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

宁允意，李娜

（锦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锦州121001）

摘要：【目的】在遵循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为在“十五五”时期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方法】通过文献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阐释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核心意涵，并结合农民精神生活实际，分析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结果】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体表现在：农民精神生活主体性充分激发，农民精神生活共享性充分体现，农民精神生活多样性充分展现，农民精神生活价值性充分彰显。【结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理解和推动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指引。未来，需要强化主体根基，提升农民精神生产能力；优化供给环境，夯实精神产品共享基础；拓展交往场域，丰富精神生活共赏内涵；引领价值导向，提高农民精神消费品位。

关键词：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21BKS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宁允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yunyeening@163.com

通信作者：李娜，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文明。Email：caoyeer@163.com

DOI：10.19518/j.cnki.cn11-2531/s.20260324.003 

网络首发日期：2026-03-25 

引用格式：宁允意，李娜．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J/OL]．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https://doi.org/10.19518/j.cnki.cn11-2531/s.20260324.003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共同富裕是涵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维度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大命题后，学界从推进动因、内涵要义、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方面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动因而言，从理论发展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与发展[2]。从时代要求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展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笃行品格与精神格局[3]。其次，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体现为人们具有自信平和的心理生活、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活以及笃信笃行的信仰生活。再次，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而言，部分地区物质生活的现实掣肘问题仍然显著[4]，精神生产领域尚无法高效高质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5]。最后，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而言，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事业，必须依靠党、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6]。总的来说，既有研究成果从多个维度展开了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成果大部分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框架展开，缺少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基础阐释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正因如此，本文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独特视角出发探讨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以及如何推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如何满足农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

1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核心意涵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7]。精神生产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进行的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探寻精神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将精神生产理解为人的特有的活动，立足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全面阐释了精神生产的丰富内涵。

第一，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指明，“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8]。精神生产的主体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处于某种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8]，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从社会性方面说，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社会化的生产活动，现实的人必然要与某一共同体中的其他个体产生交往联系。从历史性方面说，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是人类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才得以形成。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人自身的生理潜能属于人的主体力量，但这种主体力量并非生而有之，只有在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时，人才会主动调动这些沉睡的自然力，使之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活动，从而实现人在改造外在世界中也改造着自身世界[9]。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活动是属人所独有的生产活动，人类通过精神生产活动来表现自身的本质力量，也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8]，“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8]。

第二，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在社会大生产的视域下对精神生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分析了精神生产和社会全面生产之间的有机联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口的生产构成社会全面生产的基础，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引起新的需要”，精神生产活动即是为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而产生[8]。“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就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在生活的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存在着社会关系生产的桥梁纽带，马克思认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8]，人的本质决定精神生产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实践活动，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8]，而这又决定于个人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

第三，精神生产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成果。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社会生产一般规律的规约，同样也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物质生产力的发达与否，构成了制约精神生产力进步的根本性因素。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0]。如果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处于滞后状态，便难以从根源上支撑精神生产者群体规模的稳步扩大，进而会对精神生产力的长效发展形成根本性制约。反之，精神生产的持续进步，能够推动劳动者综合素质、专业技能与受教育水平的全方位提升，而这类人力资本的优化，又会进一步作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为生产资源的深度开发、生产能力的稳步增强以及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注入核心动力。另一方面，精神生产是对一定物质生产的反映，但也有自身发展的独特因由。马克思认为，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活动发展水平的高低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精神生产内容超前性或形式永恒性。[11]

第四，精神生产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精神生产不仅是社会有机体运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个人精神世界得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动力，相较于满足生存与享乐的需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基于此精神生产的意义才得以充分彰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生产往往被抽离了“精神性”与“价值性”，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沦为创造剩余价值和奴役人民思想的工具，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它们“把粗陋的物质捧上宝座，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2]。马克思分析认为，精神生产应以自由创造和人人共享的状态存在，未来社会人类精神生产的应然状态是摒弃资本逻辑的“自由的精神生产”[13]。自由的精神生产意味着精神生产是一种能动的、自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通过自由自觉精神生产创造出各类精神产品，在精神消费后能够拓宽人的认知视域，提升人的心境格局，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

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把精神生产置于社会全面生产的整体性视角下考察，勾勒了未来人类社会精神生产生活的基本样态，为推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丰富内涵，生动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中的贯彻与发展。

第一，农民精神生活主体性充分激发。精神生产是人自觉能动的生产创造性活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统一体，“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4]。人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自身精神世界的主动建构者。不同于动物受本能驱动的生命活动，人的实践活动始终贯穿着鲜明的主体性，能够基于自主认知与价值判断，能动地塑造物质生活样态，更能主动地建构、丰富与发展精神生活。正是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精神追求，推动着人类不断探寻精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农民精神生活主体性是指农民自由自觉本质在精神生产生活层面的表现，要求尊重和激发农民在精神领域的主体意识与内生动力，是农民在创造精神文化产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保障其文化表达权、参与权和创造权。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产生活始终由资产阶级所控制，广大无产阶级只能被动接受统治阶级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生活的主体性被忽视和遮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明确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重要方向，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在精神生产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即农民能够自觉认识和表达自身真实、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够主动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公共文化决策与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能够在文化交往中保持批判性与选择性，而非盲目接受外来文化的灌输。只有确立了这种自主性，精神生活的富裕才能真正属于农民自己，才能扎根乡土、焕发活力，避免“精神供养”式的文化悬浮与形式主义。

