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徽滁州市：“耕地保卫战”综合施策

切入点：基础耕地保护面临撂荒抛荒、非农化等难题，粮食产能短板突出。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主导推行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与农户种粮利益补偿相结合机制。通过签订管护责任书、设立村级劝耕员，落实撂荒耕地代耕代种服务，对积极种粮农户给予补贴和奖励，调动农民复耕积极性。

增收来源：撂荒地复耕后粮食产量增加成为农民直接增收来源，同时政府给予的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转移支付构成农民稳定收益。

实践亮点：综合运用监管、补贴和服务手段解决耕地保护痛点，建立耕地占补平衡精细化管理和抛荒约束机制，确保粮田应种尽种。在耕地保护督察中效果显著，为稳定粮食生产提供了新路径。

2.山东德州市：全链条节粮减损改革

切入点：粮食从生产、收储到加工环节损耗较大，“舌尖上的浪费”导致有效供给减少。亟需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主导联合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农户和合作社，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广粮食烘干、仓储保管新技术，企业为农户提供代烘干、代储存服务，并在收购价上给予优质优价，农户因此更愿意参与减损行动，企业也获益于粮源质量提升。

增收来源：减损就是增产增收。通过推广机械化收割和烘干，稻谷、小麦收获环节损失率显著降低，每亩粮食增收几十公斤，相当于农民直接增产获利。此外，企业对低水分、高品质粮给予溢价收购，农民获得价格奖励收益。

实践亮点：建立起贯通粮食产后全链条的节粮减损模式。比如发展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提供烘干仓储一体化服务；政府补贴粮库升级气调仓储技术，减少储藏损失。德州经验探索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路径，被誉为“藏粮于技、减损增粮”的样板。

切入点：丘陵地区撂荒土地面积逐年增加，抛荒原因复杂（劳动力不足、效益低下）。需要破解如何把撂荒地重新利用起来的难题。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引导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将撂荒地通过租赁、托管等方式集中，由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经营。原土地农户以土地入股或收取保底租金方式参与，合作社经营收益按股分红或约定收益返还农户，形成“土地流转方+经营方+农户”三方利益联结。

增收来源：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是农户直接收益；撂荒地复种后产生的经营收益经分红也增加了农民收入。此外，农户可在合作社基地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实现多渠道增收。

实践亮点：针对撂荒成因分类施策：对因缺劳力撂荒的，引入代耕代种服务组织；对效益低撂荒的，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收益。如巴南区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在复耕水田发展稻田养鱼，实现“一田双收”。该举措让大片抛荒田重新变为丰收田，走出丘陵山区撂荒治理的新路。

切入点：种粮效益偏低导致部分山区农户撂荒撂户，“谁来种地”成为难题。平昌县创新提出“三四三”模式来破解。

利益联结机制：“三四三”模式即：整合三方力量（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推行四项措施（摸排撂荒地块、分类整治、集中流转、示范带动）、实现三方受益（村集体增收、经营主体盈利、农户得租金分红）。通过村党支部牵头，村集体统筹撂荒地流转给合作社或大户经营，收益在经营主体、村集体和农户间按比例分配。

增收来源：土地租金和流转费是农民基础收入；土地经营所得按股分红带来二次收益；部分农民成为合作社社员或基地员工取得工资收入。村集体则从土地流转服务或经营中获得集体经济收入。

实践亮点：平昌县通过党建引领盘活沉睡土地，短期内复耕撂荒地上万亩。由于利益分配合理、各方积极性高，“三四三”模式下撂荒地复种率大幅提升，粮经作物产量上升，村集体经济普遍增收，探索出可持续的撂荒整治长效机制。

切入点：农村撂荒反弹往往具有反复性，需建立长效治理机制防止“一复耕又撂荒”。宣汉县制定了治理撂荒的“三章”铁规。

利益联结机制：约法三章包括：一是农户签订耕种承诺书，保证不撂荒；二是村集体对无力耕种者统一流转其地，保障其收益；三是对擅自撂荒的实行惩戒，取消涉农补贴资格等。通过协议约定和政策约束相结合，把农户义务和村集体责任明确下来。同时由村集体或代耕组织兜底，确保土地有人种。利益联结体现为农户有收益保障且不负担额外成本，村集体获得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效益的一部分。

增收来源：未耕种农户可从村集体流转获得租金，不种地也有收入；村集体将流转土地发包或合作经营，获得经营净收益反哺集体，用于公益分红或再投入农业。土地实际经营者通过规模种植获取利润。

实践亮点：通过村规民约形式把撂荒治理制度化，实现了“田有人种、地肥产出”。目前宣汉全县耕地抛荒率显著下降，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农户“弃农”趋势得到扭转，也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该机制以制度约束+经济激励并举，在全国具有推广意义。

6.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县域样板

切入点：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谁来提供耕种管收服务”的难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导致小农户成本高、效率低。六合区率先探索创新组织模式，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县域样板。

利益联结机制：当地通过政府引导，组建区域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联盟，整合供销社、农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资源，为农户提供从播种到收割的全程托管或菜单式服务。农户与服务组织签订托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和费用，服务组织以规模优势降低单亩成本。政府对承担粮食生产托管的组织给予补贴，并设立风险保障金确保服务质量。这样农户、服务主体和政府三方利益紧密相连：农户降低成本增产增收，服务组织扩大业务盈利，政府实现稳粮目标。

