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资本炼金术——剖析农业土地金融化的实质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流转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1980 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稳定预期，政策采取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刚性原则。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人地错配”的伏笔：一方面，新增人口面临无地可分的困局；另一方面，部分家庭劳动力不足，土地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

这种矛盾在统购统销体制下被进一步放大。早期承包制并未立刻解除“交公粮”的指令性义务，农民在承担生产风险的同时，仍需以低价上交大部分剩余。随着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化提速，农业的比较收益大幅下降。

图一 农民与土地

对广大农民而言，土地流转并非单纯的经济交易，而是为了从低效、沉重的农业劳作中“赎买”出自身的劳动力，投向非农领域。随着大量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实质上是为农村社会设置了一道“安全阀”——也就是无论宏观经济如何波动，农民始终有一个“退路”。即这一政策实际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本质上是将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社保体系无法足量覆盖农村的制度过渡期内，凭借“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制度设计，土地在法律意义上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到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经历了几次重大政策调整。从 1980 年代的第一轮承包到 1990 年代的“再延长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个从临时政策向刚性法律的跨越。2003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结束了农民土地权利依赖基层干部解读的时代，从法律层面锁定了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看似是保护，实则为经营权的独立化和后续的资本进入铺平了道路。

图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现实观察表明，在不少地区，土地流转已不再围绕农业生产展开，而是围绕融资能力展开。谁掌握更多土地，谁就更容易获得贷款、补贴与政策资源，土地逐渐从“种什么、怎么种”的生产问题，转变为“能抵押多少、能融资多少”的金融问题。而这种转变在基层以极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平度纵火案¹为例，在土地流转手续尚存争议、补偿未落实的情况下，开发方联合基层力量强行推进项目，甚至以暴力手段逼迫农民让渡土地。最终，一名六旬农民在守地过程中不幸丧生。事件之后，土地依旧被推进开发，而农民既失去土地，也失去最后的谈判能力。更普遍的情形则是：企业以高租金承诺获取土地，再以合同抵押融资，一旦资金链断裂，租金无法兑现，土地撂荒，农民既失去收入，也难以恢复耕种。这类情况在多地反复出现，并非个案。

近期关于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引发人们的讨论，我们认为该政策初衷在于，通过经营权的长期稳定性，鼓励农业投入，但在商业逻辑的渗透下，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权衡，已然被重构为生存权对财产权的无底线让渡。土地正在从农村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退化为个别企业套取信贷的杠杆工具，这种变化正日益加剧。

土地流转实际上是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但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会被钻制度的空子，将原本作为生产要素和生存保障的农村土地，异化为复杂的金融杠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土地金融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农村信用社融资，农户通过加入农村信用社，成为会员并获取小额贷款，其目的主要是用于购置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第二类是农地信托融资，农地信托机构受承包人委托，扮演起土地资产“操盘手”的角色。通过市场化运作，将原本分散的经营权在程序合规、期限明确的前提下，有序流转给更有实力的主体进行生产与管理。

图三 农村信用融资

第三类是农地抵押融资，平台借助农地经营权的抵押，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被抵押的农地可用于流转经营，直到农户或农企偿本付息后归还其经营权；第四类是农地证券化融资，农地证券化是农地经营权的证券化，凭借农地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及其运营过程中，带来的稳定收益来保障持续的现金流，并将其作为发行证券的基础。证券化是农地金融的高阶产物，由于证券化过程较为复杂，涉及的参与主体也相应较多，当前我国的农地证券化实操尚处于摸索阶段。

图四 乡村资本化的鼓吹者

在土地金融化的势头下，存在着一套隐蔽而精巧的套利模式。随着“三权分置”²改革的深入，经营权从承包权中独立出来，获得了可流转、可抵押的法律地位。然而，企业利用这一制度红利，将经营权权证化，构建起第一层金融杠杆。在这一层面，企业通过大规模流转土地获取经营权证，并以此为抵押向银行套取贴息贷款，人为抬高流转合同的预期收益，从而放大抵押估值。或者通过设立空壳农投公司，利用万亩规模效应骗取国家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补贴及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一旦资金到手，资本往往不会投入实际生产，而是投向高收益的非农领域。这一操作，为了快速连片圈地，往往要求一签就是十几年、二十年的长期合同，很多农民法律意识不强，看不懂合同条款，只看到眼前的高租金，便匆匆签字。企业把土地集中到手后，第二年、第三年马上就会画风突变：往往以市场不好、亏损严重为由，强行压低租金，甚至长期拖欠。

