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跃进”的兴起
1958年3月24日，汝南县二届二次党代会召开，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学习贯彻河南省一届二次党代会和1月29日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全面迎接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会议在清算“右倾保守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1958年农业生产能不能跃进以及如何跃进等几个主要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县委书记傅良太所作的《关于1958年汝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规划(草案)》的报告和实现这一规划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进一步修改了“大跃进”计划，要求一年实现“四、五、八”(生产指标)、水利化、四无县(无老鼠、苍蝇、蚊子、麻雀),消灭文盲和普及中小学教育。会议强调，不断地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斗争是认清形势、赶上形势发展的关键，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根据多快好省的精神，鼓起革命干劲，咬紧牙关，振奋精神，乘风破浪前进，跃上千里马，全面大跃进，充分运用有利条件，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乘卫星、驾火箭，十年规划，一年实现。县委二届二次全会的召开和水利建设高潮的迅速兴起，揭开了汝南县“大跃进”的序幕。
汝南县二届二次党代会以后，全县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热潮。过高的指标，急于求成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引起各级干部的浮夸风。
1958年，全县农业“大跃进”是以浮夸风为显著特征的。6月10日，县委下达《关于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四点指示》,要求解放思想，反对右倾保守，激发革命干劲。7月7日，全县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掀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唯心论口号，并在县委召开的县、乡、社庆祝小麦丰收会议上，采取报喜的形式上报夏季产量，树立高产典型，实际上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反右倾，大刮浮夸风”的开始。各高级社怕戴“右倾”帽子，竞放“小麦高产卫星”。如光明公社肖屯大队就放出了3亩小麦亩产3460斤的大卫星。
1958年8月19日，中共汝南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河南省委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县委书记傅良太作《反右倾，鼓干劲，力争秋季大丰收的报告》,学习省委下发的揭发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的所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言行的材料及对他们的处理决定。会议根据河南省、信阳地委部署，决定在全县范围掀起反“潘、杨、王”运动高潮。会后，全县各地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多次掀起运动高潮，1958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底，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内，计有4020名干部(包括教师)、29万多群众参加了斗争，共贴大字报2298539张，提意见5588598条，此前，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和群众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打击。反“潘、杨、王”运动在全县造成了思想混乱，直接助长了汝南县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左”倾蛮干的急剧发展。8月28日，汝南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将全县秋粮增产指标进一步提高，扩大红芋种植面积40万亩，亩产保证4000斤，争取5000斤。扩大水稻面积30万亩，亩产保证600斤，争取1000斤。棉花每亩保证皮棉100斤，争取150斤。
在县委“以粮为纲”“力争第一，力争上游”的号召下，全县农业战线再次狂热掀起跃进竞赛浪潮。官庄公社放出了公社党委书记李振杰为首培养的3亩6分玉米地，亩产14175斤；光明公社放出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崔宪礼为首培养的5亩棉花，亩产皮棉2698斤2两；红光公社放出了副社长石化娥为首培养的546亩棉花，亩产皮棉1607斤；大王桥公社张庭杰培养的1亩2分棉花，亩产皮棉2100斤；红光公社熊登科培养的芝麻3亩6厘，亩产4077.59斤；水屯公社石运山培养的1034芝麻，亩产3483.2斤等“高产卫星”。
随着农业跃进竞赛的开展，全县各地农村劳动组织完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个乡均建立跃进兵团，农业社建立营、连、排组织，每个排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书、社长分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或营长、连长。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工下工有总结评比。从1958年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县消灭草荒232.6万亩，消灭三类苗21万亩，消灭空闲地2.3万亩，消灭虫害35万亩，积肥230多亿斤，秋作物每亩平均施肥1.5万斤，并完成蓄水工程土方306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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