增收来源：农户通过托管服务实现节本增效。据统计，全程机械化服务可使每亩水稻节约成本约15%、增产10%以上，折算每亩净增收数十元至上百元。服务主体则按服务面积获得服务费收入并享受财政奖励。社会化服务还促进了农机作业规模化，机手务工收入提高。

实践亮点：六合区构建了“政府+专业组织+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全区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达90%以上。该县培育出一批服务能力强的农业服务公司，形成县有联盟、乡有中心、村有网点的服务格局，实现小农户有效嵌入现代农业。六合模式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提供了样板，被农业农村部评为改革典型案例。

切入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家庭农场发展面临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弱、技术和市场支持不足等问题，需要构建系统扶持体系。姜堰区创新推出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3-4-4”模式。

利益联结机制：“三四四”支撑体系指：建立家庭农场联盟、服务中心和示范基地“三个平台”，实施金融、保险、订单、培训四项扶持举措，健全产加销、技物融、联农带农、风险防控四大机制。通过政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科研等联动，为家庭农场提供金融贷款贴息、农业保险保障、订单农业对接、技术培训等服务。家庭农场与合作社、公司结成联盟，形成“公司+农场+农户”利益共同体，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增收来源：在支撑体系下，家庭农场主能够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获得更高经营纯收入。例如获得订单合同后产品销路和价格有保障，收入稳定增加；金融保险支持降低了资金和灾害风险损失。联盟内的小农户通过家庭农场带动，以土地入股或在农场打工获取租金和工资收益。

实践亮点：姜堰模式有效提升了家庭农场的综合竞争力。截至目前，全区涌现出一批年经营收入数百万元的示范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主平均年纯收入较改革前增长20%以上。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与小农户建立了紧密联结机制，让周边3960多户农民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实现户均年增收4.4万元。该案例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村改革典型，体现了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带农增收双赢。

切入点：丘陵山区田块分散且劳动力不足，部分田地出现撂荒。柯城区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功能，通过集中经营实现节本增效，治理耕地抛荒。

利益联结机制：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统”的主体，将分散农户土地流转集中，统一提供耕种服务或引入种植大户经营。农户土地入股或租赁给村集体公司，保底获得租金或分红。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如统一购肥、统一机械作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并将收益按股返还给农户和集体。农户、村集体、大户三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农户得租金分红，大户获规模收益，村集体壮大收入。

增收来源：集约化经营后，生产成本下降约20%，粮经作物单产提高，使得每亩土地创造的纯收益增加，农户分红水涨船高。据统计，通过集体统一经营，原先抛荒田每亩增收超过300元。村集体每年获取经营净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和再生产。

实践亮点：柯城区的做法有效破解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的问题，实现了降本增效和防止抛荒双目标。目前全区撂荒耕地动态清零，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在带动农民增收和土地整治方面形成良性循环。该案例证明村集体在现代农业中大有可为，为全国类似丘陵山区提供了经验。

切入点：湖南丘陵地区小农户种粮面临耕作分散、劳动力缺乏的问题，种粮收益低导致抛荒有所抬头。需要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种好粮。

利益联结机制：双峰县创新“田管家”模式，即由农村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充当农田管家，签约代管农户的耕地。田管家提供从育秧、植保到收割烘干的一条龙服务，农户与田管家按合同约定产量分成或收益保底。通过这种利益共享机制，田管家有动力精心耕种提高产量，农户不操心也能获得稳定收益。政府对田管家主体给予补贴和信贷支持，确保其有能力履约。农户、田管家和政府形成“三赢”联结：农户粮食收入有保障，田管家扩大经营获利，政府稳粮目标实现。

增收来源：农户将田地托管后，每亩可获得保底粮食收益（等价于市价若干元），高于自己粗放种植的原有收益。如遇丰收或价格上涨，农户按协议分享额外收益。田管家通过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降低成本，每亩粮食产生的利润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则节约了直接补贴抛荒的资金，用较少投入实现了粮食增产。

实践亮点：双峰模式让农民“甩手种田”，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大幅提高。全县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托管全覆盖，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农户亩均增收300元以上。双峰县被评为全国“社会化服务创新”典型，“田管家”模式为解决南方丘陵地区小农户种粮难题提供了示范样本。

切入点：农村集体资产和产权长期缺乏规范流转平台，存在“交易难、收益低、乱流转”等问题，农村要素市场不健全。沈阳率先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主导设立市县两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明确进场交易的产权种类和流程，包括土地经营权、林权、农房使用权以及农业设施设备等。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组织竞价交易，确保集体和农民资产流转公开公平，价格合理。利益联结体现在：卖方（村集体或农户）通过平台竞价可实现资产溢价，获得较高收益；买方（企业或大户）获得稳定的产权和经营预期，提高投资积极性；政府收取少量服务费维持平台运营，并从中掌握农村资产流向，便于监管。

增收来源：通过平台流转，原本闲置或低效利用的资产盘活后为农民和村集体带来现金收入。例如某村将空闲校舍出租，通过平台竞价年租金从原先私下协议的5万元提高到20万元，村集体每年净增收15万元。又如农户通过平台出租承包地，每亩租金较过去中介撮合提高20%以上。

