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作者：周欣欣 钟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文章刊发：周欣欣，钟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世界农业, 2026(4):16-28.
1 引言
“十四五”期末，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十三五”期末增加34.75千克，达到508.85千克，高于国际公认粮食安全线100多千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必须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而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全，必须让农业生产体系更具韧性，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消费需求迭代升级，折射人民美好生活追求。从高收入国家粮食消费来看，2023/2024年度，美国、加拿大人均谷物消耗量分别为1 116.07千克、783.37千克，而中国人均谷物消耗量为347.48千克，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粮食消耗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从国际经验来看，尽管居民直接口粮消费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有所减少，但肉、奶、水产品等消费仍将持续增长，这些食物都需要大量饲料粮投入。2023年，中国饲料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已达53%，远高于食用的33%。这表明中国粮食消费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升级；加之城镇化持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粮食需求总量扩张与消费结构升级将长期并存。同时，国内产需缺口致使农产品领域对进口也存在严重依赖，应对常态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不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必须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为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提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方向与要求，“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即强调农业生产要统筹提升量质效，缓解粮食产需结构性矛盾，改善优化农业生产条件、模式和管理。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围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阐述其科学内涵、内在逻辑，从国内角度对现实基础、制约因素与主要挑战进行梳理与剖析，基于会议部署要求或重要论断提出建议。显然，现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是仅谈及“是什么”和“怎么做”，而默认“为什么”，导致论证链条还不够完整；二是概念解读较为割裂，未能揭示能力、质量和效益三者间的耦合效应；三是对国外相关实践经验与应对策略的借鉴相对薄弱。基于此，本文紧紧围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阐述其对保障国内供求平衡安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以及与农民生产生活形成高协同性互动关系的重要作用，二是深度剖析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整体构成，三是梳理国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典型经验，四是从培育发展新型主体、加强科技创新、推进装备改革升级、重塑产业形态和建立政策支持长效机制五个方面，提出未来中国实践路径和具体举措。2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重大意义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任务重大、形势紧迫，这一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效，也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为落实《建议》部署要求，必须深刻认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重要性，在“十五五”时期将其置于更加重要位置，为打通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前安置内核“发动机”。2.1 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必然要求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产量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在此基础上，至2025年，又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粮食安全持续向好的基础并未完全稳固，粮食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随着人口增长、消费升级、城镇化带动消费潜力增加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粮食供求依然处于紧平衡状态。由表1可知，“十四五”期间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规模居高不下，除粮食之外，食糖、棉花、食用植物油、肉类、乳类等进口量都比较大；2025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超过1.4亿吨，相对2024年下降了10.77%；大豆进口量大幅提升，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全球贸易量的占比近六成。2025/2026年度，预计中国谷物进口量为2 840万吨，大豆进口量为1.13亿吨，依然保持高位徘徊。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极端天气频发、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叠加影响，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2020年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全球粮食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点在供给侧改革，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更为注重质量提高和效益提升。统筹数量、质量与效益，构建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在此背景下，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供需匹配，增强国内农产品供给体系的韧性和稳定性，成为应对国际风险挑战、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战略选择。