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诸岛,如散落的翡翠,镶嵌于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汇流之处。这片海域,坐拥岱衢洋、黄泽洋、黄大洋、灰鳖洋四大渔场,300余种水产资源在此繁衍,潮起潮落间,孕育了岱山绵延几千年的渔业文明。
岱山渔业的源头,藏在岁月深处的烟波里。《岱山镇志》记载,“岱山渔业不知起于何时,无可考证”,却也留下了“大约宋元时已有之”的线索。考古发现,让这段历史有了更古老的注脚——衢山岛虾蟆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制鱼轮与渔网沉锤,印证早在四五千年前,先民便已在此驾舟撒网,开启耕海牧渔的生涯。周代文献中,有吴王在杭州湾海域捕捞大黄鱼盐渍成鲞的记载。
宋元时期,岱山渔业渐成气候。元大德《昌国州志》中“渔盐之名”的记载,标志着渔业与盐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附海之民,岁造鱼鲞”的习俗延续至今。至宋代,渔业迎来首个鼎盛期,《康熙志》明确记载岱山“以渔为业,宋时极盛”。岱衢洋渔场雏形初现,大黄鱼、鳓鱼、鲳鱼等群聚于此,东沙、高亭、长涂、衢山等港湾渐成天然渔港,木帆船往来穿梭,渔歌互答,开启了“靠海吃海”的繁荣发展。
明清两代,岱山渔业走向鼎盛,成为“渔盐之利,甲于一群”的富庶之地。清康熙年间,海禁解除,岱衢洋渔场迎来黄金时代,每年四五月间,大黄鱼汛,江、浙、闽三省渔船云集,东沙角、岛斗岙一带帆樯林立。清朝刘梦兰诗中“无数渔船一港收,渔灯点点漾中流”的景象,正是“衢港渔火”的真实写照——夜幕降临,数千渔船灯火连绵,倒映海面如星河坠落,绵延数十里。民国6年(1917年)渔汛,此处聚集渔船万余艘、渔民8万余人,单日捕捞大黄鱼数万斤,东沙角“停泊晒鲞、殆无虚地”,鱼鲞加工产业随之兴起,远销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岱山渔业迎来跨越式发展,跻身全国十大重点海洋渔业县,长期稳居全国第二、三位,成为东海渔业的核心枢纽。四大渔场各有禀赋:岱衢洋为“前门一港金”,是大黄鱼的核心产卵场;黄大洋、黄泽洋盛产鲳鱼、鳓鱼、乌贼;灰鳖洋则是梭子蟹、带鱼的重要栖息地,319种水产资源在此共生,构成完整的海洋生态链。
岱衢洋的大黄鱼,是岱山渔业最耀眼的名片。这片海域咸淡交融、饵料丰沛,孕育的大黄鱼肉质细嫩、脂厚味鲜,被誉为“岱衢族大黄鱼” 。每年四五月,大黄鱼洄游产卵,形成一年一度的黄金渔汛,东沙、高亭等渔港人声鼎沸,大小渔船数千、渔民数万云集于此。最高年产量达4万吨的辉煌,是大海馈赠的厚礼。这里造就了“宁可错割廿亩稻,不可错过鮸鱼脑”的渔谚——鱼山海域的鮸鱼(米鱼)同样名贵,其脑、鳔皆是珍馐,渔民宁可放弃良田收成,也不愿错失这海中至鲜。
岱山渔业的传奇,不止于大黄鱼与鮸鱼,更有两项技艺冠绝全国。
其一为传统流网作业,堪称岱山渔民的匠心绝学,居全国首位。流网以尼龙网具为主,轻薄坚韧、网目精巧,渔船单船可携带百余顶网具,随波漂流、精准捕捞,专捕梭子蟹、马鲛鱼等洄游性鱼类。这种作业方式灵活高效、对资源破坏小,是岱山渔民世代传承的智慧结晶,至今仍是渔业生产的重要作业方式。
其二为梭子蟹捕捞,产量常年领跑浙江全省,最高年产量达9万多吨。每年十月,梭子蟹迎来旺汛,蟹群密集、膏肥肉满,此时的岱山海面,流网渔船昼夜作业,满载而归。“十月旺蟹汛,大女买嫁妆,小女买糖霜”,这句流传百年的渔谚,生动道出蟹汛的富庶——一场旺汛下来,渔民收入丰厚,足以置办嫁妆、滋养家小,大海的馈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岱山人。
渔汛的兴衰,连着渔民的生计,也连着岱山的烟火人间。渔汛期间,渔港便是热闹的市集,渔获上岸即刻交易,鱼贩、盐工、船工往来穿梭,吆喝声、谈笑声、渔网碰撞声交织在一起。东沙古镇因渔而兴,老街两旁的鱼鲞铺、渔绳店、酒馆鳞次栉比,空气中弥漫着海腥与鱼鲞的咸香,成为岱山独有的味觉记忆。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曾经“帆樯林立、渔火满天”的盛景,随着海洋资源保护与产业转型,渐渐沉淀为历史记忆。如今的岱山,渔业不再是单纯的捕捞业,而是迈向“养殖+捕捞+加工+文旅”的融合发展之路。大黄鱼、梭子蟹等特色养殖蓬勃发展,深海网箱养殖基地星罗棋布,“岱衢族大黄鱼”品牌重焕生机。东沙古镇的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留存着老渔船、旧渔网、老照片,诉说着千年渔脉的故事。
站在岱山的海岸边,远眺万顷碧波,潮起潮落间,仿佛听见千年渔歌回荡。这份对大海的深情,会永远刻在我们的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