实践亮点：沈阳的改革构建了“线上挂牌+线下服务+政策保障”的产权交易服务机制。线上搭建“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网”，实现信息发布、竞价、结算全流程电子化，透明高效；线下各区县设服务窗口，提供合同签订、权证变更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完善配套制度，明确流转交易合同示范文本和纠纷仲裁机制等。该机制盘活了农村资源要素，截至目前沈阳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上千宗，成交金额数十亿元。农村产权流转公开规范运行，有效提升了要素利用效率，被农业农村部作为典型经验推广。

11.江苏盐城市亭湖区：“小田变大田”破解土地细碎化

切入点：农村土地细碎化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在苏北地区人多地碎，田块小而分散，机械化作业困难、产出效率低。亭湖区通过土地整治和经营权调整，实现“小田并大田”。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将原有“巴掌田”通过平整、田坎治理合并成大片“方田”；同时在村集体主导下开展土地经营权优化配置，鼓励农户自愿有偿交换零碎地块，使每户耕地相对集中连片。对整合后的大田块，引进农业龙头企业或合作社规模经营，原农户则加入合作社成为股东或领取租金。利益联结为：农户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和分红，合作社获得规模土地降低成本增效，村集体通过土地入股或服务分成增加收入。政府给予土地整治补贴和流转奖补，确保各方收益。

增收来源：土地连片后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高单产，经营主体利润提升，按约定拿出部分给农户分红。农户除保底租金外，每亩地每年可多得数十元至上百元的效益分红。机械化节本增效部分转化为村集体收入和经营主体利润，实现多方增收。

实践亮点：亭湖区项目实现“田变大、地权活、人增收”。全区高标准农田比例大幅提高，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降低15%，粮食单产提高5%以上。农户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很多人进企业务工又获得工资性收入，实现“双收入”。该探索为土地碎片化地区实现规模经营提供了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切入点：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收入来源单一，发展后劲不足。自贡市总结提出“抓党建、抓项目、抓管理、抓分配”的“四抓”举措，并对应推进组织化、市场化、精细化、规范化“四化”建设，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壮大。

利益联结机制：抓党建组织化：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联合周边经济强村组建联合党委，抱团发展。抓项目市场化：因村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引入市场主体合作经营，村集体参股或提供服务获取收益。抓管理精细化：建立村集体资产台账，健全民主管理和财务公开制度，提高资金资产使用效益。抓分配规范化：制定集体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按比例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剩余收益再分配，确保成员公平受益。通过上述机制，将党员、村干部、农户三方面利益凝聚在集体经济项目上，形成统一意志共同富裕。

增收来源：自贡各村结合实际实施了一批增收项目，如利用闲置学校改建村级光伏电站获取发电收入，流转土地发展蔬菜种植基地获取租金和经营利润，盘活集体林地发展林下经济等。通过“四抓四化”，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提高20%以上。不仅村集体分红增加，村民也通过在项目中务工或入股分红获得额外收入。

实践亮点：党建+集体经济深度融合是该案例突出特点。比如通过强村公司模式，把多个薄弱村联合，由强村党组织牵头运营产业，实现“强村带弱村，先富帮后富”。截至目前，自贡涌现出一批年收入超百万元的明星村集体，薄弱村全面消除经营收入低于10万元情况。该模式被认为探索了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入选全国农村改革案例名单。

切入点：城郊农村存在集体资产利用效率低、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村级融资困难“三大难题”。温江区聚焦这些痛点，创新三项机制盘活资源资产。

利益联结机制：资源变现机制：对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和房产，通过政府统筹收储、招商引资盘活，收益在村集体、开发主体和村民间按股分享。资产融通机制：设立农村资产管理公司，将各村可经营性资产注入，打包向银行融资，所得资金投向乡村产业项目，村集体持股分红，银行贷款有政府增信保障。利益共享机制：在产业项目运营中，引入农民合作社参与经营，让村民以保底+按股分红形式获取收益，项目收益越好农民分红越高，确保联农带农。

增收来源：通过上述机制，温江区多个村盘活了旧厂房、闲置学校等存量资产用于兴办民宿、文旅项目，获得租金和股权收益；以资产融资投入的新建农业产业园投入运营后，村集体和农民每年获取稳定分红。如某村将原闲置校舍入股农业文创园项目，每年获得固定分红5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

实践亮点：温江的探索实现了从资产盘活→产业开发→收益共享的闭环模式。全区近两年累计撬动社会资本数十亿元投向乡村，开发高效设施农业、休闲旅游等项目30余个，村集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拓宽。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收益共享机制，为城乡结合部盘活沉淀资产、实现乡村价值重塑提供了示范经验。

切入点：农村存在部分闲置的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但受制于农民权益保障不足、退出机制缺失，资源无法充分流转利用。平罗县试点农村“三权”（宅基地使用权、承包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制定退出补偿标准，引导农户自愿将闲置宅基地或承包地交回集体，获得一次性补偿款或长期租金收益。退出的土地由村集体统一收储，再按照规划用于产业发展或易地开发，增值收益一部分返还给退出农户。同时，对于主动腾退宅基地进城定居的农户，在保障其原有权益基础上，给予优先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等激励。通过财政资金补助+市场化运作结合，保障农民、村集体、投资方三方的收益分配。

