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户籍制度中的农业户口

目前明确实行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有三个：中国、朝鲜和贝宁。

这里的“户籍制度”特指将公民的户籍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和社会权益直接挂钩，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制度。

我国拥有全球最严格的户籍制度，曾长期将户口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类，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影响着居民的社会权益。尽管近年来进行了改革，但户籍差异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国的户籍制度，简单说就是户口，一种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法。这种户籍管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三个阶段：

一是从建国到50年代末的居民自由迁徙流动时期，二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政府严控人口流动时期，三是从80年代初到目前的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并不断改革时期，

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并区别对待。二是将教育升学、岗位就业、房产居住、治病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与户口挂钩，不同户口、不同地区政策不同。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演变，与不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简而言之，在建国之初，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以工业立国的战略，将居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实际上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农业供养工业，以农业保障工业的权宜之计。

但是，因为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意愿强烈，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农村人口下降。据统计，从1957年到1960年三四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34.1%。与此同时，因农业人口流失，1958年开始，粮食连续三年减产。

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不仅掏空了农业生产能力，而且冲击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于是，居民的自由迁徙与企业自主招工权利被紧急叫停。政府执行严格户籍政策，严控人口流动，避免对城市经济造成冲击。从70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逐渐成为基本国策，但计划生育政策只能依赖户籍制度实现。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开始倒逼户籍制度调整。从1984年开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严格限制政策松动，户籍制度出现持续不断的改革。

1993年，统购统销制度彻底终结，凭票供应的供给制彻底取消，户籍与基本生活保障剥离。同时，国家开始试点小城镇户籍改革，到2007年基本完成，全国县级市及县以下的小城镇农民可自愿转为城市户口。

2001年，大城市户籍改革开启，浙江省湖州市率先实行城市落户试点。2004年，成都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同年，上海、深圳、武汉、杭州等主要城市先后实行了居住证制度。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提出除了严格控制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外，要有序放开5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小城市的落户限制。

2019年，国家发改委再次要求，常住人口100万到300万的二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至500万的一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宽落户限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

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发布，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一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取消郊区和新区的落户限制。

2023年，江西南昌宣布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行以申请为主、无任何附加条件的零门槛准入政策。

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批评者认为户籍制度涉及公民权利，应取消所有限制，自由迁徙一律平等。但反对者认为自由迁徙一律平等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没有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与配套措施前，贸然取消所有限制，只会带来混乱与不公平。所以渐进式调整才是理性务实的选择。

理想主义者认为户籍制度导致的区别对待是道德问题，应该取消一切限制，一律平等。但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及逐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将历史问题与复杂现实问题道德化，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虽然部分地区名义上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但因与户口挂钩的各项社会福利政策改革滞后，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未彻底改变。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迁徙的自由与权利与户籍政策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影响了每个普通人的人生际遇。

下面内容大家随意看看。

（1）开个小玩笑，户口相当于县或市里发的护照，在本县本市内，你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如果去了其他地区，就会部分失去权利。你不能享受当地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小孩不能与当地小孩一样受同等教育，更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就相当于非法移民。

（2）许多农民应该不知道，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许多省份都建有至少一所只招收非农业户口的大学，学费应该不低，这样的学校分数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据说在一定时间内该学历只在本省有效。这是为县直和乡镇职员子弟提供了学历机会或保障，以对冲大量凭分数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