现实中也出现了以租代征的灰色样态。“以租代征”是指通过租赁农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建设，从而规避法定的土地转用审批和征收程序。这一模式的核心，不是“违规用地”，而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归属”的重新分配。企业利用租金与土地性质变更后的增值收益，所产生的巨大价差进行套利。以“租用”之名行“开发”之实，建设厂房、仓储甚至旅游地产，实质上是剥夺了农民在土地性质转变过程中应得的溢价。农民仅获得微薄的年化租金，而资本却在未缴纳高额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土地用途享受了城市化红利，一边是国土资产严重流失，另一边是农民彻底丧失了长期的发展权。

而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与一些企业合谋，大兴土木，后期无人买单，面临破产。此时土地已被废弃的建筑物占据，长久荒废。同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租约到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难以拆除，土地复垦困难，农民可能将面临收不回地的窘境。近期有新闻曝光，山东临沂莒南县以发展现代农业实训为名，圈占近 140 亩土地，总投资超 7 亿元，宣称打造农业技术、农机培训、种植养殖三大实训基地。然而，这片土地上最终建成的却是迎宾楼、宴宾楼、酒店、健身房、棋牌室等豪华配套，三个核心农业实训功能区一个未建。

图五 相关报道

湖南耒阳以发展童车产业为名圈占土地，规划打造所谓百亿婴儿车产业园区，占地2000 亩，园区实际可用土地仅 290 亩，也并未真正落地童车生产相关产业与配套项目，大量土地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仅建成少量厂房，入驻企业稀少。这些政绩项目，正剥夺着农民在法定征地程序中应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其他补偿费。租金与一次性足额补偿之间的巨额差价，构成了“以租代征”的利益黑洞。对于农民而言，这无异于用芝麻换走了西瓜，被眼前的小利掩盖了未来保障的永久丧失。

而在更为高级的金融化形式中，土地经营权被包装成资产支持证券（ABS）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目前国内公开落地的土地经营权ABS项目，大多是大型国有农业集团发行的，不是民间资本绕过监管搞的空壳公司骗局。它们有证券交易所审批、有评级机构背书、有政府背景兜底，属于“正规金融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当土地经营权可以被证券化、可以在交易所交易，在这个模式的复制过程中，合规的边界很容易被突破，合法的ABS就可能演变成“以租代征”的高级版本。而实践中，“土地承包金ABS”模式正在从大型国企向地方农业公司扩散。

这种模式是企业先从农民手里租地，未来每年能收地租、赚经营收益；然后企业把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地租收入，或者土地经营产生的预期收益，打包成一份份理财产品，卖给市场上的投资者；投资者买了之后，每年可以从土地收益中分到利息；公司拿到钱之后，继续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形成“拿地→套现→再拿地→再套现”的循环。但对于农民来说，实际是一个巨大的错配，风险和收益被故意分到了两个世界里，城市里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拿走了最安全、最优先的那部分收益，那些风险高、收益没保障的“尾巴”部分，被留给了农村，留给了村集体、合作社，或者那些不懂金融的农民。农业本来就靠天吃饭。一场旱涝、一次市场暴跌，现金流就可能断裂。2013年，中信信托在安徽宿州推出全国首单土地流转信托计划，涉及5400亩土地、300多户农民。当时中信信托公开承诺：每年每亩不低于1000斤小麦的地租（折合约1000元），外加土地增值收益的70%分给农民。听起来是一个农民稳赚不赔的方案。然而实际情况是，项目运行至今从未盈利，增值收益的70%从未兑现过，农民除了地租之外，一分钱分红都没拿到。更关键的是，信托计划嵌入了政府信用背书，一旦陷入纠纷，农民无法直接对中信信托和农业公司维权，只能去找政府，而政府的回应往往是无能为力。