增收来源：农户通过有偿退出直接获得现金补偿，等价于变现了沉睡资产。例如每腾退1平方米宅基地补偿若干元，一户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可获数万元收入。村集体将退出的建设用地用于建设乡村工厂或光伏电站，每年获得经营收益，又可分配部分给村民作为股东分红。长期看，土地集约利用带来的产出增加，将持续贡献收益。

实践亮点：该机制的创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利益，以市场手段盘活闲置资源。平罗县已有上百户农民参与宅基地自愿退出，退出土地用于建设设施农业园区，引进企业投资超千万元，提供了就业岗位并反哺集体经济。农民从“资源守着不用”转变为“资源变现创业”，有效激发了农村资源要素活力。这一模式为全国深入推进宅基地改革、盘活闲置建设用地提供了实践参考。

切入点：农村基层治理中，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解决不彻底的问题比较普遍，“群众有诉求、层层转批示、落实慢且群众不满意”。平谷区探索首都郊区新型治理模式，即“接诉即办”向下交办并由群众评价。

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区级12345热线和镇村两级联动机制。群众诉求一经接到，区热线立即派单到属地镇村办理，“接诉即办”。下交群评是指问题解决后，将结果交由群众评判满意度。镇村干部解决问题的绩效与群众满意度挂钩，满意度低则需重新办理，甚至影响干部考核。这种机制使干部利益与群众利益高度绑定：只有群众满意，干部才能“过关”，倒逼其主动作为、迅速解决问题。

增收来源：虽然此举主要聚焦公共服务和治理，但也间接促进农民增收。例如，通过“接诉即办”很多村庄基础设施迅速修复，水电路网改善，为农业生产和乡村旅游创造条件；环境问题及时整治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带动休闲产业发展；一些涉及产业扶持的诉求得到快速回应，农民生产经营获得帮助而增收。

实践亮点：平谷模式将城市精细化治理理念植入农村，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有诉求马上办、办完事群众评”，实现了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变，大幅提高了农村群众满意度。在全区推广后，农村地区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98%，农村信访量明显下降，被誉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平谷升级版。这一经验对全国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完善具有示范意义。

16.浙江宁海县：“小微权力清单36条”扎紧制度笼子

切入点：农村基层权力运行中，村干部掌管的事项虽小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村级资金使用、低保评定等，过去缺乏透明监督，容易滋生微腐败和不公。宁海县迭代升级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持续扎紧基层微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

利益联结机制：县里统一制定涵盖36项村级权力事项的操作流程和公开要求，比如村级工程项目、惠农资金发放、宅基地审批等都明确了办理步骤、决策主体和监督方式。村干部按清单履职，村民全程参与监督评议。一方面，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村民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规范程序也保护干部联系群众的积极性，防止权力寻租。通过民主监督与规范用权相结合，确保村干部正确行使权力，村民利益得到维护。

增收来源：该举措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但间接增收作用显著。清单制度落实后，村级工程招投标更公开，村集体工程款节省率提高，村集体资产得到保值增值，收益更多返哺村民。例如某村在监督下招标修路节省资金20%，节余资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项目，后续盈利再分红给村民。同时，惠农补贴精准发放，真正落实到符合条件的农户，农民应得利益不再被截留。

实践亮点：宁海“小微权力清单”最早推出于2014年，近年来不断完善并数字化升级，开发了“阳光村务系统”，使村务流程网上留痕、群众线上评价。这一做法有效预防了基层“微腐败”，2017年宁海成为全国农村基层党建示范县。全省各地乃至全国数百个县推广了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成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保障农民权益的制度创新典范。

17.山东费县：“数字村务”智治体系赋能乡村公共服务

切入点：随着信息化发展，传统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方式面临效率不高、覆盖不全的问题。费县着眼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构建“数字村务”智治体系，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提高乡村治理与服务的精细化水平。

利益联结机制：当地以县级数据平台为核心，联通乡村各类数据（人口、耕地、低保、医保、乡村治理事件等），打造数字化应用。如开通村务线上公开栏、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农业生产远程监测、防返贫动态监测预警等应用。村民通过手机App即可办理涉农事务、查看惠农政策，方便快捷。政府部门则依托数据实时掌握村情民意，精准开展服务。利益机制在于：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农民享受更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提高了获得感；干部利用数据辅助决策，工作更有针对性少走弯路，服务绩效与群众满意度挂钩考核，形成良性循环。

增收来源：数字赋能直接促成了一些增收场景。例如农业大数据平台为种植户提供在线农技指导、市场价格信息，减少生产和交易成本；智慧物流系统让农产品进城更高效，村民通过电商销售额增加。费县还上线了农村就业信息服务，帮助农民工就近就业增收。不少村运用数字平台发展起乡村特色电商和网络直播带货，数字经济成为农民新收入来源。

实践亮点：费县的“数字村务”建设使全县112个行政村均实现村务事项线上办理和监测。一些地方曾困扰多年的难题，如农村环境卫生监管、低收入户动态帮扶等，通过数字平台得到有效解决。费县智治体系被列为全国数字乡村建设优秀案例，充分说明了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巨大潜力。这一经验正在山东乃至全国更多地区推广。

