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本是山西昔阳县一个穷山窝里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之后,乡亲们凭着一双手、一把锹、一根钎,开山凿坡、垒石造田,把山坡地改成了稳产高产的梯田,粮食亩产一下子翻了七倍。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配发社论树为榜样,党中央一声号召,全国农业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从此成为一面火红的旗帜,插遍了神州的乡村山野。
在我的记忆里,最清晰、最难忘的,还是家乡官田最后一次“农业学大寨”的火热场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同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号召全党全国继续弘扬大寨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时代的浪潮,也顺势涌到了我们陕南的大山里。
1977年,我所在的陕西石泉县红卫公社,接到上级部署,全年要抓好三件大事:一是深入揭批“四人帮”;二是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整党整风;三是持续推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县革委会层层传达文件精神、狠抓落实,决定趁今冬明春农闲之时,集中力量打一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会战,以公社为单位选点示范,为全公社树起学大寨的样板。
红卫公社反复踏勘、仔细比对,最终把主战场定在了我的家乡——官田大队第五小组。那片山荒坡陡、土薄石多,却有改造的潜力,一旦修成梯田,就是造福一方的良田。
九月中旬,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一声令下:全公社十二个大队、六十四个生产队,抽调青壮年主力,开赴官田,会战三个月。各大队只留半劳力抢收秋粮、完成秋播,兼顾冬日杂活。所谓全劳力,是壮实汉子干一天记十分工;妇女、体弱或肢体不便的男子算半劳力,一天记五到七分工。工分连着口粮,也连着一家人的生计,人人都把这当成头等大事。
农历十月初,寒风渐起,全公社的精壮劳力背着铺盖卷、挑着口粮袋、扛着钢钎铁锹,浩浩荡荡开进官田大队。原本安静的小山村,一下子被千军万马填得满满当当,炊烟四起、人声鼎沸,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气象。
这次会战的阵地,在官田一处叫“峡口”的地方。山高约一千多米,两山对峙成V字形,一条小河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右边是高耸的石岩,左边是近四十度的陡坡,从山脚河坝边一直延伸到山顶董家坪,上下约几公里、近千亩荒坡,正好容下千余人一字排开、炸山造田。炸开的石头就近可用,抬石砌坎省力又方便,是再理想不过的战场。
红卫公社革委会主任沈东池和官田大队书记胡茂兰,分别担任大会战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胡茂兰的家就成了工程指挥部。公社领导、各大队带队干部、记工员、民兵连长都挤在这里,九间三合院瓦房再宽敞,也架不住人多,屋里屋外都是忙碌的身影。管理仿照部队编制,设团、营、连、排、班,号令统一、步调一致。退役老号兵罗克余按照作息时间专职吹号,起床、上工、收工、放炮,全凭号声指挥,山谷里时时回荡着嘹亮的军号声。每天吃过早饭,开工号一响,各连红旗开道,队伍整整齐齐开向工地。一千五百多人从山脚铺到山顶,远远望去,人头攒动、红旗飘动,像一片涌动的潮头,又像满山忙碌的蚂蚁,场面壮阔得让人震撼。
会战的节奏紧张而有序。每个班一天集中放两轮炮,中午十二点、傍晚五点各一次;其余时间,便是抡起“八棒槌”打炮眼、掀钢钎、抬巨石、砌石坎,分工明确、忙而不乱。工地上吆喝声、号子声、锤击钢钎的叮当声、开山裂石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沸沸扬扬,真如千军万马沙场鏖战。
修梯田,关键在砌石坎。基槽必须挖到硬底,根基扎得牢,石坎砌得周正,才能挡得住土、蓄得住水。石坎依地形而建,有的长龙蜿蜒,有的短小齐整,多是平行线或双曲线排布,一层叠一层,顺着山势延伸。
