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本是山西昔阳县一个穷山窝里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之后，乡亲们凭着一双手、一把锹、一根钎，开山凿坡、垒石造田，把山坡地改成了稳产高产的梯田，粮食亩产一下子翻了七倍。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配发社论树为榜样，党中央一声号召，全国农业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从此成为一面火红的旗帜，插遍了神州的乡村山野。
在我的记忆里，最清晰、最难忘的，还是家乡官田最后一次“农业学大寨”的火热场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同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号召全党全国继续弘扬大寨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时代的浪潮，也顺势涌到了我们陕南的大山里。
1977年，我所在的陕西石泉县红卫公社，接到上级部署，全年要抓好三件大事：一是深入揭批“四人帮”；二是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整党整风；三是持续推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县革委会层层传达文件精神、狠抓落实，决定趁今冬明春农闲之时，集中力量打一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会战，以公社为单位选点示范，为全公社树起学大寨的样板。
红卫公社反复踏勘、仔细比对，最终把主战场定在了我的家乡——官田大队第五小组。那片山荒坡陡、土薄石多，却有改造的潜力，一旦修成梯田，就是造福一方的良田。
九月中旬，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一声令下：全公社十二个大队、六十四个生产队，抽调青壮年主力，开赴官田，会战三个月。各大队只留半劳力抢收秋粮、完成秋播，兼顾冬日杂活。所谓全劳力，是壮实汉子干一天记十分工；妇女、体弱或肢体不便的男子算半劳力，一天记五到七分工。工分连着口粮，也连着一家人的生计，人人都把这当成头等大事。
农历十月初，寒风渐起，全公社的精壮劳力背着铺盖卷、挑着口粮袋、扛着钢钎铁锹，浩浩荡荡开进官田大队。原本安静的小山村，一下子被千军万马填得满满当当，炊烟四起、人声鼎沸，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气象。
这次会战的阵地，在官田一处叫“峡口”的地方。山高约一千多米，两山对峙成V字形，一条小河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右边是高耸的石岩，左边是近四十度的陡坡，从山脚河坝边一直延伸到山顶董家坪，上下约几公里、近千亩荒坡，正好容下千余人一字排开、炸山造田。炸开的石头就近可用，抬石砌坎省力又方便，是再理想不过的战场。
红卫公社革委会主任沈东池和官田大队书记胡茂兰，分别担任大会战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胡茂兰的家就成了工程指挥部。公社领导、各大队带队干部、记工员、民兵连长都挤在这里，九间三合院瓦房再宽敞，也架不住人多，屋里屋外都是忙碌的身影。管理仿照部队编制，设团、营、连、排、班，号令统一、步调一致。退役老号兵罗克余按照作息时间专职吹号，起床、上工、收工、放炮，全凭号声指挥，山谷里时时回荡着嘹亮的军号声。每天吃过早饭，开工号一响，各连红旗开道，队伍整整齐齐开向工地。一千五百多人从山脚铺到山顶，远远望去，人头攒动、红旗飘动，像一片涌动的潮头，又像满山忙碌的蚂蚁，场面壮阔得让人震撼。
会战的节奏紧张而有序。每个班一天集中放两轮炮，中午十二点、傍晚五点各一次；其余时间，便是抡起“八棒槌”打炮眼、掀钢钎、抬巨石、砌石坎，分工明确、忙而不乱。工地上吆喝声、号子声、锤击钢钎的叮当声、开山裂石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沸沸扬扬，真如千军万马沙场鏖战。
修梯田，关键在砌石坎。基槽必须挖到硬底，根基扎得牢，石坎砌得周正，才能挡得住土、蓄得住水。石坎依地形而建，有的长龙蜿蜒，有的短小齐整，多是平行线或双曲线排布，一层叠一层，顺着山势延伸。