农民名义上享受了金融创新带来的收益提升，实际上只是一个被隔离在利润分配之外的旁观者。2023年12月，广西农垦集团发行了一笔总规模8亿元的土地承包费ABS产品，这笔钱被用于支持广西农垦的蔗糖、畜牧、木薯加工等绿色循环产业链。该产品的宣传材料提到，这笔钱“保障了4348户脱贫蔗农家庭收入”。然而，这4348户蔗农并不是ABS产品的受益人。他们在农垦的土地上种甘蔗，农垦收购甘蔗、加工制糖，融来的钱投入产业链后，理论上可以提高甘蔗收购价或稳定就业，但蔗农并不直接从中分钱。他们与金融市场的距离，隔了农垦集团、国开证券、东方金诚评级机构等多层中介。一旦ABS产品因甘蔗市场波动或经营不善出现问题，最先受损的依然是这些最底层的蔗农。

当土地从‘养命田’被异化为‘金融券’，法律赋予的生存保障便在层层加杠杆的金融游戏中被稀释殆尽。这种将土地保障功能与风险金融化强行嫁接的尝试，实质上是让最脆弱的个体去对冲最莫测的市场风险，其结果往往是资本收割了当下的红利，而农民却透支了未来的退路。

如果说土地金融化是以预期收益为锚点对农村资源的一次联合收割，那么农业企业化则是以经营效率为由，正在对农村生产方式进行整体重塑。农业企业是这场土地金融化变革中最主要的参与对象之一，它们以“规模经营”“现代农业”为名重新组织劳动力、土地和技术，将小农与集体化传统从土地上驱离，同时也将农村的生态、社会与文化卷入了不可逆的重构过程。农业企业化本身、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运营、甚至“以租代征”下的非农开发，都是金融化的不同面孔——它们共同遵循着同一个核心逻辑：将土地、劳动力、社会关系、生态资源统统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折现的资产，并按照资本的效率原则重新配置。

农业企业对利润率的敏感度远高于家庭农户。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产出，企业普遍采取单一作物连作、超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大面积覆盖地膜等高强度集约化生产方式。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土壤有机质急剧下降，微生物群落崩溃，土壤逐渐矿化、板结。

图六 地膜污染

在东北某些黑土区，大规模玉米连作十年后，黑土层厚度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在西北的棉花种植基地，地膜残留量每亩高达数十公斤，土壤通透性和保水能力严重退化。企业没有动力养护土地，因为它们的经营合同通常只有十年、二十年，土地退化带来的损失将由下一任经营者或村集体承担，这种生态掠夺是企业化模式的必然副产品³。

另一方面粮油作物的比较收益低、价格波动小，难以满足对超额利润的期待。因此，农业企业化普遍伴随着“非粮化”倾向：从早期的蔬菜、水果，到中期的中药材、花卉，再到近年的油茶、蓝莓、阳光玫瑰葡萄，每一次作物潮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和农业企业的快速扩张。然而这些潮汐式的种植往往缺乏对市场需求的冷静判断。当某个品种被炒热后，大量企业一拥而上，几年内供给严重过剩，价格暴跌，企业跑路，留下成片荒芜的果园或大棚。安徽某县的蓝莓基地、广西某地的沃柑园、云南某地的牛油果项目，都上演过相似的剧情：企业以每亩800-1200元的租金流转土地，头两年付租正常，第三年起开始拖欠，第四年人去楼空。村民收不到租金，土地却被硬化、起垄、架设了水泥柱和滴灌带，复耕成本高昂。