第二，农民精神生活共享性充分体现。共享关乎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公平性维度，关键在于精神生产资源、成果的公正分配与普惠享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同样掌控着精神产品的分配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精神产品占有和支配方面存在两极差距，精神生活的共享性被漠视和消解。共享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构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产生活的价值属性，充分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丰盈的精神生活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群体的特权，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精神境界提高与升华。农民精神生活的共享向度指要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质优量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下沉至农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15]，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精神产品平均主义式分配堆积形成的现实样态，而是一个深刻、系统且充满辩证意蕴的实践命题，既遵循农民精神生活发展的一般规律，推动农民精神生活均衡化发展，又遵循农民精神生活发展的特殊规律，尊重满足农民差异化和多元化的精神生活需求，让农民在精神生活层面切实感受到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6]，把为农民服务作为精神产品和精神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向，加强农民精神产品和精神资源供给，弥合农民在精神文化产品获取和享有过程中的鸿沟。同时，建立健全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打破精神资源的个体独享，实现精神产品的群体普惠，确保全体农民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得到真正满足，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农民精神生产生活的共享性。

第三，农民精神生活多样性充分展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孤立状态中”[17]，这种制度逻辑同样渗透到精神生产领域，人们的一切精神生产生活的目的只为剩余价值服务，这导致人们精神文化产品的交换具有局限性与片面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全面生产是系统完整的生产体系，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精神生活的丰盈程度“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7]，通过精神交往与精神生产生活的深层互动，共赏多元精神文化产品。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语境中，全体农民共同参与多元精神交往，进行多样精神文化产品交换活动，推动农民精神生产生活多样性充分彰显。农民精神生活多样性与社会关系丰富程度密切相关，表现在农民通过精神交往与精神文化产品交换，了解不同个体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促进农民彼此间理解，凝聚农民彼此间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18]，精神交往与精神文化产品的交换表现了农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通过多彩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交换，农民得以互鉴多元生命体悟、智识灼见与实践精粹，助力构建形成理性、平和与包容的精神生活场域，推动农民个体在与共同体中其他个体交往、交流、互动过程中消弭价值分歧，涵养理性平和的精神世界，实现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只有促进农民多元精神交往与精神文化产品交换，不断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形式与内容，才能真正拓展农民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实现农民精神生活由单一匮乏向多彩丰盈转变。

第四，农民精神生活价值充分彰显。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产异化与精神生活物化现象，人们对物仅仅沉迷于拥有的感觉，精神世界所获得的满足是短暂且肤浅的，他认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7]。精神消费是精神生活的终端环节，这意味着通过精神消费既要涵养个体道德情操，实现个体精神生活意义跃迁，又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11]，为新一轮精神生产生活提供精神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全体农民理应获得和享有内涵深刻、格调雅致、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在精神文化产品消费过程中培养自尊自信的心理生活，发展和谐多样的文化生活，达成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让全体农民精神生活价值性充分彰显。农民精神消费品质直接影响农民精神生活水平，理性自觉的精神消费能够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层次和精神品位的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获得感、幸福感”[19]。农民只有在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过程中，主动扬弃物化的精神生活状态，追求真善美的精神生活观念，推动自身精神生活结构的优化。

3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生活“见物不见人”的弊病。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重物轻人”的发展悖论，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需要在遵循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基础上强化主体根基，提升农民精神生产能力；优化供给环境，夯实精神产品共享基础；拓展交往场域，丰富精神生活共赏内涵；引领价值导向，提高农民精神消费品位。

第一，强化主体根基，提升农民精神生产能力。精神生产是展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生命活动，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其主体力量需要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的现实生产实践活动中得以激活，把潜在的主体力量转化为实践活动。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强化农民精神生产能力，激发农民精神生活主体性。首先，调动农民精神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等来的和要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和干出来的，要培育农民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正确价值观念，纠正农民等、靠、要的错误思想，引导农民打破思维定式，鼓励农民日常主动参与精神文化产品创造，主动投身美好精神生活建设。其次，搭建农民参与精神生产的多样化平台，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依托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和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在精神生产领域持续生成新内容，推动农民精神生产变革和精神生活发展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搭建乡村数字文化基地，引入数智技术辅助创作，降低农民精神文化产品创作门槛，推动农民从精神文化产品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创造者的转变。最后，以“投资于人”促进农民精神生产素养提升。“投资于人”就是对农民精神生产能力和素养提升的投入，推动农民精神生产潜力的激活。要针对农民现实需求，开展面向农民的通俗化、接地气的文化知识与技能普及活动，让农民具备基本的精神文化产品创造认知和技能，提升对农民精神生产“造血”能力的培养。要帮助农民深入挖掘乡村本土特色精神文化资源，立足乡村本土精神文化资源禀赋，将精神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其成为滋养农民精神生产能力和素养的源头活水。

