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風SELECT|农民,乡村与农业|什么是种子主权:如何终结农业中的“剥夺式积累”?

阻止剥夺，实现再占有：

生物开源与种子主权的复归

Impeding Dispossession, 

Enabling Repossession: 

Biological Open Source and the Recovery of Seed Sovereignty

本刊读者想必不难看出,上述诗句所表达的,正是对欧洲数个世纪以来"圈地运动"的抗议——这场运动将劳动者强行从土地上剥离出去。马克思(Marx)(1977, 873)将这一农业征夺过程称为"原始积累",因为使生产者脱离土地——这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构成了资本主义启动与展开的原点和本质前提。

近来,学界对原始积累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将其视为资本的"农业史前史",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普遍而持续的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3, 144)提出"以剥夺实现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这一说法,用以替代马克思的术语,意在强调这一过程的当代延续性,并将分析焦点引向其多样的当下表现。因此,关于抵抗圈地与其他形式原始积累的丰富历史研究,如今正被大量新研究所补充——这些新研究探讨当下的剥夺式积累如何被强加,又如何因被剥夺者的抗争而受阻。

不过,正如那位匿名的19世纪诗人在诗末所提醒我们的,真正的挑战并不仅仅在于理解或阻止对公地的侵占,而是要找到办法真正"把它偷回来"。我在此所关心的,正是可称为"再占有"(repossession)的问题——即对已失之物的实际恢复或再获取,乃至主动开创一种类似公地的新空间,使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生产形式得以确立并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农业——原始积累的经典场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切实可行的契机,既能阻止以剥夺实现积累,又能实现一种新颖而富有生机的再占有形式。然而,我所关注的斗争领域并非土地本身,而是基因景观(gene-scape)与心智景观(mind-scape)。

生命科学产业的企业权力集中、知识产权(IPRs)在全球的强制推行、公共科学的私有化、转基因(GM)作物的扩散、"终结者"技术的研发,以及对遗传资源及相关文化知识的生物勘探活动蔓延,均已被明确认定为原始积累/以剥夺实现积累的当代典型表现(Mooney 1979; Kloppenburg 1988; Harvey 2003; Hardt and Negri 2004)。种子本身往往正是这些攫取行为的对象与实体。作为食物和生产资料,种子处在一个关键的交汇点上——当代围绕生产与消费的技术、社会、环境条件的斗争,在此交汇并以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来。谁控制了种子,谁就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整个食物体系的面貌。

为回应这一局面,过去十年间,农业、环境与社会倡议组织已在一个高度分散却颇具力量的社会运动中开展工作,这一运动虽未能阻止、但已成功延缓了在农业领域被普遍理解为企业"全球化"的进程(Schurman and Kelso 2003)。这一反对运动的前沿力量,是以"农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为组织形式的跨国农民网络,它将实现"食物主权"作为其全球目标(McMichael 2006; Desmarais 2007)。但是,若要实现"食物主权",就必须将植物遗传资源的控制权从那些意图垄断它们的公司手中夺回,并永久交付于有使命加以维护和促进其公平使用的社会团体或机构。换言之,食物主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种子主权"的复归。

我的观点是:虽然针对当代基因与认识论剥夺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推进替代性进步方案——诸如农民权利、参与式植物育种、复兴公共科学、发展农业生态学、支持去中心化和社区化的种子分发与营销——却未能获得足够的着力点。此外,针对生物勘探等不公平实践所采取的补救机制,往往反而把农民和原住民社区更紧密地嵌入市场体系,而非建构出可供替代行动的新的正向空间。具体而言,由于这些机制以私有化——而非共享——原则为其构成基础,它们连阻止以剥夺实现积累都做得不够,遑论推动种子主权的复归。

麦克迈克尔(McMichael)(2008, 207)所称的"全球化工程",哈特与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径称为"帝国"的事物,其同质化野心并不限于食物与农业,而是贯穿一切社会、经济与生物物理空间。无论具体语境为何,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攫取"公地"或"公共领域"中共有之物,将其转化为一种排他性的商品形式。圈地不仅不限于土地,也不限于通常所理解的"物质"资源。如此一来,版权法与专利法被构造出来,用以攫取并商品化人类创造力的产物,博伊尔(Boyle)(2008, 45)认为这一过程即"第二次圈地运动——对心智无形公地的圈占"。

圈地无论何时何地出现,都会催生出抵抗模式。一种尤为强劲且富于生机的回应,便是"自由与开源软件"运动(Raymond 1999; Boyle 2008)。程序员们发现自己的创造力、生产力和对社群的贡献受制于版权、专利及代码交换的种种限制,于是设计出利用合同法与版权法的种种机制,迫使分享而非排他性得以强制实现。更进一步,可以被纳入开源及相关"版权左"(copyleft)安排中的条款,还能有效防止代码被企图将其用于排他性目的的公司所攫取。不仅公共领域的攫取被阻止,还形成了一种"受保护的公地",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孕育出多样的、具有创新性的社会生产形式。

一些分析者已开始思考开源原则与法律机制如何应用于生物学知识、技术与产品的生产。我尤其有兴趣探讨:针对植物种质的生物开源安排是如何被提出的;这类安排的实施如何能够奠定一个由农民与植物育种者组成的受保护的公地——其中的材料可以自由获取、广泛交换,同时又能切实免于被那些意图垄断者所攫取。下文将具体考察生物开源如何被落地实施——不只作为对"以剥夺实现积累"的防御,更作为积极地"再占有"一个受保护空间的手段,在这一空间中,具有变革性能力的植物改良实践与制度可以被引入并发展壮大。