峡口右侧是陡峭石山,左侧便是施工面。一开始,一部分人挥锤打钎,每隔几米凿一个炮眼;一部分人挥镐挖槽,清理砌坎根基。根基成型、炮眼够数,便开始第一轮放炮——没有石头,砌坎就成了无米之炊。
放炮前,第一遍警戒号吹响,全体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安全员装炸药筑炮、做好点炮准备,四个警戒员分别守住工地上下左右要道,在行人路口高声喊话:“放炮了——快躲开!”路人听见号声与呼喊,立刻躲进岩洞、屋檐下,不敢有半分大意。
第二遍号响,安全员全部就位,爆破员紧盯避险位置,只等点火。第三遍号声落定,大家手持蚊香或香烟,快步点燃导火索,一炮接一炮引燃,随即飞奔隐蔽。几分钟后,石山之上腾起朵朵蘑菇云,碎石如雨点四射,万炮齐鸣、地动山摇,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把整座山都裹进尘雾里。那场面,比电影里的战斗镜头还要震撼人心。
约摸二十分钟,烟消尘散,安全员仔细排查,确认没有哑炮、解除危险,行人和劳力才能重新进场。满地炸开的石料各有用场:四人合抬的大料砌在坎底,稳如磐石;小块碎石填塞缝隙,结实牢靠。峡口出产大理石,砌成的石坎光洁鲜亮,格外醒目。抬石的号子此起彼伏,打钎的脆响清脆悦耳,整个工地充满了原始而蓬勃的力量。
那一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既要学文,也要学军,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挥部体谅我们年纪小、干不了重活,反倒安排我们去工地搞文艺演出,鼓劲加油、活跃气氛。我们每周两次到工地,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三句半,用稚嫩的声音为大人们鼓劲。老师们除了教课,大部分时间都在排演学大寨的节目。一到星期天放假,我就跟着父亲上工地,干些捡小石头、填缝隙的轻活,也算亲身扎进了这场大会战。红旗飘飘、军号声声、标语醒目、人声沸腾,那种改天换地的气势,深深印在我年少的心里。
为了把好质量、赶好进度,指挥部每晚都召集大队书记、记工员、民兵连长、安全员开会,复盘白天难题、部署次日任务。农历十一月,天寒地冻,连续苦战的社员们疲惫不堪,不少人想家心切,夜里偷偷跑回去。指挥部为稳住队伍,严令不准随意请假,旷工一天倒扣一天工分。有人实在熬不住,便装病躲懒;有人晚上收工后打着手电回家,天不亮再赶回来,山间小路上昼夜都有匆匆身影。长时间连轴转,不少人哈欠连天、精神萎靡,眼看年关将近,归心似箭,工地上渐渐出现松懈苗头:石坎越砌越单薄,看着齐整,根基虚;打炮眼、装炸药也不如起初严谨,一装就是一二十公斤,炮声震碎窗玻璃,飞石破坏力极大。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位姓朱的青年,不幸被飞石砸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让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会战原计划农历十二月底完工,没想到腊月二十一就全线告捷。近三个月苦战,把一片荒坡秃岭,改成了层层叠叠、壮观的大寨田。站在山脚仰望,梯田接天、石坎如带,旧貌换新颜,让人眼前一亮、心生自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陕南大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随之画上句号。
1983年,陕南安康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灾,官田这一片梯田也未能幸免,近六成的石坎垮塌,乱石遍地,曾经整齐的梯田变得狼藉不堪。万幸的是,当年打下的根基还牢固。1984年,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分到的承包土地,因地制宜、自力更生,把垮塌的石坎重新垒起、加固修整,昔日的大寨田基本恢复原貌。
如今,乘车北去云雾山鬼谷岭,行经官田峡口,那层层梯田依然静静铺在山间。石坎上的纹路刻着岁月,田土里的收成连着日子。它们不说话,却默默见证着1977年那个冬天,一千五百多人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奋斗与荣光,也留存着我心底最真切、最难忘的记忆。
(文中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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