2.2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顺应消费提质升级趋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农产品的需求正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型升级。这一转变对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产品消费向绿色化、优质化、安全化倾斜。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重点在于提升化肥利用率。2025年，中国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43.3%，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化肥利用率一般在40%~60%，由于中国基础地力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要在土壤必须施肥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少浪费、多产出、护生态”。2024年，全球人均GDP约为1.36万美元，中国人均GDP约为1.33万美元，约占全球平均水平的98%，并且在主权国家中位居70名左右；中国人均膳食能量需求为2 465千卡/克，人均每日最低膳食能量需求为1 902千卡/克，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说明居民收入可观、生活水平较高。并且随着未来收入的增加，对农产品质量、品质的要求也会随之提升。据预测，到2034年全球45%的肉类消费增长将发生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作为全球农产品需求主要驱动力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阶段，收入提升带来的膳食结构升级以及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都推动了食物消费增长。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农产品需求总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根据表2及发达国家食物消费演进规律，未来中国居民对肉、奶、水产品等食物的消费还将大幅提升，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缺口较大，高蛋白食物消费需求日益凸显。这表明中国农产品需求还将增长，必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当前，中国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与消费需求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匹配。一方面，普通大宗农产品供给相对充足，甚至出现阶段性过剩；另一方面，高品质、高附加值、特色化、多样化的农产品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升级型消费需求，如强筋小麦等优质产品仍存在较大产需缺口，部分仍需适量进口。同时，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度提高，“三品一标”等优质农产品日益受到市场青睐。因此，必须有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填补农产品产需缺口，进而起到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的作用。2.3 调动务农种粮积极性与收益保障的耦合联动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和收益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与增强务农种粮积极性互为因果。破解“农民荒”，关键在效益。农民切实关注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由表3可知，2013—2024年，农民种植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日均收入不稳定，部分年份甚至为负收益。而同一时间段内，种植经济作物的日均收入全部为正，但稳定性不足，相较于2013年，2024年油料作物花生、糖料作物甜菜以及园艺作物苹果的增幅分别为298.40%、343.30%、-17.54%，种植经济作物的总体收益和稳定性均优于粮食作物。农民外出务工的日均收入由2013年的86.97元变为2024年的165.37元，呈逐年递增趋势。将务农种粮（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与务工收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日均收入差距也由2013年的75.15元扩大到2024年的185.07元，显示出种粮机会成本在不断增长。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面临成本上涨、价格波动、自然风险等挑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土地流转费用、劳动力等成本上涨挤压种粮利润空间，补贴未能充分激发增产效力、“卖粮难”、粮价预期空间不足以及机会成本大等因素叠加影响，加之国外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且市场风险较高，中国务农种粮收益不够稳定，提升农业收益质量较为困难，进而导致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受挫，部分地区出现耕地撂荒、粗放经营等现象。1995—2020年，全国撂荒农户数量增加近15倍，存在撂荒行为的农户的占比从1.32%增长到20.79%；撂荒面积占比从0.52%增长到10.36%，增加了近19倍。2011—2024年，有撂荒记录的县域数量达到141。特别是小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更易在市场波动中受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提升不仅依赖农业技术进步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需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内在逻辑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量与效益构成一主两翼的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之间是一种互动耦合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基础、保障，起支撑作用；质量是动力、核心，起主导作用；效益是载体、引擎，起带动作用。就三者的关系来讲，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支撑质量、效益，是两者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性条件；质量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的动力，质量牵引的科技进步能激励农业生产装备条件改善；效益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量的重要目标和带动力量，效益引发的导向效应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量带来市场需求和结构转型。