农业剥夺:种子主权的侵蚀

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渗透与强加,在时间、空间和经济部门上极为不均。事实上,农业本身已被证明相当抗拒全面纳入此类安排。"农民"在全球南方的持续存在、"家庭农场"在全球北方的延续——这种许多人未曾预期的延续——引发了关于各种农业理论与阶级分析在分析和政治上效用的复杂讨论(Bernstein 2007; McMichael 2008; van der Ploeg 2008)。尽管辨析分化是我们这些从事"农业问题"研究者的核心关切,但本文我将着重关注所有农业生产者的共性,而非区分不同群体的差异。因此,我使用"农民"(farmer)一词时,泛指全球范围内涵盖各种规模、技术水平与阶级位置的生产者。

无论差异何在,所有园艺与大田作物的生产者都要把种子种到地里。一位尼加拉瓜的小农(campesino)可能在半公顷地里用手播种大豆,而一位艾奥瓦州的农民可能正使用约翰迪尔(John Deere)DB60播种机,在2500英亩土地上同时播下36行大豆。然而,这两位生产者播下的,可能都是从孟山都(Monsanto)购买的种子,或是从上一季收成中留下的种子。越来越多、遍及全球的各类农民,都在面对已被商品化、专利保护、价格高昂的企业种子。他们与孟山都、先正达(Syngenta)、杜邦(DuPont)处于相似的结构性关系之中——这些公司正积极地把他们从自我供给这一最根本生产资料(即种子)的能力中剥离出去。我在这一汇聚趋势中看到的,是不同类型农民围绕"种子主权"这一共同关切被唤起觉悟、乃至动员起来的可能。

研究者已识别出若干阻碍资本渗透农业的自然(Mann and Dickinson 1978)与社会(Friedmann 1980)因素,它们支撑着小农商品生产抵抗分解的可能。种子的自然属性便是其中对商品化最具抵抗力的因素之一(Kloppenburg 1988)。作为活着的、可繁殖的有机体,种子具有双重属性,将作物生产过程的两端连接起来:它既是生产资料,又作为粮食成为产品本身。农民在种下当年作物的同时,也在再生产他们的一部分生产资料。这种生物学与社会学上的双重联结,抗拒着种子(与粮食相对)被完整地纳入商品形式。农民可以购买一个改良品种的种子,并在此后无限繁殖以供未来之用。只要这一条件成立,资本就没有太多动力去从事植物育种或商业化种子生产。这种自主再生产关键生产资料的能力,为农民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使其得以部分摆脱资本。这种"回种"(plant-back)特性,历史上一直是种子产业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制约。

直至1930年代,无论在全球北方还是南方,农民对自己的种子几乎享有完全的主权。也就是说,种什么种子、留什么种子、把种子作为食物或播种材料分配给谁,均由他们自主决定。这些决定是在其所属文化与社区的总体规范中作出的。尽管这些传统安排往往承认某种程度的遗传资源专属使用权,但它们大体上是开放体系,建立在互惠与馈赠交换之上,而非市场。事实上,这些传统安排通常激励并促进——而非限制——种子的广泛传播(Zimmerer 1996; Salazar et al. 2007)。种子的分享带来了遗传物质的持续重组,由此孕育出农民开发的作物品种与地方品种所具有的独特农艺韧性。这种历史性地创造与再创造作物多样性的过程,不仅养活了特定社区与民族,还共同构成了未来世界粮食生产所必须依赖的丰富遗传资源库。

自1930年代以来,农民对种子的主权被持续、渐进地侵蚀,而如今被称为"生命科学产业"的主体,其支配力则相应扩大。玉米中自交系/杂交的发展,首次将农民与有效繁殖播种材料的能力相割离,为私人资本进入种子业攫取利润打开了空间(Kloppenburg 1988)。此后,在所有适合杂交这一生物学方法的作物中,都开发出了杂交种。最近,基因工程被用于开发"遗传使用限制技术"(Genetic Use Restriction Technologies),使种子在未施用特定专有化学品的情况下无法发芽。活动团体将其称为"终结者技术"(Terminator Technologies)(ETC Group 2002),其研发并无任何农艺功能,而是意在解决行业在杂交难以实现的作物中(如小麦、大豆)以及在知识产权缺失或执行不力的国家中所面临的"回种"问题。

剥夺农民获取种子可繁殖性的第二条路径,是日益严苛的知识产权立法。1961年,六个欧洲国家创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这促成了美国1970年《植物品种保护法》(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 )的出台。尽管欧洲与北美的具体法律政策机制有所不同(Bocci 2009),但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监管环境,使非正规种子交换的空间与方式不断收窄,"农民特权"(相对于"育种者权利")——即保存并再播种受保护品种种子的权利——面临日益严格的限制。过去二十年间,标准实用专利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北美与欧洲的作物遗传领域。由于专利法中没有农民特权/豁免条款,在加拿大和美国,"回种"已被明确定性为非法。孟山都、先正达等公司对被发现侵犯其财产权的农民,已展开一场冷酷无情的宣传战与法律战(Center for Food Safety 2004)。

国家与跨国治理结构都被用来颁布和扩展这一法律框架,并将其推行到全球尺度。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今要求所有成员国为植物提供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这一条款由美国占领当局强加于伊拉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全球南方伙伴的贸易谈判中,也在施加类似——只是手段没那么公开强制——的压力。由此,许多国家已出台法律,削弱农民保存和再播种种子的权利(GRAIN 2003)。这些规定不仅实际上是对农民实践及其遗传资源的圈占,而且作为吸引私人投资的激励,也成为了削弱公共育种项目的平台与理由。