18.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小积分”激发乡村治理大活力

切入点：农村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度不高，公益事业缺乏持续动力。新会区创新实施农村积分制管理，用“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活力”。

利益联结机制：在各村建立“乡村文明积分银行”，制定村规民约积分细则。村民凡是参与公益（如垃圾分类、义务巡逻、志愿服务）可获得积分奖励；反之违反村规（如乱扔垃圾）会被扣分。这些积分定期可以兑换生活用品、小农具或服务优惠。村集体和社会赞助共同建立奖品池。通过积分正向激励，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形成“多劳多得、多贡献多光荣”的联结机制：村民通过公益获得实惠和荣誉，村庄环境和秩序改善大家共同受益。

增收来源：积分本身可视为村民的“第二货币”，虽然兑换奖品价值不高，但调动了村民创业和增收热情。例如有积分奖励的“庭院美化”评比，促使农户整理庭院发展农家乐和民宿，增加了经营收入；垃圾分类积分换肥料，农户用积分肥料种出的蔬菜品质好价钱高；互助合作蔚然成风后，一些村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这些都是积分制带来的间接增收效应。

实践亮点：新会区“小积分”治理模式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环境卫生、治安巡逻、红白理事等各领域群众参与率成倍增长。全区农村人居环境考核多年保持全省前列，农民对村干部满意度达到98%。实践证明，积分制作为一种柔性治理手段，将原本抽象的道德约束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引导农民共建共享美丽家园。这一模式已推广到广东其他地区乃至全国部分乡村。

19.贵州湄潭县：“寨管家”农村公共设施管护机制

切入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后管护长期是难题，存在“重建轻管”现象，许多村里的路灯、自来水等无人维护，使用寿命缩短，村集体也缺乏资金聘请专业人员。湄潭县创新“寨管家”模式，构建长效管护机制。

利益联结机制：所谓“寨管家”，即在村级层面组建由村民参与的公共设施管护队伍，或引入社会专业机构承担管护，并通过建立管护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保障其运转。具体做法：每个自然寨推选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管家”，负责日常巡查维护，出现问题及时报告或处理；村集体经济拿出一部分收入建立管护基金，县财政按一定比例配比补助，用于支付管护人员补贴和维修费用；农户也通过村规民约承诺珍惜公物，损坏要赔偿。这样，政府、村集体、村民三方共同承担责任，利益上按贡献和绩效给予管护人员报酬，村民享受持续的公共服务。

增收来源：公共设施良性运行本身不会直接带来收入，但间接效果明显。例如农村安全饮水设施有人维护后，供水可靠，村民不用花钱买水或看病，减少支出即是变相增收；村道经常养护畅通后，农产品外运成本下降，提高了农民销售收益；路灯亮化稳定吸引游客夜游消费，增加村民经营收入。此外，一些担任“寨管家”的贫困户获得了一份稳定公益性岗位收入，每月领取管护补贴。

实践亮点：湄潭的经验表明，运管并重才能发挥工程效益。目前全县80%以上行政村建立了管护队或聘请管护员，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完好率显著提升。国家农业农村部将湄潭模式作为全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典型予以推介。通过创新管护机制，既延长了设施寿命，又培养了村民主人翁精神，实现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可持续。

20.辽宁海城市：农业设施登记抵押融资模式

切入点：过去，农业生产中的大棚、养殖圈舍等设施和土地租赁权往往无法抵押贷款，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贷款缺乏有效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海城市创新开展农业设施产权登记，并允许抵押担保融资。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出台政策，将农业设施（如温室大棚、规模养殖场建筑等）纳入不动产登记范围，颁发产权证书。同时，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制定抵押贷款办法：持证的设施产权和土地经营权可作抵押申请贷款，贷款额度根据评估价值一定比例确定。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对贷款损失给予一定补偿，银行因此愿意放贷。由此形成农户/经营主体、银行、政府三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农户获得急需的生产资金扩大再生产，银行拓展“三农”信贷业务获利，政府撬动金融支农实现产业发展。

增收来源：融资难题解决后，农户和农业企业有资金添置设备、引进良种等，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量。以某蔬菜种植合作社为例，利用大棚抵押获得200万元贷款，新建智能温控大棚，年产值翻番，合作社成员分红相应增长。数据显示，海城市通过新模式发放涉农抵押贷款数十亿元，带动全市设施农业产值年增长15%以上，农民经营性收入显著增加。

实践亮点：该模式突破了农业设施“不动产”无法抵押的瓶颈，解放了大批沉睡资产的融资功能。截至目前，当地已为上千户农民和企业办理了大棚、圈舍等产权证，累计发放抵押贷款上亿元。贷款不良率极低，农户诚信度高，金融支农实现良性循环。农业农村部将其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典型案例推广，认为有利于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瓶颈，值得各地借鉴。