3.1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基础底色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主题，之后中央文件陆续多次提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指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保障下，通过驱动固化到农业中的资本这一核心，并辅以科技教育与劳动者生产能力支撑，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实现农业最佳产出的能力。综合生产能力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农产品供给的基本盘和稳定性；构成要素包括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本、知识、管理和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装备支撑等物质技术条件，以及政策环境和市场体系等制度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关联与作用，合力构成并影响农业产出规模和效率。在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提升农业生产力始终是重要目标，这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所以多年来中国一直把农业现实产出作为追求，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品种改良、技术推广、机械化推进等措施，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历史性跨越。直到2015年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同年12月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看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侧重的是对农业生产数量方面的要求。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只有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继续追求生产的高质高效，可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质量效益的基础。反过来，质量效益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牵引与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农业生产能力不仅是产出的能力，更体现了农业系统与社会生态的适应与调整能力，在不断增加产出的同时，提高了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与配置效率。3.2 农业质量是功能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就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农业质量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看，本文采用其狭义概念，指农产品质量，即满足既定标准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包括内在品质、外观形态、食用安全性等方面。具体地，品质涉及农产品口感、风味、营养成分、加工特性等，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和满意度，影响农产品市场接受度；外观包括农产品色泽、大小、形状、整齐度等外在特征，影响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安全是底线，要求控制农产品中残留的农药、兽药、重金属、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广义农业质量还应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质量，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和相互之间的有效衔接。在给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数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农业质量决定了农产品满足消费需求的程度，是农业发展的功能保障。农业质量是对农业生产的升华，是实现农业效益的关键。传统农业主要关注农产品的基本食用功能，而高质量农业关注农产品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所具有的综合作用与价值。只有不断提升农业质量，适应消费“质量迭代”的结构变化，统筹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才能提高农业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效益。3.3 农业效益是价值实现
效益是农业投入产出与价值关系的综合体现，提高农业效益有利于有效发挥农业多重功能、充分提升农业多元价值，包括提高农业保障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能力，提高农业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效益，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价值。经济效益指农业活动中各种投入产出比，与产品产量、单位价格直接挂钩，通常以利润为主要指标，反映货币价值，增加农业经济效益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劳动占用和消耗，生产数量多且质量好的农产品。社会效益指农业生产或服务等各种活动对全社会的影响效果，强调对就业、民生等需求的满足，主要体现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以及增强人们对农业的认识和热爱。生态效益指在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同时，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有益影响，有助于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节约利用水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农业生态效益要求遵循自然规律，贯彻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效益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价值实现，体现农业产能的最终利用效果，农业效益提高能够吸引农业新要素新模式投入应用，进而通过聚力实现农业产能提升。农业质量与效益紧密相连，效益是质量的目标和动力，质量是追求更高效益的关键所在，农业效益能倒逼质量提升，本质上是在增效过程中将质量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优势。3.4 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硬核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既非单纯追求产量，也非片面强调质量或效益；关注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致力于打通全产业链，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核心竞争力，在追求经济产出目标的同时，强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美国劳动力短缺，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在于强化科技对劳动力的替代，形成规模经营型的大农业模式。