除农民之外,公共植物科学家在从事工作——甚至能否从事工作——上的选择,也受到知识产权扩张的制约。公共植物科学家尤其发现,自己的"操作自由"(freedom to operate)日益受到层层叠叠的"专利丛林"所限制(Graf et al. 2003)。公共研究机构(如美国赠地大学、政府机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系统)长期遭受削弱,其工作被服从于企业目标,结果就是对私营部门转基因品种开发的压倒性偏重(Gepts 2004)。公共科学未能提供企业种子的替代方案,致使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作物品种难以满足资源贫乏农民与有机农民的需求,常常不能合法保留种子,加剧了不可持续单一作物种植的扩张,并常常以专有的转基因成分污染其他品种(Quist and Chapela 2001; Rosset 200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发农艺上有用的新(因而可以申请专利)植物品种,过去和现在都必须依赖育种者对小农和原住民千百年来生产与再生产所形成的巨大生物多样性库的获取。大学和政府科学家系统性地从农耕社区收集地方品种,将其储存于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控制的基因库中,并随后用于育种项目——这是一项由来已久的实践。这一做法延续至今,其典型表现是美国农业部筛查15 000份大豆种质,以寻找对威胁美国大豆生产的亚洲大豆锈病的抗性(Grooms 2009)。鉴于这种对生物多样性的私有化并未向那些以"人类共同遗产"名义无偿分享材料的社区和民族提供对等的、或者足够的惠益回流,它日益被理解为一种"生物剽窃"(Mgbeoji 2006)。

马克思(Marx)(1977, 875)将原始积累定义为"无非是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过程"。在历史上,农业研究和立法行动被用来将农民与其生产资料中关键要素的再生产相割离,并将其作为商品安排其与农民相对立——这正是一种原始积累形式(Kloppenburg 1988)。此外,以种子属于"人类共同遗产"这一合法化说辞为掩护,从全球农民处收集遗传资源的做法,正是原始积累最简单、最直接的掠夺性表现(Kloppenburg and Kleinman 1987)。由于这些过程不仅延续至今,而且正在扩展,它们构成了哈维所称"以剥夺实现积累"的典型例证。

反对剥夺:妥协还是抵抗?

上述"以剥夺实现积累"的过程并非未遭抵抗。过去25年间,针对遗传资源的大量抵抗是在"农民权利"(farmers' rights)这一构念下展开的。198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约定》(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在一份"一致解释"中写入了"农民权利",旨在通过对农民在培育和再生产作物遗传多样性方面所投入劳动的实用价值与贡献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承认,来平衡育种者权利。然而,无论其设想多么动人,"农民权利"在国际论坛中的实际落实,不过是修辞上的障眼法,成了把活动人士的精力引入与企业游说者、国家官僚冗长谈判的手段。历经12年谈判,最终成果是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简称ITPGRFA),它既未能有效阻止遗传剥夺,也没有就所被攫取之物提供任何物质补偿(Kloppenburg 2004, 342-4)。

第二条行动路径是尝试利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的一个缺口。TRIPS第27.3(b)条要求WTO成员国通过专利、植物育种者权利(PBR)安排或"有效的独立体系"(sui generis system)来为植物提供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一选项为成员国提供了机会,可立法保护农民和原住民的利益与需求,并制定尊重并奖励集体发明的知识产权安排。但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常常是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干脆直接采用了PBR框架,而非发展一条替代路径(De Schutter 2009, 6)。

在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制度都无法充分照顾其需求与权利的情况下,一些农民与原住民社区转向了第三种机制——直接双边协议——来确立对作物生物多样性的权利、管理生物勘探并从遗传材料中获取惠益流。这些协议涵盖从典型西方专利法式的细致法律化模式,到更类似条约而非合同的框架。对这些安排的若干评估显示,它们不仅未能带来任何实质性惠益,还常常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撕裂,且往往对签约社区造成实质损害(Hayden 2003; Greene 2004)。

这些机制收效甚微,并不令人意外。现行知识产权体制本身就是为服务企业利益而塑造的法律构造。当面对承认集体发明或社区为基础的发明的倡议时,企业及其国家盟友要么阻挠,要么在被迫接受时,倾向于将其稀释并以最少的扰动纳入主流体系。此外,作物遗传资源的集体性生产特征及其广泛分布与交换,几乎总是使把"发明"恰如其分地归属于某个人、若干人、一个社区、若干社区甚至一个或多个民族,成为一项不切实际、且常常引发分裂的任务(Kloppenburg and Balick 1995)。

即便能够确认某个合法的合作方,也很难看出农民或原住民社区或组织如何能够对生物勘探活动作出知情同意,并构建对自身利益足够敏感的交易协议。再者,任何材料在采集之时的价值不确定、后续育种与营销中新增价值难以区分、捐方与采集方之间权力严重失衡,这些都使得通过诸如使用费、许可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工具实现的物质惠益流至多处于不确定状态。

除了这些实操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被认定为潜在"所有者"的个人或社区,本身就拒绝将种子或植物视为可被"拥有"之物——他们也许将其视为神圣之物或集体遗产(Hurtado 1999; Salazar et al. 2007)——财产的本质就受到了质疑。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种回避并掩盖社会生产现实的手段,它将社会生产的成果置于私人所有之下,以便排除他人使用。那么,它又怎么可能不与更合作的、集体的、基于公地的知识生产形式相对立呢?

