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现有关于农户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意愿的研究,通常聚焦于个体和社会经济特征,而未考虑潜在的心理因素。本研究采用计划行为理论(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学模型)来识别影响农户为碳减排而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愿的心理结构要素。根据该理论,个体行为由个体行为意愿驱动,而行为意愿又取决于个体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这些结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显示,农户的再利用意愿显著受其态度影响,其次为感知行为控制。同时,通过多组分析确定了不同类型农户在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愿方面的驱动因素差异。研究表明,主观规范是影响女性、高学历、高收入或务农经验较少农户再利用意愿的一个因素。政策制定者可利用这些研究结果制定激励政策,激发农户的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意愿甚至行为。应开发有效途径,培养农户的积极态度、生态效益意识和社会规范意识,以激发其参与再利用实践、减缓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本研究结论也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鼓励农户为碳减排而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介绍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是与温室气体(GHG)排放相关的气候变化日益加剧(Saunders等人,2006年;Liu等人,2012年;Quiggin,2013年)。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2012年,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包括CO₂、CH₄和N₂O)的浓度分别增加了40%、151%和20%(美国环保局,2014年)。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农业碳排放占人类活动碳排放总量的近30%(IPCC,2014年)。特别是,农业废弃物焚烧已被证明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不可忽视的CO₂排放源(Yan等人,2015年;Sun等人,2016年),这也严重阻碍了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Cheng等人,2011年)。然而,农业废弃物可作为一种生物质资源加以利用(Matsumura等人,2005年),能够为农民提供碳减排收入(Sohi,2012年)。它还有潜力成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Navia和Crowley,2010年;Liu等人,2012年)。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从国内和国际视角来看,中国需要将其农业发展模式从传统粗放型转变为低碳经济型,以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双赢(Zhang,2010年;Bing等人,2010年)。近年来,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再利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中国政府(2013年)强调了农业作物秸秆再利用的重要性,以及禁止露天焚烧这一普遍做法以减少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紧迫性。此外,中国还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2015年),大力推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国家综合利用,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零排放。尽管目前农民可采取不同的利用措施,但其采用意愿仍然较低。因此,由于农民是真正的实施者和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他们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动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扩展政策和碳减排(CEA)计划,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He等人,2016a)。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开发了农业废弃物的利用措施(Mohan和Singh,2002年;Guo等人,2010年),并对这些措施的碳减排潜力进行了评估(Weitz等人,2002年;Navia和Crowley,2010年;Liu等人,2012年)。大多数关于农民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决策的现有研究都十分关注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农民的教育水平和农业收入(Shehrawat等人,2015年;Jiang等人,2014年)。然而,这些社会经济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民决策和行为的真实动机(Knowler和Bradshaw,2007年;Hansson等人,2012年)。Borges和Lansink(2016年)认为,现有文献对于农民行为的决定因素尚无定论,可能是由于忽略了心理因素的作用。
在所有社会心理学方法中,计划行为理论(TPB)被广泛用于识别影响人们意图和行为的心理因素。计划行为理论由Ajzen(1991年)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决策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愿望,而是主要受到知识、资源和机会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态度(对执行特定行为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主观规范(执行特定行为的社会压力)和感知行为控制(基于个人经验和资源,对自身执行特定行为能力的认知)这三个社会心理结构共同决定了个体的意图(执行特定行为的意愿),而意图是决定实际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动机。同时,感知行为控制可直接预测实际行为(Ajzen,1991年)。计划行为理论已被用于研究低碳旅游(Bamberg和Schmidt,2003年)、家庭回收(Kaiser和Gutscher,2003年)、有机食品消费(Zhang等人,2013年;Yazdanpanah和Forouzani,2015年)以及其他环境问题。在农业领域,计划行为理论也被用于分析农民的保护行为(Beedell和Rehman,2000年)、气候变化适应意图(Truelove等人,2015年)和创新技术采用决策(Borges和Lansink,2016年)。计划行为理论为预测农民的意图和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Chin等人,2016年),因此,它可以为揭示驱动农民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图的心理因素提供深刻见解。
有鉴于此,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试图确定农民的认知(包括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这三个组成部分)对其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图的影响。为了确定这三个结构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同时估计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的所有关系。此外,还进行了多组分析,以研究不同类型农民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图的驱动因素差异。本研究得出的结果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调整现有政策,并设计激励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的碳减排计划。