21.江苏常州市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护航种粮增收

切入点：粮食种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存，种粮农民收入波动大，一旦遭遇天灾或价格下跌，收益难以保障，影响种粮积极性。武进区试点水稻收入保险，为种粮农民上“安全锁”。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保险公司、银行和农户共同参与。保险公司推出水稻收入险，以既定目标价和目标产量为基准，若收获季实际价格或产量低于目标，农户获赔差额。保费由财政补贴大部分，农户自缴小部分。银行以保险保单为农户贷款增信，提供备耕生产贷款。形成了政府保投入、保险保收入、银行保生产的综合保障链条。农户获得稳定收益预期，保险公司通过规模推广和财政支持也有利可图，银行信贷风险降低多方共赢。

增收来源：有了收入险保障后，农户种粮“旱涝保收”。如某农户种植50亩水稻投保，总目标收入20万元。若因灾减产实际收入只有15万，则保险赔偿5万元，使其达到目标收益。这相当于农民增收了保险赔款部分。在正常年景，虽然无赔付但农户因有保障而放心投入，平均单产提高、品质提升，也实现了增收。据统计，试点以来水稻投保农户平均亩收益较未投保农户高出5%~8%。

实践亮点：武进的水稻收入保险是全国首批农险创新试点之一，其特色在于保障的是“收入”而非单纯产量或价格，综合抵御多种风险。当地粮农投保覆盖率超过70%，种粮风险抵御能力显著增强。2018年台风灾害中，保险赔付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没有出现大面积弃种。该模式被视为稳定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新工具，目前正推广至全国主要粮食产区。

22.福建龙岩市永定区：释放“产改”红利，股权质押贷动振兴

切入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简称“产改”）后，农民拥有了集体资产股份，但股份权能有限，缺乏变现途径，农民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永定区作为全国第三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大胆探索以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为突破口，将“纸面股权”转化为真金白银。

利益联结机制：政府牵头建立政银企农联动机制：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金融办和农村信用联社等组成的领导小组，制定股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具体做法是：农户持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书，可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以其股份作为质押。信用社评估股权价值并办理质押登记，发放贷款给农户使用。村集体对贷款用途进行监管，确保用于产业发展。农户、银行、村集体三方形成新型联结：农户获得贷款发展生产增收以偿还贷款，银行获得政府风险补偿降低顾虑，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动股权分红增加，反过来提升农户信用。

增收来源：截至2024年初，永定区已累计为797户农户发放股权质押贷款4309.29万元。这些资金大多用于农户发展种养业或乡村微企，带来可观收益。如一位茶农用10万元股权贷款新建茶叶初制加工车间，年增收20万元以上，贷款当年即能偿还。本质上，股权质押盘活了农民手中的“沉睡资本”，让农民凭集体身价获取资金创业致富。加上不少村将collective股权用于联合经营项目，集体收益增加后又提高了农民分红，形成良性循环。

实践亮点：永定模式率先在全省推行集体资产股权线上质押登记新模式，实现了股权质押贷款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农民股份“变现”更加便捷。该创新入选农业农村部2023年全国农村改革典型案例。永定经验表明，“产改”红利看得见摸得着：股权能质押、贷款能增收，真正把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为全国完善农村产权金融赋能提供了有益范例。

23.山东青州市：创新授信方式，普惠金融支农新模式

切入点：普惠金融在农村推进过程中，传统信贷审批方式门槛高、流程长，小农户和小微农业主体难以及时获得贷款。青州市探索创新适合农村的授信方式，提高支农贷款覆盖面和便利度。

利益联结机制：当地由政府牵头，联合农村商业银行开展整村授信和信用评定。组织金融服务队进村入户，根据农户土地规模、产业项目、信用记录等为每户建立信用档案，给予一定预授信额度。农户在额度内可以随用随贷，无需抵押，随借随还。同时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对不良贷款给予一定比例代偿。银行因此放心放贷，农户获得灵活信贷支持。利益联结上，农户信用和贷款利率、额度直接挂钩，守信者受益更多；金融机构扩大小额贷款业务，依靠规模获利，政府承担部分风险、收获农业发展成果。

增收来源：有了方便的贷款，农户可适时投入农资、扩建生产设施，把握农时和市场机遇，从而增加经营收入。例如某蔬菜大棚户获5万元信用贷，赶在节令前购置种苗和肥料，蔬菜提前上市卖出好价钱，净收益比往年多20%。又如养殖户获信用贷款及时防疫投料，使牲畜成活率提高，产值增长。青州普惠金融覆盖率达90%以上，小农户年均经营纯收入增长显著。据统计，自创新授信推行两年来，全市涉农贷款增速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带动数万农户增产增收。

实践亮点：青州模式特点是以信用换贷款，以服务促信用。农户贷款由“求人”变为银行主动送贷上门，金融服务可及性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环境得到改善，还款率超过99%。这一普惠金融支农的新模式被银保监会和农业农村部誉为全国范例，有力支撑了乡村产业振兴。

24.重庆市万州区：五大服务机制金融赋能“双百亿工程”

切入点：万州区实施乡村振兴“双百亿工程”，即着力打造产值百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和投资百亿元的乡村重大项目。巨大的资金需求需要创新金融支农服务机制来保障。