如果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它的发展,是否应更多借助于扩展人类践行"分享"这一原则的机会,而不是不断延伸"私有化"原则的触角?要建立一种公正且农艺生产力强的作物种质流动管理制度,真正激进的路径并非为获取遗传资源付费,而是创造一种种质交换机制——允许愿意互惠分享者之间的共享,同时把不愿分享者排除在外。所需要的,不是重建不足的开放获取型公地,而是创建一个"受保护的公地"(protected commons)。

开源:从Linux到BioLinux

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2004)在其著作《自由文化:创造力的本质与未来》( 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 )中描述了版权法的历史。他追溯了版权法的演变过程:从最初为个人作者提供极有限保护的手段,转变为企业严格限制副本用途的工具。莱西格尤其关注的是,版权法在范围与期限上的不断扩张,是如何妨碍了知识产权安排据称要激发的那种创造力。在数字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原本可以拓展并使创作者与作品民主化的时代,各大公司却在努力阻止他人在其所持版权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和再创造。莱西格(2004, 255)认为,产业界真正想要的是:

据此,莱西格(2004, xiv)呼吁抵制这种正在形成的"许可文化"(permission culture),并积极捍卫"自由文化"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后续的创造者与创新者保持尽可能自由的状态",得以自由地分享、建构并改造他人的音乐、思想、文字、图像、软件——以及,我在此要加上的,他人的种子与遗传资源。

近年来,在软件开发领域,公共领域被攫取的问题表现得最为清晰。数字软硬件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若干极富实力与价值的生产部门。尽管软件开发中的创造力在全球范围内分散于个人、大学和规模不等的公司之间,但少数公司凭借版权与专利安排获得了市场主导地位,借助对其专有软件——尤其是操作系统代码——的使用限制来强化自身霸权。面对这些不断扩大的对其自由添加、修改与共享的约束,软件开发者开始寻找途径,去创造一种他们可以自由交换、并在此之上构建内容和代码的空间。由此催生的"自由与开源软件"(FOSS)运动已得到广泛记录与分析(Raymond 1999; Stallman 2002; Boyle 2008)。

FOSS运动相当多元,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组织与方法(如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FOSSBazaar、自由软件基金会、开源促进会)。把这些行动统一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承诺:让软件用户能够访问并修改代码,更关键的是,建立一套可执行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对原始源代码及其后续修改与衍生品的持续访问。以开源安排发布的软件受版权保护,并通过一种许可证免费提供,该许可证允许修改与分发,条件是经修改的软件必须以获得源代码时所使用的同一许可证进行分发。也就是说,只要他人同意开源许可证的条款,源代码及任何修改必须对他人自由开放(这正是"开源"的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版权左"(copyleft)安排具有"病毒式"效应——程序在传播过程中,强制共享得以持续维系。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许可形式也防止了企图进行专有性修改的公司的攫取,因为任何以该许可代码为基础构建的软件都必须开放可得。因此,在开源安排下开发的软件并非被释放到一个开放获取的公地之中,而是被释放到一个由认同共享原则者所构成的"受保护的公地"(Cassier 2006, 267)。

FOSS运动已取得相当成绩。如今已有数千个开源程序可供使用,其中最知名的是操作系统Linux。该程序的创始人是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他的明确目标是开发一款功能完备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以替代微软和苹果所提供的系统。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任务,他将程序的"内核"代码以开源许可证发布,邀请全球程序员社区贡献时间与专业知识,对其加以扩展、改进和修改。随后,他引入了成千上万的同行,投入到一个持续的、互动的过程中——这使Linux及其各种迭代与"发行版"成为足以与微软、苹果相竞争的操作系统。

这种集体事业的实用意义,被所谓"林纳斯定律"(Linus' Law)所精辟概括:"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所有bug都是肤浅的"(Raymond 1999, 30)。也就是说,动员大量的人以"去中心化/分布式的同行评议"(decentralized/distributed peer review)方式自由协作,会催生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1999, 31)所称的"市集"(bazaar)式——而非"大教堂建造者"式——的创新模式。用户从顾客转变为共同开发者,而有创造性地、快速地解决本土化问题的能力由此被成倍扩大。

这种集体事业的社会意义在于:由于工作是在开源许可安排下进行的,社会劳动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化,不会被任何人垄断。不被垄断并不意味着不可被商业化。许多开源项目的程序员所受到的激励,是来自同行的认可和为社区作贡献的机会(Raymond 1999, 53; Boyle 2008, 185)。但劳动也是可以——而且应当——获得物质回报的。正如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那句著名的话:"自由软件所关乎的是自由,而不是价格。要理解这个概念,应该把'free'理解为'言论自由'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中的'免费'"(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2008)。开源软件并非必须免费提供,但它必须免于对进一步通过衍生作品进行表达的种种限制。

一些分析者已开始把FOSS运动视为发展"生物开源"实践的榜样——即斯里尼瓦斯(Srinivas)(2002)所称的"BioLinux",认为它可以成为抵抗基因景观被圈占、重新确立生物材料与信息较自由交换模式的基础(Deibel 2006; Hope 2008)。已有一些努力将开源与"版权左"原则应用于各类生物科学事业(Cassier 2006),包括绘制人类基因组单倍型图谱的国际HapMap计划、面向全球南方被忽视疾病的药物开发项目(Tropical Diseases Initiative)、合成生物学组件标准化项目(BioBricks基金会),以及草类基因组数据库Gramene。

迄今为止,此类倡议中规模最大的,是杰斐逊(Richard Jefferson)及其同事在非营利机构CAMBIA开展的工作。杰斐逊坚信先进遗传学对于改善边缘地区和服务不足社区农业的潜力,他对企业将基因工程用于狭隘目的的做法感到沮丧,并对它们对专利技术共享的种种限制持严厉批评态度(Jefferson 2006)。杰斐逊将BIOS(大写"I")原则正式制度化,落实为一项名为BiOS(小写"i")的项目,这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旨在通过确保"操作自由与合作自由"的受保护公地,"将问题解决民主化,以便通过去中心化的创新实现多样化解决方案"(CAMBIA 2009)。BiOS将前沿的生物研究与开源许可安排相结合,"在受保护的公地中同时支持操作自由与合作自由"(CAMBIA 2009)。BiOS许可证中的"版权左"条款,已被证明能有效挡回那些意图获取CAMBIA载体与生物技术组合、用于开发不愿在相同条件下共享的衍生产品的公司。一个受保护的公地因而可以——也已经——被建立起来。