在农业企业化以后，生产决策往往由企业农艺师或技术员制定，作业指令以标准化的形式下达：什么时候打什么药、施什么肥、用什么机械、按什么密度种植。农民不再需要自己判断，只需要像流水线工人一样执行指令。归根到底，农业企业追求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最大化。在企业的成本收益账本上，劳动力被简化为一项可变成本。与传统小农家庭经营不同，企业没有赡养村社内非壮劳力的道义责任，也没有“自己人”的情感纽带。换句话说，它的用工逻辑是刚性的，它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机械化作业、标准化操作、长时间连续劳动的“工人”，而不是那些动作迟缓、体力下降、无法快速掌握新设备的老龄农民。许多这样不可逆的代价被轻描淡写地归为转型阵痛，却从未被计入资本的损益表。

图七 在自家地里“打工”

当企业拍拍屁股卷款离去，资本损益表上抹去的是一串数字，而留给乡村的，却是再也回不去的肥沃土壤、散落一地的传统技艺，以及一群被时代浪潮抛在身后的衰老背影。

土地金融化问题的本质，远不止于监管缺位或补偿机制不健全。技术层面的修补，无法消解一个根本性的路线分歧：土地是否是或者能作为农民的最后生存保障呢？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否能有最后的生存保障呢？

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与招商引资的驱动下，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加速土地集中，甚至在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强制推动规模化经营，充当了资本扩张的协调人。安徽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但这里的土地流转已经严重走样。在小岗村与村集体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中，普遍包含这样一条：若遇国家或地方建设需要，征用或征收该块土地时，甲乙双方应无条件服从。这实际上是一条“钓鱼条款”，村里先把你的地流转了，租几年说要征，你就得无条件服从。在小岗村大严、小严村民小组，被征地超过承包面积一半的农户占到六七成，全村一次性买断近千亩。有村民反映：原来几十亩地，现在还剩下二三亩，只够口粮。按照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安置政策，要到60岁以后，才有每月150元的补助。拿走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却没有同步建立起一套社会化的养老补充体系，在土地金融化、农业企业化的发展势头下，基层治理的缺位是会助长这样的形式恶化的。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明确反对土地的过度金融化与证券化。然而，反对过度金融化并非排斥一切资本运作，必须在治理逻辑上实现从资产证券化向生产信用化的战略回调。要在盘活资源的同时，不让农村老人陷入“土地回不去、社保够不着”的悬浮状态，严厉遏制那种以剥夺生存权为代价的“掠夺式金融”。

政府应明确土地经营权抵押与证券化的底层红线：禁止任何形式的“一笔勾销”式买断。必须在法律合同中强制嵌入“生存保障调节条款”——即无论土地流转至何种金融层级，必须优先预留足以对冲通胀的“养老准备金”或“口粮返还金”。对于像小岗村那样的“无条件服从”条款，应通过司法解释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确保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能够获取除货币补偿外、具备代际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安置，而非一次性“断根”。

我们支持土地信用化的审慎探索，但这种信用必须嵌入生产环节，而非交易环节。应借鉴土地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的“工分制”与“内部化补偿”经验，构建当代的集体土地数字信用体系：土地经营权应作为集体内部信用的本位，农户通过土地入股获取“基础积分”，通过参与集体耕作、农机维护或公共服务获取“劳动积分”。这种积分不依赖外部高利贷杠杆，不产生金融利息，只在集体内部产生协同收益，确保农民始终拥有对生产成果的支配权。村集体可利用托管土地向政策性银行争取低息融资，但不直接发放现金，而是转化为内部的“农资代金券”。村民凭积分申请种子、化肥或农机服务。

许多时候，我们不应只算经济帐，而更应该算民生帐和稳定帐。企业没有帮助农村老人养老的责任和义务，但政府的公共责任，无法转嫁，也无法缺席。这意味着：必须守住土地公有制的社会保障底色，原本被金融中介抽走的利润必须截留在村集体内部。这些溢价本就应专项用于建立基层自组织和兜底性养老。土地不应成为资本对赌的筹码，而应成为农民“进可务工、退可耕地”的最后屏障。我们需要的不是让农民在资本市场对赌晚年的“炼金术”，而是要在守住公有制底色的前提下，通过审慎的信用运作，让土地真正成为“老有所依”的可靠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