日本耕地短缺，采用化肥与良种技术，进行精耕细作的集约型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法国农业现代化注重技术与政策双轮驱动，最终达成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协同提升的目标。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实现产量产能、生产生态与增收增益的多元统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质量、农业效益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硬核（图1）。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基底，为质量提升和效益增进提供可能。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带来发展。缺乏稳产保供的能力，质量建设就缺乏物质基础，难以获得效益。立足国内生产基本自给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超经济目标。第二，农业质量是关键，作为桥梁连接着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实现农业多元目标为引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推动系统化农业的发展。从传统的以产量为导向，向更加注重效率、质量、可持续性和市场需求响应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转型。在此供需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质量已然成为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质量农产品不仅能够更好满足消费需求，还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溢价，从而提升农业效益。同时，质量提升亦能倒逼生产方式改进，发展先进生产力。第三，农业效益是目标，反映农业发展的成果；既是生产能力与质量的综合体现，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良好的经济效益能够激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为能力建设和质量提升提供持久动力；反之，生产效益的增进不仅服务于经济增长，更能促进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实现三者之间的正向互馈，形成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4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国际经验
世界各国，尤其是农业现代化先行国家，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内核相通的发展路径。从“人人”“物物”联结转为“人物”互联，平衡需求端与供给端，打好节本、降本、增效一套“组合拳”。4.1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规模经营是降低平均成本、应用现代科技、对接现代市场的重要载体。国际上的规模经营并非单一地向某一主体集中土地，而是呈现出以专业化、服务规模化、产业化为核心的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业经营规模应当“适度”。2017年，美国家庭农场总数为195.93万个，小型家庭农场占所有农场的88%，小型家庭农场平均经营面积约为1 397.65亩。2022年，美国家庭农场总数约为180.04万个，其中小型家庭农场占所有农场的85%，小型家庭农场平均经营面积约为1 290.26亩。56%的小型家庭农场专门从事养牛业或干草和饲料等其他作物生产，农业行业集中度较高。自2017年开始，到2022年美国中型、大型和超大型家庭农场数量分别增长了2%、40%、65%，经营主体走向规模化与专业化。2022年，中国家庭农场已达393.4万个，但平均每个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仅为148.8亩，远小于美国小型家庭农场平均经营面积。法国、丹麦等发达国家在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方面的实践值得中国借鉴。法国家庭农场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农场经营集约化、生产专业化、产出高效化，如若望农场自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独立的生产系统，主要生产环节均采用机械化作业，走专业化、农工综合经营的道路。丹麦几乎将全部农民发展成专业合作社成员，将合作社嵌入整个农产品产业链中，对农产品生命周期实行一体化管理，为农民提供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整合，实现大规模专业化分工生产，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经营整合纳入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4.2 有效利用科技支撑农业进步，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
新的或显著改进的技术，能在生产力、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将农业前沿科技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是突破资源瓶颈、实现集约高效发展的关键。英国、法国和德国在1960—1985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78%、78%和87%，日本在1970—1980年也达到71.2%，较早达到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虽然中国在2015—2020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60.2%数据来源：《202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但至今仍未突破70%。而美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已经超过80%，技术因素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超过75%。并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体系正不断加深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嵌入，美国农场互联网接入率从2017年的75.4%上升到2022年的78.7%。科技进步不仅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更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1996—2020年，转基因作物技术应用于作物生产的经济效益显著，全球使用该技术的农场收入共增加了2 613亿美元。以色列一直致力于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技术，水资源利用率高达90%以上，每毫米降水可生产粮食2千克，而中国不足0.5千克。日本东京大学与松下电器合作的垂直农业项目，通过精准环境控制将单产提升至传统农田的10倍，缩短一半生产周期，重塑了农业生产的时空边界。4.3 依靠现代装备驱动农业变革，提供系统稳定动能