利益联结机制：万州建立“五大服务机制”引金融“活水”支撑工程推进：一是政银企对接机制，政府搭台定期召开银企恳谈会，发布乡村振兴项目融资需求清单，银行现场对接，提高资金供需匹配效率；二是信贷投放激励机制，区财政对涉农贷款增量大的银行给予奖励，并提供贴息支持，银行积极性大增；三是风险分担机制，设立乡村振兴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按贷款余额1%注资，对不良贷款按比例补偿，降低银行风险；四是金融顾问机制，选派银行业务骨干担任重点项目金融顾问，提供融资方案设计等专业服务；五是保险保障机制，引入农业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对重大项目提供担保和保险，提高项目信用等级。通过以上机制，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形成“三位一体”共促产业发展的格局。

增收来源：双百亿工程重点支持的如现代柑橘产业园、生态渔业基地、乡村旅游综合体等项目，均因充足融资得以及时建成并产生效益。当地特色柑橘种植面积扩大到10万亩，果农亩均纯收益提高30%；生态渔业实现标准化养殖，水产产值翻番，养殖户人均增收2万元；乡村旅游项目带来就业岗位5000多个，村民经营民宿餐饮收入成倍增长。金融赋能直接催生了农村产业兴旺，也就直接转换为农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增长。

实践亮点：万州“五大机制”构筑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的农村金融服务模式，有效破解了大项目融资瓶颈。全区涉农贷款余额两年内增长近40%，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超过120亿元，“双百亿工程”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该案例彰显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协同支持乡村振兴的可能性，对于其他地区筹措乡村建设资金具有借鉴意义。

25.贵州六盘水市：“三变”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切入点：贫困山区农村资源分散、资金沉睡，农民发展动力不足，传统扶贫手段效果有限。六盘水创造性地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将分散要素聚合为发展动能。

利益联结机制：“三变”改革核心是股份合作。村集体把集体土地、林地、水面等资源评估作价入股，财政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折股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股金，农民也可自愿将承包地经营权、林权以及现金、技术等入股到新成立的合作社或公司，成为股东。经营主体（合作社/公司）统一经营上述资源开展农业、文旅等产业，每年按股比例向农民和村集体分红。由此形成“村集体+公司+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公司壮大经营盈利，农民当股东分享利润，村集体也获取收益用于公益。

增收来源：“三变”带来的农民收入显著增长。一方面，土地入股后农民有两笔收入：固定保底分红和年底按经营盈余的活化分红。如盘州市普古乡某村，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刺梨种植合作社，每亩地每年有保底分红800元，挂果后再按利润分红，每亩总收益可达1300元以上，而此前种玉米每亩收入不足400元。另一方面，许多农民还以劳动参与合作社生产获得工资收入。如高坡村陶永能返乡在旅游公司上班成正式员工，年工资收入近4万元。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量化给贫困户入股后，每年按比例分红，有效兜底增收。

实践亮点：六盘水“三变”改革被誉为精准扶贫的新引擎。截至2016年初，该市共有56.88万亩个人承包地、36.79万亩集体土地以及山林、“四荒地”等入股经营；整合各级扶贫资金1.71亿元量化入股；带动5.13万户贫困户参与“三变”，22万人实现脱贫。农民身份从“局外人”变股东，分享发展成果，村集体经济和企业也实现双赢。“三变”模式已在贵州全省推广，并写入中央文件成为全国农村改革亮点，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26.江苏苏州市：“一村二楼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切入点：发达地区城郊村集体可利用建设用地有限，但村级集体经济亟需发展壮大，需探索稳定增收渠道。苏州市推行“一村二楼宇”政策，支持行政村建设两栋楼宇获取经营性收入。

利益联结机制：市、区两级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指标，给予每村一定建设规模用于兴建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和经营性用房（即二楼宇）。政府提供贴息贷款和奖补资金，村集体具体实施建设。建成的楼宇一部分用于村委办公和便民服务，另一部分作为商用、厂房出租或经营。租金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并拿出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或分配给村民。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将土地资产转化为楼宇物业，村集体与承租企业形成租赁关系，获得长期稳定收入，同时企业获得经营场地实现发展，村民享受更完善公共服务。

增收来源：“二楼宇”成为村集体经济造血机。例如相城区某村建成两栋标准厂房，总面积1万平方米，出租给6家企业，每年租金收入达300万元，扣除贷款本息，村集体净增收超过200万元。苏州全市已有近百个行政村通过该政策每年新增收入上百万元，村级公益金和福利支出也相应增加，村民分享到了集体增收红利。

实践亮点：该政策为城乡结合部村庄探索出一条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发展物业经济的新路。苏州“一村二楼宇”经验在江苏省内推广，有效缓解了村级集体经济区域差距。据统计，苏州村均集体收入在政策实施后两年内增长了约20%，集体经济“空壳村”全面消除。这一做法为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借鉴，体现了因地制宜拓展农村集体增收途径的思路。

27.江苏张家港市：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

切入点：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很多农业公益性服务（如动植物疫病防控、农技推广等）在乡村缺位，单靠市场难以提供，农户得不到及时服务。张家港探索政府出资向社会购买农业公益服务新路径。

利益联结机制：市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资金，通过招标或委托方式，购买一批农业公益服务。例如，引入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承担全市动物防疫、农产品质量检测等工作，由财政支付服务费用；支持供销合作社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为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等服务，服务费用财政补贴一部分、农户适当付费。这样，政府、服务组织、农户三方利益相关：政府确保服务到位实现公益目标，服务组织获得稳定经营收入（按服务数量绩效结算），农户以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得专业服务，生产经营更有保障。