种子领域似乎为"BioLinux"式开源创新的展开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可能性(Douthwaite 2002; Srinivas 2002; Aoki 2008)。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其中大多数但不限于全球南方——都在从事植物遗传材料的重组,并不断进行选择改良。甚至比他们的软件程序员同行更大规模地,他们实际上正参与着雷蒙德所称的"市集"式分布式同行生产过程。就像程序员一样,农民发现自己创造与自由交换的传统正受到霸权式"许可文化"知识产权的挑战,并开始寻找方法,不仅要保护自己不被圈占和剥夺,还要重新确立他们自身的互惠和分布式创新规范。

此外,农民在这一事业中还有潜在的盟友,他们自身能够贡献有用的知识和可观的物质资源。尽管公共植物科学的能力正在迅速被削弱,但它依然为开发那种能够吸引人们加入受保护公地的"技术内核"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在"参与式植物育种"(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实践中,已经存在一种组织载体,可以协调发挥北方(Murphy et al. 2004)与南方(Salazar et al. 2007)的农民与科学家的互补能力。"版权左"式的安排,能否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一个空间,使它们汇聚并演化为一场复归某种意义上的种子主权的运动?

最近对开源方法在种子领域潜在效用的认识,其实早已有一位植物育种界内部人士曾有类似觉察。在1999年的豆类改良大会上,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豆类育种家汤姆·迈克尔斯(Tom Michaels)提交了一篇题为《植物种质通用公共许可证》(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Plant Germplasm )的论文(Michaels 1999)。他在文中指出:

迈克尔斯随后提出的具体机制是"植物种质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Plant Germplasm,简称GPLPG),它明确仿照了软件开源安排中常见的一类许可证。这一机制简单、优雅而有效。它可以被许多不同的行动者(个体农民、社区、原住民、植物科学家、大学、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私人公司)在许多地方、各种情境中使用。只要部署得当,它可以成为一种有效机制,为那些愿意自由分享、持续开放其植物种质库以便开展"市集"式分布式同行生产的人,建立一个"受保护的公地"。

阻止剥夺,促成再占有?

像GPLPG这样的开源机制的落地,可能会产生既符合"阻止剥夺"、又符合"促成再占有"策略的重要效应。在抵抗层面,GPLPG可以:

阻止植物遗传材料的专利化。GPLPG并不直接禁止对植物遗传材料进行专利化(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但会使此类保护变得毫无意义。GPLPG强制要求后续世代与衍生物的共享与自由使用。这实际上使专利化成为徒劳,因为不再能从对后续世代和衍生品系的访问限制中获得收入——而这正是专利的功能所在。此外,GPLPG的病毒式属性意味着,随着种质在其条款下被开放使用并投入到重组之中,受其有效保护、免于专利化的材料库将持续扩大。

阻止生物勘探/生物剽窃。GPLPG在遏制生物剽窃方面同样可以有效。面对收集种质的请求,任何个人、社区或民族都可以直接要求使用一份纳入GPLPG条款的材料转让协议(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简称MTA)。极少有以商业为导向的生物勘探者愿意在这样的开源条件下进行采集。

阻止农民衍生的遗传资源被用于专有育种项目。由于在GPLPG下获得的种质及其后续衍生的品系都不能被限制使用,这类材料对以开发专有品种为目标的育种项目几乎没有用处。将GPLPG种质与那些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品系混合,可能会危及后者的专有完整性。

除了能够强化抵抗之外,GPLPG在"再占有"——即为变革性替代方案创造有效空间——方面,可能具有更大的潜力。GPLPG的实施将有助于:

构建承认农民对种子之集体主权的法律/制度框架。GPLPG依托材料转让协议这一简单工具,它在传统实践和现行法律中已经确立且可执行。它利用现有的财产权制度来建立对种质的权利,再用这些权利将种子主权归属于一个开放的集体——其成员资格以愿意共享自己现有和未来开发的种质为界定。不愿共享者则自我筛选出去,被排除在受保护的公地之外。

构建允许农民自由交换、保存、改良和销售种子的法律/制度框架。对于农民而言,GPLPG所开辟空间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播种、保存、再播种、改编、改良、交换、分发和销售种子的自由。这些自由的另一面,则是相应的责任——在GPLPG下,这是一种义务:让集体内的其他人享有同样的自由;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目的强加于他人,或限制种子的使用用途。面对日益严格的种子获取与使用限制,GPLPG的应用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方式,使其可以创造一个半自主、受法律保障的"受保护公地",在其中再次集体性地展现那种曾极大丰富了农艺基因库的创造力。

构建一个使农民与植物科学家合作开发新品种、服务于可持续食物体系的制度框架。GPLPG所能催生的"受保护公地",可以、也必须涵盖科学的植物育种者——他们的技能与农民不同,却互为补充。要应对在能源竞争与环境不稳定时代可持续且公正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这一挑战,需要开发许多新品种。开源安排曾为软件领域的分布式同行生产提供了成功支撑,它在植物改良中或许也能产生类似效果。如果在软件中"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所有bug都是肤浅的"成立,那么在植物改良中,或许也同样成立:"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所有农艺性状都是肤浅的"。参与式植物育种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数以百万计农民的劳动力与数量少得多的植物育种家的技能得以协同结合。GPLPG也为公共机构的植物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他们得以收回——与农民同样——在其工作场所被企业渗透所侵蚀的那些自由。公共大学、政府机构与CGIAR系统,本应是基于共享而非排他原则产生知识的制度平台。公共植物育种者亦能成为受益者,也能成为受保护公地的倡导者。