第二，优化供给环境，夯实精神产品共享基础。精神产品的共享性，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精神生产应有价值属性，表现为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和享用精神文化产品。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从精神产品分配的公平性、可达性和可持续性入手，构建覆盖广泛、精准匹配、持续供给的共享机制。首先，健全城乡一体、覆盖广泛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持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将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布局，推动“市－区－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协同发展，贯通城乡区域间的精神文化资源流通，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常态化输送优质精神文化产品，弥合城乡区域间的农民在精神文化资源占有上的结构性差距。其次，创新精神产品供给机制，提升供给的精准性与适配性。当前，农民精神生活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传统“大水漫灌”式的精神产品供给难以精准对接农民精神生活需求。要深化农民精神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数智技术，建立常态化调研与反馈机制，掌握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差异化个性化精神生活需求，积极引导文化机构、乡土文化专家等多元主体参与供给，真正实现供给无缝衔接和有效适配。最后，构建制度化保障与长效运行机制，巩固精神文化产品公平分配成果。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短期任务，而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制度化和长效化两方面着手。要健全政策保障体系，确立共享精神文化产品的刚性约束，细化农民在获取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同时要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畅通农民意见反馈渠道，真正做到将精神文化权益转化为农民触手可及的现实福祉。

第三，拓展交往场域，丰富精神生活共赏内涵。马克思把精神生产置于社会全面生产的整体性视角下研究，指明人的精神生活的丰盈程度“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7]。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打破农民精神交往的孤立状态，构建理性平和、包容互鉴的精神生活共同体。首先，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化精神交往新空间。数智技术的发展为农民打破“自己的粗陋孤立状态”[17]提供了全新可能，要依托数智技术建设乡村数字文化云平台和虚拟文化社群，融合汇聚农耕智慧、乡贤故事、非遗文化等多元数字文化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精神文化产品交换机制，打造虚实结合的精神生活空间，真正将数智红利转化为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助推器。其次，构建跨村域的精神生活共同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生产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等要定期牵头组织举办跨村域体育联赛、文艺会演、非遗文化展演等文化活动，推动各村特色民俗文化、红色故事等优秀精神资源在交流交往中实现价值增值。要充分发挥社群组织的独特优势，鼓励支持农民根据自身知识背景、年龄结构和兴趣爱好成立、参与形式多样的生活社群，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将分散在不同村落的农民联结起来，确保农民找到自身精神生活归属。最后，搭建乡村精神文化产品交换平台。精神文化产品交换是精神交往的重要载体之一，要在乡村各类文化广场、休闲公园等场所，设立常态化和便捷化的乡村精神文化产品交换平台，为农民自主创作的戏曲、剪纸、编织等精神产品提供展示交流渠道，农民通过互动体验以及讲述自己创作过程和心得，推动农民精神生产技能互换，促进农民个体之间精神产品的审美互鉴，激发农民文化自信，彰显农民精神世界的独特创造力。

第四，引领价值导向，提高农民精神消费品位。人对精神产品的占有不应该是单纯“拥有”的感觉，而应是一种全面的占有[17]，精神消费作为精神生产生活的终端环节，不仅是要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而且需要形塑个体道德品行，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提升农民精神消费品位，引导农民形成高雅健康的精神消费行为。首先，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引导农民形成高雅向上的精神消费理念。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创造和传播反映乡村全面振兴重大成就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将勤劳致富和崇德向善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农民可感可知的生活实践和审美追求，通过教育和宣传推动农民养成绿色可持续的精神消费理念，引导农民脱离物化和世俗化的精神消费泥潭。其次，营造健康精神消费环境，引导农民养成理性健康的精神消费方式。要整顿农村文化市场秩序，依法打击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乱象，加强农村网络空间治理，持续完善精神文化产品筛选制度和过滤机制，为农民创造一个清朗安全的文化生态。要引导农民走出牌桌酒局，走进高雅多元的精神生活，真切感受优质文化产品给予的精神愉悦，推动农民主动追求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最后，树立高雅健康的精神消费示范标杆。农民精神消费品位深受社会环境与集体风尚的浸染，理性向上的精神消费离不开榜样引领作用，要充分发挥返乡青年学生、乡村教师、乡村劳动模范等群体的榜样示范作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方式为农民提供可以效仿的榜样标杆，努力在乡村营造一种优雅文明、意义充盈的文化氛围，真正实现农民精神生活从庸俗迷失到正向引领的意义跃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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