增收来源：农户从中直接或间接受益。如植保服务社会化后，小麦病虫害大幅减少，平均亩增产10%以上；统防统治费用比农户自防降低30%，亩均节本增收数十元。又如动物防疫做到村，不发生重大疫病，养殖户避免了毁灭性损失，保障了畜牧业收益稳定。政府购买服务虽然表面增加财政支出，但通过农民增产增收和减少救灾支出等，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实践亮点：张家港以政府购买服务弥补农村公益服务短板，被农业农村部誉为“小政府撬动大服务”的典范。目前该市农技、植保、土肥等基本实现服务外包或购买，农技人员编制压力减轻，服务效率提高。农民真正得到了专业化、便利化的农业服务，生产力水平提升。这一模式对于全国探索创新基层农技推广和动植物防疫体系具有重要启发。

28.江苏常熟市：“党组织+”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活力

切入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但内部管理和凝聚力不足，一些合作社运行不规范。常熟市推行“党组织+合作社/协会”模式，提升新型主体组织力和发展质量。

利益联结机制：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常熟在全市组建了蔬菜、水产、茶叶等多个产业党委或党支部，将产业链上党员凝聚起来参与经营决策和服务。党组织引导合作社制定章程规范运作、开展技术培训、联系金融部门支持等，把分散经营主体联结成“红色朋友圈”。在利益机制上，一方面党组织为产业发展争取政策、资金，合作社和成员收益提高；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通过党建结对，形成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盟，比如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党组织联建，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保障农户销路和收益。

增收来源：经过党建引领，新型主体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例如常熟“蒜农合作联社”在党支部领导下联合全市大蒜种植大户，统一品牌销售，蒜农每斤卖价提高0.2元，亩均增收300元。又如水产协会党总支协调建立稻田养蟹合作联盟，推广绿色生态养殖，产品溢价20%，联盟内农户人均增收上万元。

实践亮点：常熟模式实现了党建强、发展强双促。全市已基本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党组织有效融入主体治理，提升了合作社规范化水平，减少了内耗纠纷，成员凝聚力增强。在2020年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评估中，常熟名列前茅。这表明将基层党建与农村经营体系建设有机结合，是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经验。

29.江苏武进区：深化宅基地改革激活农村沉睡资源

切入点：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和违规建设并存，农民“占而不用”现象普遍，宅基地制度需要改革完善以盘活利用。武进区持续推进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通过资格权和使用权分置等举措激发农村宅基地新活力。

利益联结机制：当地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原则的同时，赋予农民宅基地资格权长期保障，明确进城落户农民可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流转机制：村集体对超标准占用部分收取有偿使用费，将收取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维护；鼓励农民将空闲房屋委托村集体或合作社运营民宿、乡村旅游，收益按约分成，农民获得租金分红。对于闲置老旧房，村集体收储后改造成集体经营性用房或养老服务设施，获利再投入村公益。通过上述机制，农民、集体、运营者三方利益共享闲置宅基地利用收益。

增收来源：宅基地盘活为农民带来了出租和入股分红收入。武进某村20户农民将闲置老宅交由村合作社统一装修运营民宿，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每户年分红达1万元。另有一些腾退的闲置宅基地建设光伏发电和仓储用房，每年给村集体增加收入50万元，村里再拿出一部分给村民发放福利。

实践亮点：武进区通过改革实现了减量化发展和村民权益保障的统一。全区近年累计盘活闲置农房3000多户，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超5亿元。村庄风貌改善的同时，集体和农民都尝到甜头。中央农办将武进的经验作为农村宅基地改革和闲置农房利用的样板之一，认为其有效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值得全国推广。

30.江苏昆山市：“政经分开”完善乡村治理

切入点：村级组织既承担基层政府职能又管理集体经济，容易出现职能混淆、监督缺位。昆山市探索“政经分开”，理顺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责，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利益联结机制：按照政经分开的思路，昆山推动村委会专注公益行政事务，村集体经济事务交由新组建的村经济合作社或资产经营公司负责。村“两委”成员原则上不直接经营集体资产，而由聘任的职业经理人或理事会负责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由社员大会决策。政府加强对村级财务和资产交易的监管审计，确保规范运作。此举建立起“村委会治理+集体公司经营”的新机制：村干部将主要精力用于为民服务和落实政策，集体经济组织则按市场规律经营，二者职责清晰又相互监督。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社员，通过社员大会行使决策权、监督权，其收益分配权也得到保障。

增收来源：改革后，村级资产经营效率提升，收益增加。如周市镇某村在政经分开后，组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专业运营物业和土地出租，年集体经营收入比改革前增长25%，当年即拿出一部分向全体成员分红。与此同时，村委会腾出精力争取项目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环境，使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降低、收入提高。农民不仅直接获得更多分红收益，还享受到了更好的公共服务，间接增收显著。

实践亮点：昆山的改革释放了基层治理活力。村干部廉政风险下降，干群关系融洽；集体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实现了从行政附属向市场主体的转变。昆山市村均集体资产收益在改革后两年翻了一番，农民满意度明显提升。该经验表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可以兼顾集体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纯洁性，为全国农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