为不受专利或使用限制的种子构建销售框架。GPLPG并非敌视市场,而是敌视利用知识产权攫取超额利润、通过限制衍生用途压制创造力的做法。在GPLPG下,种子可以为销售而繁殖,并在商业市场上出售。通过划出一个能有效排除以专有品系为主的公司的空间,GPLPG创造了一个由去中心化网络——小规模、农民自有、合作性的种子公司——填补的市场缝隙,这些公司不需要高额利润,服务的是种子使用者而非投资者的利益。

种子主权不可能由农民独自实现。它必须体现为一个涵盖生产者、植物科学家、公共科学机构与种子营销者的系统。GPLPG/BioLinux/开源/"版权左"安排,有望构成一个法律/监管框架,开辟一个使这些不同社会行动者得以有效联合的空间。

推动再占有:不同的处境

然而,这些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真的能够有效地联合起来吗?津巴布韦的自给农民与加拿大的小麦农民,是否会以足够相近的方式看待"种子主权",以至于感到自己参与的是一项共同事业?荷兰的参与式植物育种者,会不会觉得自己与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的豆类育种家或明尼苏达大学的大豆"基因骑手"处于同一阵线?尤其是当科学家、农民、原住民社区和国家普遍对越来越被其视为"自己"的遗传资源采取防御姿态、寻求将他人排除在外时,他们对一项要求他们更广泛地分享的开源倡议会持何种态度?

我认为,开源原则的强大之处与潜在变革力,恰恰在于它们鼓励我们超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主流体系的局限,让我们去拥抱自由给予和共享的社会劳动所蕴含的可能性。对当前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反对,其一个显著标志,就是那种将地方斗争凝聚为一场全球性大众运动的可能性日渐浮现(Kingsnorth 2004; Bello 2007)。哈特与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4, xiii, xv)称这种汇聚为"诸众"(multitude),是"在帝国内部生长的活的替代力量"。他们认为,诸众所面对的挑战,并非同质化,而是发现"使它们得以互相沟通、共同行动的共通之处(the common)"。哈特与奈格里(2004, xv)进一步指出,"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实际上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将开源原则应用于植物遗传资源,为具体地、实质性地展开这种"生产"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域。

农民、原住民社区和进步植物科学家对GPLPG的使用,能够启动建立并展开一个替代性的品种开发与种子生产/交换网络。考虑到农业综合企业的权力、公共农业科学被收编与妥协的状况以及许多国家农业政策的制约,这并非易事。如果基于开源原则的受保护公地能够诞生,其接生者必将是当前在全球各地为更加公正、可持续农业而努力的众多社会运动的集合。

那么,在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下实施GPLPG/BioLinux方案的前景如何?

BioLinux与南方

在全球南方,农民最有可能接受BioLinux式方法,开源安排也最有可能最快得到实施和推广。从马里到印度、从印度尼西亚到哥伦比亚,农民们敏锐地意识到,植物育种与种子/生命产业部门的转型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并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许多人已组织起来,抵抗企业推广转基因品种和知识产权的努力,推动留种工作,争取农民权利,建立社区基因库,并延续地方品种交换与培育的传统(Argumedo and Pimbert 2006; Salazar et al. 2007)。这些组织之间在非政府组织盟友和数字通讯手段的促进下,联系日益增多,提供了一个网络,使对全球BioLinux/GPLPG倡议的理解与实施可以得到广泛、有效的推广(Desmarais 2007)。

如果大量农民选择拒绝向任何组织的任何代表提供种子——除非附带一份GPLPG-MTA——受保护的公地将可以迅速、病毒式地扩大。全球南方的许多农民——可能是大多数——现在就在自由交换种子,他们很可能乐意与任何愿意互惠的个人或组织继续这种做法。农民育种者所培育的品种将获得有效的防攫取保护,农业生物剽窃将被根除,阻挡企业品种肆意蔓延的屏障也将由此建立。

这类防御性措施,可以辅之以积极地培育一个用于开发开源作物品种的制度与技术平台。目前已存在若干相当有力的参与式育种项目,产生了农民与植物科学家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Almekinders and Hardon 2006; Salazar et al. 2007)。参与式育种项目中"市集"式分布式同行生产的活力与生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所能动员的农民"眼睛"的数量。同时,增加能为农业生态问题贡献互补性正式知识的植物科学家数量,也将至关重要。植物科学家要能被吸引到受保护公地中工作,离不开使用当代遗传学全套工具的机会。在这方面,农民组织及其非政府组织、倡议团体盟友或许值得重新审视对生物技术的技术与产品的全盘排斥立场,并思考其在公正、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可能作出的贡献(Jefferson 2006; Ruivenkamp 2008)。未能区分"生物技术"与"企业生物技术",往往导致讨论的贫瘠,并产生一种将"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这类反乌托邦构念与"黄金大米"(Golden Rice)这类乌托邦构念相对立的话语氛围。真正能吸引农民创新者与科学创新者投入"市集/受保护公地"的,是能接触到既令人兴奋又有用的材料——它们既可以是地方品种,也可以是转基因构件。