峡口右侧是陡峭石山，左侧便是施工面。一开始，一部分人挥锤打钎，每隔几米凿一个炮眼；一部分人挥镐挖槽，清理砌坎根基。根基成型、炮眼够数，便开始第一轮放炮——没有石头，砌坎就成了无米之炊。
放炮前，第一遍警戒号吹响，全体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安全员装炸药筑炮、做好点炮准备，四个警戒员分别守住工地上下左右要道，在行人路口高声喊话：“放炮了——快躲开！”路人听见号声与呼喊，立刻躲进岩洞、屋檐下，不敢有半分大意。
第二遍号响，安全员全部就位，爆破员紧盯避险位置，只等点火。第三遍号声落定，大家手持蚊香或香烟，快步点燃导火索，一炮接一炮引燃，随即飞奔隐蔽。几分钟后，石山之上腾起朵朵蘑菇云，碎石如雨点四射，万炮齐鸣、地动山摇，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把整座山都裹进尘雾里。那场面，比电影里的战斗镜头还要震撼人心。
约摸二十分钟，烟消尘散，安全员仔细排查，确认没有哑炮、解除危险，行人和劳力才能重新进场。满地炸开的石料各有用场：四人合抬的大料砌在坎底，稳如磐石；小块碎石填塞缝隙，结实牢靠。峡口出产大理石，砌成的石坎光洁鲜亮，格外醒目。抬石的号子此起彼伏，打钎的脆响清脆悦耳，整个工地充满了原始而蓬勃的力量。
那一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既要学文，也要学军，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挥部体谅我们年纪小、干不了重活，反倒安排我们去工地搞文艺演出，鼓劲加油、活跃气氛。我们每周两次到工地，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三句半，用稚嫩的声音为大人们鼓劲。老师们除了教课，大部分时间都在排演学大寨的节目。一到星期天放假，我就跟着父亲上工地，干些捡小石头、填缝隙的轻活，也算亲身扎进了这场大会战。红旗飘飘、军号声声、标语醒目、人声沸腾，那种改天换地的气势，深深印在我年少的心里。
为了把好质量、赶好进度，指挥部每晚都召集大队书记、记工员、民兵连长、安全员开会，复盘白天难题、部署次日任务。农历十一月，天寒地冻，连续苦战的社员们疲惫不堪，不少人想家心切，夜里偷偷跑回去。指挥部为稳住队伍，严令不准随意请假，旷工一天倒扣一天工分。有人实在熬不住，便装病躲懒；有人晚上收工后打着手电回家，天不亮再赶回来，山间小路上昼夜都有匆匆身影。长时间连轴转，不少人哈欠连天、精神萎靡，眼看年关将近，归心似箭，工地上渐渐出现松懈苗头：石坎越砌越单薄，看着齐整，根基虚；打炮眼、装炸药也不如起初严谨，一装就是一二十公斤，炮声震碎窗玻璃，飞石破坏力极大。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位姓朱的青年，不幸被飞石砸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让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会战原计划农历十二月底完工，没想到腊月二十一就全线告捷。近三个月苦战，把一片荒坡秃岭，改成了层层叠叠、壮观的大寨田。站在山脚仰望，梯田接天、石坎如带，旧貌换新颜，让人眼前一亮、心生自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陕南大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随之画上句号。
1983年，陕南安康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灾，官田这一片梯田也未能幸免，近六成的石坎垮塌，乱石遍地，曾经整齐的梯田变得狼藉不堪。万幸的是，当年打下的根基还牢固。1984年，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分到的承包土地，因地制宜、自力更生，把垮塌的石坎重新垒起、加固修整，昔日的大寨田基本恢复原貌。
如今，乘车北去云雾山鬼谷岭，行经官田峡口，那层层梯田依然静静铺在山间。石坎上的纹路刻着岁月，田土里的收成连着日子。它们不说话，却默默见证着1977年那个冬天，一千五百多人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奋斗与荣光，也留存着我心底最真切、最难忘的记忆。
（文中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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