随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将机械动力应用于农业生产，突破了人力与畜力的约束，提高了生产效率。拖拉机不仅是重要的农机具，更是整个农业机械化进程的标志。1961年，日本农业拖拉机为6 978台，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数量约为1.23台/千公顷。2000年，日本农业拖拉机为202.77万台，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数量约为453.21台/千公顷。1961年，中国农业拖拉机为52 661台，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数量约为0.51台/千公顷。2000年，中国农业拖拉机为98.91万台，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数量约为8.31台/千公顷。显然，中国农业拖拉机数量、密度的增速均远小于日本。智能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基础。得益于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机器人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美国大型农场使用自动化收割机器人，更快、更有效地收割作物，玉米收割效率提高50%且质量更稳定；通过减少人工依赖与精准作业，劳动成本及肥料、水资源利用率提升30%~50%，提高了整体农场的效率和生产力；精准操作与智能管理还能促进生产过程规范化、标准化，提升农产品品质。21世纪初，日本工业企业开始将工业机器人、半导体等成熟技术向农业场景迁移。2009年，日本政府推出农机租赁补贴以鼓励农户联合采购无人收割机，到2015年，北海道地区水稻种植户生产成本已下降12%。4.4 推动农业产业交叉跨界融合，增强释放农业功能
中国已初步形成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中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支撑，引领带动小农户发展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纵横、交叉融合，进一步发掘“农业+”的功能形式，是打破传统产业边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催生而出的新业态是大势所趋。2018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涉农产业发展程度分别为11.31、11.35、15.80、7.34、10.53。而中国的涉农产业发展程度较低，与巴西相近，均在4左右。巴西依托农业优势和先进的生物技术，从甘蔗等作物中提炼燃料，发展出以乙醇为核心的产业链。沿用“工业反哺农业”的思路，通过工业化、标准化的流程与管理体系反向提升农产品品质。制糖与提炼乙醇为一体化生产，通过高效利用甘蔗的所有部分，产出糖、乙醇并进行生物发电，经过加工后大幅提升初级农产品的附加值。日本三重县伊贺市青山镇郊区的mokumoku农场是一处集生产、深加工、销售、休闲观光旅游和网络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农场，其以农业为基础，融合观光体验，是成功融合一二三产业的主题农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4.5 整体协同的“一揽子”政策支持，提升农业系统韧性
美国在农业政策协同性方面表现突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构建了严密可靠的农业安全网，内容包括农产品计划、农作物保险计划和灾害援助计划。其中，灾害援助计划是对农作物保险计划的补充和延伸，覆盖了部分不适用于农作物保险计划的作物和畜牧业。为防止农业补贴向大农户倾斜集中，补充性农业灾害救助和非可保农作物灾害救助设定了收入限制和保障上限。美国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多个项目和计划，获得不同类型的补贴和支持。例如，非可保农作物灾害救助计划规定，当损失超过预期产量的50%时，将按照作物平均市场价格的55%进行赔付，生产者也可选择额外购买更高层级的保险，将赔付产量损失的上限提高至65%，赔付金额将按市场价格的100%计算。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农业协定》执行方面，美国政策支持金额远大于中国。在“绿箱”政策方面，2021/2022营销年度，美国总支持金额为2 162.15亿美元，相当于同时期（2022年）中国支出的1.17倍；美国人均支持金额约为8.43万美元，是中国的80.72倍。在“黄箱”政策方面，2021/2022营销年度，美国总支持金额为38.42亿美元，而2022年中国对各类产品的支持均低于微量允许水平。5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中国实践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关键在于突破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路径依赖，追求农业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绿色发展为基底、以产业融合为手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解决方案。5.1 以培育发展新型主体为根本，增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带动力
农业现代化要求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孕育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般都是规模经营主体，经营用电、设施用地困难对规模生产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必须及时对症采取措施。一是支持农业用地用电，结合地方实际，认真落实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将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按农用地管理。通过村庄规划和整治，坚持“农民地、农民用”原则，利用村庄内闲置地、节约的建设用地或复垦的土地，建设农机库、仓储设施等。支持以村为单位，因地制宜，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股、租赁等方式灵活满足新型主体用地需求。把农产品初加工电价调整为农业电价，学习借鉴潜江先进经验，推动粮食初加工、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全天享受0.55元/度及以下的电价，让加工企业“轻装上阵”，增强企业内在活力，把产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二是支持金融贷款，鼓励金融机构针对规模经营主体，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贷款，适当提高抵押率，鼓励农业企业为订单农户生产性贷款提供担保，或者由企业承贷、农户使用。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育新型主体接手经营。三是提高保险的保障作用，尤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善风险区划和费率调整机制，实行区域差别费率，将生产县域分为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设置不同的执行费率。平衡农资成本与种粮利润，借鉴现有粮食“保险+期货”模式，实行农资“保险+期货”模式，提前锁定种植成本。5.2 以推进科技创新惠农为导向，增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力