还需要投入大量努力,建立BioLinux/GPLPG方法的制度化平台。在国家层面,这意味着要直面国家对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主张以及国家农业研究服务的角色问题。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推动CGIAR中心和ITPGRFA的多边系统向开源方向转变。这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行。CGIAR系统尤其仍保有对公共目的的承诺,其广泛的种质储藏与在参与式育种方面的经验,都是建设受保护公地的宝贵资源。此外,CGIAR各中心现在正式采用的MTA中已包含一个开源元素,即便形式上已被稀释,也已经引起一些私人公司对其使用的抗拒(Saenz 2008)。鉴于CGIAR系统在全球农业研究格局中地位的下滑,如果社会运动能施加适当压力,这个系统或许能够接受一些重大重构。

BioLinux与原住民

如果说全球南方的许多农民可能会接受对作物遗传资源的开源方法,那么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原住民,预计都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尽管将社会群体指认为"原住民"在分析上和操作上都存在争议,提出外来者,理所当然地心存警觉。当他们此前经历的分享——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几乎总是以不对称的攫取告终时,他们对一个要求他们更广泛地进行分享的BioLinux蓝图,怎能不抱有极度的怀疑?

正如哥伦比亚原住民权威运动(Movimiento Autoridades Indígenas de Colombia)的洛伦索·穆埃拉斯·乌尔塔多(Lorenzo Muelas Hurtado)(1999, 15)所言,对原住民而言,分享的现实是:"他们的归他们,我们的归大家"。而事实上,在原住民中推行开源原则,确实要求"他们的"变成某种更大社会事业中的"我们的"。关键的区别在于,这并非乌尔塔多所说的"大家"的"我们"(即一个开放获取的公地),而是一个"受保护的公地"中的"我们"——这个公地由那些同意互惠共享用于集体劳动的资源和共同劳动成果的人所组成。对原住民而言,这至少在概念上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他们自身内部一些实践与承诺向更大社会情境的投射。

但这种投射也充满风险。可能存在一些材料具有浓厚的精神或文化意义,即便可以被分享,将其后续使用的控制权交由分布式同行生产,也可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些未必是参与BioLinux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正如已经开发出不允许完全无限制衍生使用的"版权左"软件许可证,或许也可以编写"保留部分权利"的GPLPG许可证,以涵盖原住民的关切和需要。

BioLinux与北方

1999年,园艺学家汤姆·迈克尔斯(Tom Michaels)向其豆类育种同行以及加拿大一个谷物育种专家委员会提出了GPLPG设想。他向我反映说,"没有人表示反对甚至批评,但也没有人兴奋到愿意志愿投入推动这项事业"(Michaels 2007, 个人通讯)。这种反应其实并不意外。公共育种者长期以来已意识到自己的操作自由被逐步限缩(尤见Coffman 1998; Sears 1998),但对于长期以来的企业化趋势,他们几乎从未产生过多少实质抵抗——显然,他们把这种趋势视为不可避免或无法抵抗。而多数北美农民,则忙于维持生计,也尚未对日益收紧的留种和售种限制发起大规模抵抗。

但这种局面如今可能正在改变。加拿大和美国的农民正遭受孟山都的诉讼闪电战,该公司决意要使"种子奴役"(seed serfdom)而非种子主权成为他们毫无疑问的未来(Center for Food Safety 2004)。"叠加"(stacked)转基因性状新品种的推出、基因巨头对独立种子公司的持续收购,以及公共品种发布的萎缩,意味着不久之后,正如莱西格所担忧的整个社会那样,"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将是他们的"。

北方农民对种子价格上涨和除转基因品种之外几乎无从选择的状况日益不满。萨斯喀彻温省油菜发展委员会和加拿大种子种植者协会都计划建立农民所有的种子公司。加拿大小麦委员会提出一项计划,由农民出资进行品种育种,并保留其所有权。在欧洲,何塞·博维(José Bové)(2005)呼吁在反转基因"庄稼收割者"(fauchers d'OGM)之外,再增添一个自由种子交换运动(semeurs volontaires),一个"解放多样性"(Liberate Diversity)网络正在反对欧盟委员会颁布的限制性种子指令。这些构建企业种子替代方案的努力要取得成功,公共育种的振兴将至关重要。与南方农民相比,北方的生产者中系统性地选育或培育品种的并不多。然而,北美和欧洲确实存在一个活跃的、致力于各类参与式育种的公共植物科学家社群(Almekinders and Jongerden 2002; Murphy et al. 2004)。这类科学家通常对有机/农业生态式的植物改良方法怀有承诺,也经常积极抵制企业权力的扩张(尤见Jones 2004)。

那么,BioLinux方法对北方的农民与公共植物科学家是否具有吸引力?一方面,这些北方行动者拥有相当可观的政治与制度资本可投入种子主权的事业中。继续无所作为的后果已再清楚不过,而BioLinux方法至少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进取姿态。另一方面,农民与公共科学家深陷于现有的规范和实践之中,这种深度的路径依赖使激进变革显得不切实际。尽管如此,被困在不断收窄的种子市场中的农民,若能从一个由公共品种构成的受保护公地中获得他们所需所爱的品种,他们大概会欣然接受。然而,在其已被削弱的状态下,公共植物育种目前并未生产出这些品种(Wright 1998; Kloppenburg 2004)。

GPLPG的应用不是简单方案,更不是快速方案。很少有公共植物科学家会视其为现实可行之选。抽象未来中的受保护公地或许令人向往,但存在一个严峻的门槛约束:一个能够进行富有创造性的、丰产的功能性受保护公地,需要相当数量的参与者和可供工作的大量优质材料。然而,哪些科学家愿意把自己的个人资源和遗传资源投入到这样一个空间里去?更何况,通过GPLPG所获得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与他们目前必然使用的、数量庞大的专有材料和方法之间的隔离。

