业方式为纽带，订立渔汛捕捞、渔场使用、渔获分配、劳资分成等行业规矩，是传统浙东渔业社会最核心的初级民间治理载体。

      随着渔业持续兴盛，象山各地渔民纷纷自发结帮，形成了东门帮、象山帮、爵溪帮、南田帮等多个本土渔帮体系。

     清乾隆三年（1738），东门渔帮在岱山东沙设立太和渔业公所。公所拥有大捕船80余艘。这是象山渔帮成立的第一个渔业公所，标志着象山渔业行帮从松散结帮，迈入专业化、规范化公所治理的成熟阶段。

       民国十年（1921），象山本帮的普安渔业公所于石浦设立，主要负责渔船管理与渔商交易规范。

      同年，玉环南、北渔业公所于爵溪十字街正式挂牌。南公所管辖坎门、大麦屿、披山洋等港南渔帮，北公所管辖楚门、清港、港北渔帮。

      同期，石浦还设有宁海渔业公所、黄岩渔业公所等多个外地渔业公所。

      据史料记载，仅光绪年间浙东地区共有十八家渔业公所，定海渔帮占多数。但在涉及渔产品加工、销售的六家核心公所中，定海仅占两家且均侧重生产环节，浙东渔货销售的核心渠道，长期由爵溪渔业公所主导把控（引自宁波大学白斌《清代浙江渔业行帮组织的研究》）。所以，渔业公所影响力的大小，不仅与其数量有关，还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当然也和爵溪人勇立潮头、开拓创新的精气神有关。

      渔业公所一般内设董事(柱首)，总揽一切，由当地有地位者任之，聘懂法律、渔业之“先生”1人，及司事、司账等若干人，负责调解处理渔捞海事纠纷、代办渔盐牌照手续、组织民团护渔、照顾伤病员、办理渔民死亡善后及参与议定鱼价等。嗣后，公所受渔霸和地方势力操纵，成为勾结官府剥削渔民的机构。

      随着更具有官方色彩的渔会组织成立以后，渔业公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渔业公所是旧时代象山渔业行帮中最成熟、最重要的自我管理的组织形态。它一方面规整了渔场作业秩序，化解跨地域渔帮纷争，保障了渔民基本生产权益。另一方面，公所实权长期由船主、渔商掌控，带有浓厚的封建帮派属性，规则多偏向维护上层从业者利益，加重了底层贫苦渔民的负担。它是近代浙东海洋渔业民间自治发展过程中，极具时代特征的特殊社会组织 

        （本文图片均由AI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