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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满足以下任一条件：自我报告诊断、使用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HbA1c）≥6.5%；

• MDD：患者健康问卷（PHQ-9）评分≥10分；

• 维生素D：血清25-羟维生素D（25(OH)D）浓度，按四分位数（Q1-Q4）分组。

图解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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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糖尿病(DM)与重度抑郁症(MDD)的全球分布呈现鲜明对比。DM的高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集中在北美、西欧等高收入地区及中东、东南亚等快速发展区域【图1A】。

而MDD的高发区则主要位于北美、大洋洲等高收入国家以及东欧等高社会压力地区，其报告的ASIR绝对值远高于DM【图1C】。

趋势分析显示，多数地区DM发病率在持续上升，尤其是在经历快速城市化与饮食结构转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图1B】。

而MDD在高中收入国家增长趋于平缓，在拉丁美洲、东南亚等中低收入地区则增长较快【图1D】，这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在医疗可及性、诊断水平与社会压力上的差异。

图1.204个国家或地区的ASIR全球分布及EAPC趋势

1990年至2021年间，两种疾病的演变轨迹迥异。DM的各项负担指标(ASIR, ASDR, ASPR)均呈现持续、稳定的上升趋势，其年度变化百分比(APC)相对平稳【图2A-B】。

相比之下，MDD的负担趋势更为复杂，呈现出“早期波动，后期显著增长”的模式，特别是在2019-2021年间增速明显加快，变化幅度远大于DM【图2C-D】。这凸显了MDD的疾病负担受到近期全球性事件（如新冠疫情）的更剧烈冲击。

图2. 1990年至2021年间糖尿病（DM）与心血管疾病（MDD）性别特异性ASIR的连接点回归分析

疾病负担在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分化。在年龄层面，DM的发病与负担高峰明确出现在中老年阶段（50-70岁），并随年龄增长持续加重【图3A-C】。

而MDD的发病高峰相对提前（40-60岁），虽在老年期有所回落，但患病率仍维持在高位【图3D-F】。

性别差异尤为突出：在所有年龄段，DM对男性的健康风险普遍高于女性；而MDD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女性的患病风险在各个年龄组都显著高于男性【图3】。这强调了在疾病防控中必须考虑性别特异性策略。

图3.2021年糖尿病（DM）和MDD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及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率（按年龄组划分）

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模型描绘了不容乐观的未来。预计到2050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DM的发病率、残疾负担和患病率都将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未来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图4A-F】。

这表明，全球面临着DM负担持续加重与MDD负担不确定性上升的双重公共卫生挑战。

图4.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对DM患者的ASIR、ASDR及ASPR的预测结果

对NHANES人群的分析揭示了血清维生素D水平与多种因素的关联。更高的年龄、更好的经济状况与非肥胖状态与较高的维生素D水平相关。

至关重要的是，在调整多项混杂因素后，患有DM或MDD仍独立地与较低的维生素D水平显著相关（DM: β=-4.61; MDD: β=-3.72）。

此外，季节性影响非常明显，在日照更充足的月份（5-10月）检测的人群，其维生素D水平显著更高（β=7.29）【表1】。这为后续的风险关联分析提供了背景。

逻辑回归模型明确了维生素D缺乏是DM和MDD的独立风险因素。

在最低维生素D四分位数组(Q1)的人群中，即使经过全面的多变量调整，他们罹患DM和MDD的风险仍比最高四分位数组(Q4)分别显著增加71%和59%【表2，模型3】。

趋势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剂量-反应关系：血清维生素D水平每降低10 nmol/L，患DM和MDD的比值比(OR)分别增加9%和8%。敏感性分析（如完整病例分析、随机森林插补法）均支持此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2.维生素D四分位数水平与糖尿病/MDD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