一种至少能部分化解这些门槛与制度约束的策略,是将努力集中在植物改良的某个子领域。一个明显的候选方向是为有机生产系统开发品种。有机领域因以下几个原因颇具吸引力。由于其相对于整个种子市场而言规模较小,有机种子尚未引起主导私企的实质性兴趣或投资。这意味着目前在该领域工作的育种者、小型公司和独立研究机构,在种质改良与品种开发方面相较常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这也意味着他们得以维持一个相对自主的科学、商业和遗传空间,不会立刻受到主导企业的攫取或控制。此外,有机领域的参与者——农民、独立育种者、公共育种者、种子公司、农民合作社——其动机与指导价值并非单纯还原为财务底线,而是包含着对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明确承诺。这种态度的一个推论,便是对企业权力扩张的主动抵制(Jones 2004)。

有机法规对基因工程的禁止,可能会成为一些植物科学家参与这一领域受保护公地构建的障碍。但转基因早已不再是与经典育种相关的唯一前沿技术,诸如标记辅助选择(marker-assisted selection)等技术,也为有机品种的开发提供了符合规定的其他路径。凭借完整的行动主体阵容——农民、农民育种者、植物科学家、私立研究机构、公立研究机构、小型独立及合作性种子公司及信息网络——有机领域已具备一个完整且成熟的意识形态、知识、制度、生产和商业框架,使得一项切实有效的开源倡议在其中有望被建构起来。

结论

农业公地的圈占,是原始积累最原初、最具原型性的形式。当代以剥夺实现积累的过程不仅延续至今——并不限于土地本身——如今还已扩展到基因景观与心智景观,而这些空间正是农民与许多植物科学家习惯于自由交换遗传资源与思想的领域。这一攫取过程最主要的推动手段,是新型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以及全球范围内规范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扩展——它们服务于农业科学资本的利益与意图。

毫无疑问,我此处所描述的各类剥夺,对全世界农民的独立性与福祉构成了重大挑战。对全球南方许多依靠保存和再播种种子来维持生存的资源贫乏农民而言,这是一种尤为尖锐的威胁。对南北方的商业化农民而言,剥夺意味着被越发紧密地、从属性地捆绑在资本之上,眼睁睁看着他们尚保有的那点自由度——正如马克思(1977, 899)所言——被"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进一步侵蚀,从而无可避免地被推入"拥有财产的劳动者"的位置。由于我们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都要吃饭、都从生物圈提供的无数生态系统服务中受益,对基因与思想的圈占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因为它将可能选择的空间让渡给了坐在企业"基因巨头"董事会中的一小撮决策者。

当前基因与认识论剥夺所关乎的,无非是在一个充满深刻不确定性与挑战的时代,对人类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之一的控制权。必须为2050年将增加到90-100亿人的全球人口提供食物。在气候变化导致生物圈以我们尚知之甚少的方式剧烈改变的时期,这一目标如何才能实现?谁将就应开发何种作物品种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快速演变局势作出关键决定?是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的高管,凭借市场信号和盈利能力作出判断,指使他们的育种家和基因工程师为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提供廉价的牲畜饲料和汽车用生物燃料?还是一个回应更广泛目标与群体利益的更广泛决策群体,在重组植物基因时,将社会公正与可持续性纳入考量?

对遗传资源与创造能力的圈占,正是在人类最需要创造力与聪明才智的时代,缩窄了可供我们选择的技术与社会空间。新自由主义工程的侵略,当然必须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予以阻挡。但仅有抵抗还不够,还必须辅之以创造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只是对企业/新自由主义掠夺的被动反应,而且是进取性的、肯定性的、积极正向的主动举措,旨在重新夺回并维持一种替代性的、(相对)自主的空间。生物开源似乎为此提供了若干值得关注的可能性。我们目前还不能判断,开源运动是否有能力催化或促成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重大改变。关键在于:可以利用现有的财产关系本身,来为变革腾出空间。通过一种"制度合气道"(institutional Aikido),开源机制可以借助知识产权与合同法本身的结构和惯性,把这一体系推向其企业设计者从未设想、并损及其霸权的方向。

基因景观与心智景观被再占有的直接表现,或许就是所谓的"种子主权"。它将由若干相互关联的特征组成,共同构成一个连贯且稳健的结构。这一结构的核心与组织性特征,是一种制度化承诺:将遗传资源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原住民/社区知识视为一种广义的社会产物,一种可自由交换与传播以造福所有人的农耕社区集体遗产。因此,种子主权意味着创建一个法律上得以明确界定的空间——在其中,共享是畅通无阻的,同时受到保护,免于被垄断者所攫取。在这样一个被重新占有的、受保护的公地中,农民可以继续发挥其聪明才智,服务于一种既能维持其社区又能维护环境的农业。在这一事业中,农民并非孤军奋战。公共科学机构也将协作参与植物育种与改良事业,但要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真正拥抱与农民本身的参与式合作,致力于生产社会上和环境上可持续的多样化植物品种。

实现再占有——以种子主权为其表现——并非易事。所需的,是农民、植物科学家、种子销售商、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倡议团体在概念与应用层面同步、协同的展开,而且要在企业和国家的对立之下完成。生物开源并非万能药。它是一种工具,是开启进程的一种手段。但它是一种切实可行、富有生机的方式,既能阻止进一步的剥夺,也能为再占有那个相对自主、可以展开具有变革潜力的实践与思想的空间而开展具体的行动。因此,我们何不采纳农民、活动家、麦当劳捣乱者何塞·博维(José Bové)(2005)给出的建议?他说:"我们应该坐下来,和起草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许可证的那些法律人士谈谈,看看农民能否对种子采取类似的做法。是的,让我们谈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