理论分析
在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中,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这三个社会心理结构共同决定意图,而意图会进一步决定实际行为。一般来说,当人们对某一特定行为持积极评价,感受到更强的执行该行为的社会压力,并且认为自己拥有更多资源、机会,感知到的阻碍更少时,他们采取行动的意图就会更强。
就本文而言,当农民对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RABW)持积极评价,意识到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是社会倡导的行为,并且认为自己具备实施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的能力(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感知到其可行性时,他们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就会更高,进而会采取实际行动。
根据Wauters等人(2010年)的研究,态度被定义为农民对某一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本研究认为,当农民认为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对自己和环境都有利时,他们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就会更高。主观规范是指农民感知到的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基于周围有影响力人士意见的压力。当农民感知到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得到了重要人物或意见领袖(如村干部、受过高等教育的邻居和富裕的农民)的支持(Power等人,1988年;Yang,2000年;Sun,2009年;Gao和Bi,2009年)时,他们就更有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希望自己的行为能获得社会认可。感知行为控制被定义为农民基于自身能力(包括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对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的困难程度和可能性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感知行为控制会促进或阻碍农民采取行动的意图(Borges和Lansink,2016年)。他们的感知越积极,实施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的可行性就越高。我们提出三个假设,以验证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本研究情境中的适用性,具体如下:
假设1:农民的态度对他们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有积极影响。
假设2:农民的主观规范对他们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有积极影响。
假设3:农民的感知行为控制对他们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有积极影响。

方法和数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将农民的意图设为因变量,而将他们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设为自变量。考虑到难以测量未观察到的潜在结构以及主观测量误差,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这些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该方法可以解决上述不足,并允许同时估计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农民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相对重要性(Bleakley和Hennessy,2012年)。
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Jöreskog,1967年)。测量方程用于检验潜在变量与其对应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潜在变量方程(1)和内生潜在变量方程(2)。结构方程用于检验外生潜在变量与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称为路径分析,见方程(3)。