在农业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发动”科技创新这一将“智慧”融入农业血脉、将“实惠”送到农民手中的核心引擎，解决“想不想”“有没有”“用不用”的问题。一是培养科技创新意识，效仿浙江省开展高品质绿色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对列入计划、验收合格的示范基地每个给予15万元补助，发挥区域科技辐射带动能力；培育科技示范户，开展年度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农业科技示范户遴选推荐工作。二是加快科技研发进度，健全与完善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建设种业数据共享、数字农业服务等平台，整合全球优质种质资源，推广远程农技服务，加速推进智能控制、核心传感器等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进程，打造国产高精度电路板、专用芯片等，突破农业科技和基因资源“卡脖子”难题。三是推动科技切实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全方位、全链条深度应用，改进智能灌溉控制系统。将农业传感器网络部署成本控制在农民可触及范围内，逐步普及卫星遥感技术，实时监测农田影像，获取动态数据以准确预测和预警农作物风险。设立专门的网站负责介绍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技术，发展多元形态的农业电商，打破农产品市场地域边界。建立农技推广的公益性组织，建强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鼓励本省农业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为农户提供生产指导、技术培训等系列服务。5.3 以推进装备改革升级为抓手，增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驱动力
农机装备不仅通过工具更新，将人剥离于传统手作，以器物代为辅助，更是通过重塑生产力来系统性地驱动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动力与发展质量深刻变革。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求装备现代化，亟待构建覆盖农机购置激励、作业技能提升、适用技术推广及售后维修保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一是全面实施“优机优补”“有进有出”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对技术先进、性能可靠、绿色高效的重点农机具予以更高金额补贴。不断推动农业机器人在实际田间运营中的应用与发展，优先攻关干旱区、高寒区等极端环境下的机器人应用，参照四川省达州市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区建设模式，开发适用于丘陵山地等典型场景的专用机器人。二是推广低空无人机巡田和植保施肥无人机作业，持续开展无人机操作技能专题培训班，健全农业低空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农民使用农机装备的能力。例如，岳阳市屈原管理区顶辉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引入T60、T70无人机，实现85%的打药和施肥作业自动化，只请一人倒药、加水。三是创新开展农机装备熟化试验与推广，结合政府补贴与厂商支持，为意向农户提供为期半年左右的低费用或零费用试用期，通过租赁共享、按需付费的方式降低智能农机使用门槛。四是推进覆盖县乡层级的本地化服务网络建设，包括维修网点、技术响应团队及备件供应体系，确保农机设备故障能够及时获得技术支持与维护。5.4 以推进产业形态重塑为重点，增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生命力
农业产业形态重塑不仅是应对挑战的被动调整，更是主动迎合未来趋势、延长生命链条的重点举措。化解农业“孤岛”困境，必须推进农业与其他产业系统性交叉融合，推动农业生产功能向生态、社会、文化等多维功能转变。一是横向拓展或纵向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结合文体、商旅、教育、康养等主题打造类似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伏漕村黄泥滩的项目，推动社会服务专业化、多元化；推动农业与工业的融合发展，探索“光伏+农业”“风电+畜牧业”等模式，实现农产品深加工与废弃物资源化，推动农业全要素开发与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二是突破原有产业边界，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现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的互利共赢，鼓励搭建数字乡村平台，通过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重塑产销关系，建立农产品“数字档案”，将农业数据与碳汇、金融系统相连接，开展生态奖补核算与信用评估。支持推进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定期维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农业系统，打造农产品数字藏品，创造品牌溢价。以县域为单位布局融合型产业集群，培育复合型乡村产业运营人才。5.5 以推进长效支持政策为保障，增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吸引力
农业的本质决定其无法像工业一样快速调整，需要政策的稳定预期，要构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政府支持为保障的复合型政策体系，打好政策“组合拳”。一是研发“粮策大模型”类的农业政策评估工具，通过整合农业生产、市场价格、气候变化等多源数据，打造政策模拟决策平台，在正式出台前预测其对不同作物、区域和主体行为的影响，进行政策沙盘模拟，增加农业政策事前评估环节，采用涵盖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的政策评估体系，减少实际执行偏差。二是建立跨部门的联合审批与协调机制，简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程，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项目打包、政策集成，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农业政策，提高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三是健全发展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农业的扶持政策，鼓励地方农商银行为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有机生产等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和发展资金，推动农业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相挂钩，增加对种粮农户的脱钩收入支持，将部分农业支持资金与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等具体实践绑定，探索开发适用于小农户的碳汇方法，参考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探索的“乡村林碳”资源开发交易新模式，将农业活动的生态贡献通过碳市场交易切实转化为经济收入，使长效支持政策既服务于粮食安全总体目标，又契合绿色发展理念。（注：受公众号排版限制，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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