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一生追求真理，不慕浮华，把全部精力投身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他说，“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心中装下了祖国，装下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1934年，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国立清华大学的公费留美研究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他曾回忆，“我在美国的三年时间，全部精力贯注在细胞学、遗传学、植物病理学等学科的学习上。”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和试验地里都留下了戴松恩专心攻读的身影。戴松恩在大学、研究生时期曾两次获得“金钥匙奖”，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毕业时，美国的导师极力挽留他，承诺将他妻儿接到美国，但决心科学救国的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给予戴松恩很高的荣誉和待遇。根据他的学术水平和工作成绩，准备评他为一级研究员，但他看到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的国情，为减轻国家负担，主动提出降为二级研究员。1964年中国科学院建议党员学部委员取消干部津贴，他作为党外干部，主动提出和党员一样，取消自己的100元干部津贴。
1978年，年逾七旬的戴松恩不顾年老体弱，应邀主持小麦非整倍体课题研究。对于这项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他凡事亲力亲为，倾注全部心血。1982年大年初一，两位研究生刚进入温室开始杂交实验，戴松恩便前来与他们一同劳动。为避免串粉，他的镊子每做完一次授粉，都用酒精擦拭消毒。闷热的温室里，蹲在地上不一会就已满头大汗，戴松恩带领两人一干就是大半天，他敬业的精神和细致的手法令学生们大为赞叹，久久难忘。戴松恩从不吝啬对科研事业的付出，除不遗余力的田间示范外，对报告和论文中的标点、简化字、英文单词也都一一地认真修改。有时学生想偷一点懒，一些笔画多的字就简化写，他看到后都要指出，不允许学生使用这些不规范的简化字。1984年，在小麦非整倍体研究基础上育成的“京红1号”春小麦单体系统获得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作为课题主持人，戴松恩坚决不愿排在第一位，他说：“这个项目是张玉兰开始做的，做到第二代，我才参加。”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戴松恩牢记周恩来总理“希望你用科学技术增产小麦，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的殷殷嘱托，为祖国农业科研事业勤恳工作、无私奉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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