其中,X代表外生潜在变量向量,反映农民对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RABW)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指标;x代表外生观测变量,指他们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Y代表内生潜在变量向量,反映农民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方面的意图指标;h代表内生观测变量,指他们的意图;Lx和Ly分别代表外生潜在变量、内生潜在变量与其对应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d和ε分别代表外生观测变量和内生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向量;B代表部分内生潜在变量与其他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系数矩阵,反映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G代表内生潜在变量与外生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系数矩阵,反映外生潜在变量X对内生潜在变量Y的路径系数;z代表结构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多组分析是验证同一理论模型是否适用于预先定义群体的重要工具,通过对每个群体分别进行分析并估计群体特定参数来实现(Marcoulides和Heck,1993年;Schumacker和Marcoulides,1998年)。它通常用于同时将一个一致模型拟合到代表两个群体(如男性和女性)的两套数据上,使估计结果具有可比性。因此,通过比较不同群体的系数估计值,可以衡量分类变量的影响(Hair等人,2014年)。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AMOS软件中的“多组分析”模块,确定了六个控制变量(即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经验、兼职工作和收入水平)对农民再利用意图的影响。
1.2 抽样与调查
本研究数据通过2012年8月至9月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和随州市的六个县(见图1),即新冲、朱城、城关、历山、万店和三里岗,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获得。在每个县随机选取三到四个村庄,再从村委员会提供的名单中,每个村庄随机选取15至25户作为受访者。
为确保问卷中的问题在面对面交流中易于理解,我们首先对35名农民和15名村干部进行了预调查,然后由华中农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调查员进行实际调查。最终版问卷包括五个部分:1)农民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信息;2)农民对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认知;3)农民对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利用方式;4)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的技术和信息需求;5)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农民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最后,在调查了20多个村庄和400多户农村家庭后,剔除关键信息不完整或不一致的问卷,共获得398份有效样本。
1.3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
农民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数据分布见表1。样本中农民的性别比例相对均衡,男性216人(占54.3%),女性182人(占45.7%)。相当一部分受访者(32.2%)为中年人,年龄在41至50岁之间。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具体如下:11.1%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24.4%接受过小学教育,48.2%接受过初中教育,14.8%接受过高中或职业教育,只有1.5%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9.8%)除务农外还从事第二经济活动。大部分受访者(75.9%)的务农经验超过20年。最大一部分受访者(40.95%)声称其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元(约合3021美元)。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年)和湖北统计年鉴(2013年)提供的普查数据相比,样本农民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与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相当吻合。因此,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本,适用于本研究关注的内容。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目的有两方面:1)考察农民认知(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其为减少碳排放而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图的影响;2)通过针对农民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经验、兼职工作和收入水平的多组分析,识别不同类型农民在再利用意图驱动因素方面的差异。
本研究主要有两大发现。首先,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农民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显著受其态度(对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影响,其次受其感知行为控制(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影响。然而,除部分群体外,农民主观规范与意图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见表3和表4)。这一发现与以往多项关于人们废物回收意图或行为的研究一致(Knussen等,2004年;Tonglet等,2004年)。此外,Yazdanpanah和Forouzani(2015年)以及Tan等(2017年)发现,在解释个体意图时,主观规范的作用通常不如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显著。根据马斯洛(1943年)的人类动机理论,金字塔底部的生理需求应首先得到满足,之后才会产生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一旦基本需求得到良好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出现。由于本次调查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大多只有基本需求(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有待满足,而非社交需求(如归属感、情感)和精神需求(如自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农民在决策时不会刻意追求社会认可或支持,而是更关注心理预设(即受自身思维惯性限制)。所以,社会压力对农民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弱。
其次,我们发现不同类型农民(按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务农经验分类)在主观规范与意图的显著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见表4)。对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收入较高(年收入超过4万元)或务农经验较少(30年及以下)的农民,其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意图也受主观规范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更有可能感受到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社会压力,进而改变行为,以表明对所在社会文化共享价值观的承诺(Borges和Lansink,2016年)。相反,对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或务农经验较多的农民,其意图受主观规范的影响不显著,因为他们更关注自己对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看法和态度,而非听从他人建议。
具体而言:1)女性农民容易受周围人(尤其是农村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人,如村干部、富裕农民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邻居)的意见或行为影响。Zhang等(2013年)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发现,他们指出,女性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意识一般不如男性强,后者通常自主性强,不易受外界影响。2)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对低碳农业、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利用技术及其他新兴环保理念的接受程度更高,这与He等(2016b年)的先前研究一致。此外,Zhang(2007年)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更易受社会标准约束,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视野受知识匮乏和强烈的“小农心态”(即不自觉的“自私行为”)限制。3)收入较高的农民有经济能力采用社会倡导的利用技术,以获取最大收益。然而,收入较低的农民可能需花费更多精力平衡家庭财务状况与基本物质需求和农业生产(Mantovani等,2017年)。因此,他们较少关注与外界获取和交流信息。4)务农经验较少的农民倾向于听从知识更丰富、经验更丰富的农民的建议或意见(Arunrat等,2017年),而务农经验较多的农民更易形成保守或长期的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处理习惯。
对于各类农民,研究结果均显示,态度对其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意图的影响总体上强于感知行为控制。一方面,如果农民对为减少碳排放而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环境和社会价值毫无疑虑,或接受低碳农业理念,其意图将大幅增强。另一方面,如果农民能基于自身知识、资源和技术,感知和评估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生态或经济效益,他们将更有信心参与碳排放减排计划。
这些发现为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中国预测农民农业生物质废弃物再利用意图的适用性提供了支持。同时,本研究通过深入洞察不同类型农民再利用意图的心理因素差异,为现有实践做出了贡献。应制定有效方法,培养农民对再利用实践的积极态度,以缓解气候变化。例如,可设立节能减排项目(如农村沼气项目、秸秆发电项目、秸秆腐生菌培养项目)补贴示范区,鼓励农民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此外,必须提高农民对自身行为生态效益的认识,这将激发他们主动参与碳排放减排计划的热情。我们还可以针对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或务农经验较少的农民,提高他们对低碳农业的社会规范意识。例如,可邀请村干部、富裕农民和村中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传播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知识,以及农业领域其他有助于碳排放减排的建设性行为。本研究的结论也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定激励政策,以激励农民再利用农业生物质废弃物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图表解剖

表1.样本中农民的人口统计学与社会经济特征




参考文献:Jiang, L., Zhang, J., Wang, H. H., Zhang, L., & He, K. (2018).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farmers’ intentions to reuse agricultural biomass waste for carbon emission abate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9, 797-804.
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的理解和解读,详情请阅读以下pdf原文!
END


欢迎识别二维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