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科斯教授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发现意义，阐明了案例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真实性、全面性与开放性)、重要意义(样本意义、检验意义、发现意义和哲学意义)以及理论发现的递进性判断标准，强调了案例研究所必须把握的三个关键(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关注现实的约束条件和把实例一般化)，并进一步对《农业的产权、契约与制度——中国案例故事》一书的写作旨趣与内容安排做了简要介绍。作者强调，“好”的案例研究，一定是讲述了一个“好故事”:发现了现象，描述了事实，找到了关键，梳理了逻辑，阐明了机制，进行了检验，得出了结论，增添了启迪(包括新的理论发现、新的政策启迪、新的现实解释)，从而为“共同知识”做出边际贡献。
关键词:方法论;案例研究;真实世界;发现意义;理论价值
现代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人类行为目标被视为是基于个人理性选择而追求目标最大化。通常，行为目标往往由丰富多样的价值观与信念所决定，而行为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人偏好、环境条件、资源约束以及计算能力，而且与现实的与潜在的利益机会紧密关联。个人的理性选择，既是个体性的，亦是群体性的。所以，虽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方法立足于个人选择理论，但是，却可以把微观层次的理论当作分析工具，用来增进对人类行为所导致的整体社会秩序等宏观层次的理解。这或许是理论实证研究不断受到重视的重要根源。对此，案例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它从微观的、具体的实例中，挖掘出具有宏观启示的、理论性的深刻见解。它不是要证明“大多数情况是怎样的”，而是要展示“在特定情况下，事情可以是这样发生”并解释其原因，从而增进我们对“真实世界”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认识。
一、从科斯的方法论说起
在经济学界，凭借数篇论文取得巨大声誉，并能够保持长久影响力的，恐怕很难找到比科斯教授(Ronald H. Coase，1910—2013)更具典型代表性的例子。科斯一生的著述并不丰厚，但他凭借两篇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的巨大影响——发现和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对制度结构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而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企业的性质》标志着交易费用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社会成本问题》则是产权理论与法律经济学创立的重要标志。
早在1937年，科斯就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该文的引证和讨论才开始与日俱增，以致“比之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周其仁，1999)。“交易费用”概念从提出到成为时髦，滞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1960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时，科斯并未意识到这篇论文的重要性。直到后来通过与张五常的多次交流，他才意识到该文的思想对于经济学理论所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科斯，1994)。在科斯的身上，似乎一直存在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研究工作及其社会影响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总是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周其仁，1999)。到今天，产权与“科斯定理”、交易与“交易费用”、契约与“外部性问题”等众多经济学的前沿议题，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科斯的两篇文章。
科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或许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紧密关联，即“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研究方法。科斯1937年的论文就是从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开篇的。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科斯，1994)。科斯(1994)强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更必须是“真实的(Ｒealistic)”。他反对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的做法。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为了说明科斯的方法论特征，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经济学的“科学”特性。众所周知，经济学并非唯一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也研究人的行为，但区别在于，经济学以行为假设、用公理化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所有被称为“科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公理体系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是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的有机整体。一般来说，规范的理论研究只强调假设与结果的逻辑一致性，并不一定要与现实对接。换句话说，如果理论的假设与现实不吻合，导致理论的逻辑结论与现实也不吻合，并不能证明理论就是错误的，只能说这个理论不适用于现实的时空。在科斯之前，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理论的逻辑性(与“易于处理”相关)，而不是理论的现实性(与“真实性”相关)。正因为如此，科斯(1994)将其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在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的研究方法争论。前者试图寻找普遍规律，后者则强调差异性及其局限条件;前者依赖于逻辑演绎，具有一般性与普遍性，是一种“理论”，后者侧重于理解或解释，但却不一定能保证获得“一般”，因为所有的解释都是实证主义的，都具有情境依赖性(计量分析中的控制变量、中介变量、异质性分析，甚至ＲCTs、工具变量，都表达的是某种情境依赖)。事实上，“解释”不是经济学理论本身，不能赋予经济学以“科学性”，更不能保证“公理”意义上的理论进步。过于渲染“黑板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污名化”)，过于关注“解释”与实证研究，不与理论对话，显然是有“学术损伤”的。所以，应该指出的是，强调“在真实世界中做学问”，关注实证研究尤其是计量模型分析，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理论思维或理论范式置之不理与轻视。毕竟，现实是浑浊的，理论却是清澈的。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得主莫基尔(2011)提出的“有用知识”这一重要概念，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两类研究范式的理解。“有用知识”包括两种知识:一是指令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二是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s)。指令性知识是“知其然”(Know How)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即实现特定目标、制造物品或完成任务的技艺、方法、技术和流程。例如工匠和技师掌握的实践性技能和诀窍，类似于“处方”那样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其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缺乏“原理性”支持，容易遭遇技术瓶颈，因为改良往往依赖于试错和经验模仿。命题性知识是“知其所以然”(Know What)的知识，是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即描述自然现象、规律、事实和原理的科学定律与理论。例如热力学原理。这种知识使得系统性地改进、理论指导下的创新以及将技术推广到全新领域成为可能，从而防止了创新动力的衰竭。莫基尔(2020)认为，这两种知识相互促进，命题性知识(科学理论)为指令性知识(技术发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指令性知识(技术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又反过来推动命题性知识的探索和发展。莫基尔(2020)认为，正是这两类知识的互动，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类似地，如果将命题性知识看作是理论的，将指令性知识看作是实践的，那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和充实理论，才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多数情形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能够有助于获得指令性知识，但上升到命题性知识则需要规范的理论研究与一般化。指令性知识的积累，最多是“一堆石头”，命题性知识的提升，才能建造出高楼大厦。可以认为，当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与定量方法携手，并与规范性理论研究对接，才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真正成熟和强大之日，也是构建一个更健全、更具解释力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应该区分“正确”理论与“有用”理论两个概念。正确的理论无需假设与现实吻合。有用的理论至少有两个判断基准。一是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二是用来解释现象和行为的理论。对于后者，其假设就需要与现实吻合。科斯强调的方法论是对此而言的。可以认为，科斯的方法论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或者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但他的“伟大”或“过人”之处就在于，通过“研究真实世界”进行解释范式与理论范式的革新，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具体化洞察”与一般化提升，并由此推进了理论的进步。
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运行的成本为零。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一些复杂的组织和合约(例如为什么存在企业)，甚至对此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的默认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由此，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的合约形式，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存在的组织和合约，从而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包括企业、市场、法律和政府)，提供了无比强大的理论工具。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领域的开创者。科斯的方法论，对于案例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性作用。从“科斯案例”来说，尽管案例研究的学术效果具有滞后性，但却有着深刻的理论发现意义。
二、案例研究的方法论
(一)理解“地方性知识”
如前所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孰重孰轻一直令人困惑。在人类学中，也一直存在着类似的方法论之争。例如，结构人类学试图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重在宏大的理论建构(宏大叙事);诠释人类学则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特征，重在揭示差异生成的根源(典型事实)。为此，人类学家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由此与共同性知识或普遍性知识区隔开来*。
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生成的，所以必须着眼于知识如何形成的具体情境条件。格尔兹(2016)形象地提出:我们至少被逼迫在实验室，在诊疗室，在贫民区，在电脑中心，或在非洲的村落，去仔细存照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思考“思想”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案例研究的真实性及其“情境依赖”，或许是最具“实验室”研究性质的。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基于“地方性知识”来阐释局限条件下事物发展逻辑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理解地方性知识，必须理解“情境依赖”。作为基本事实，它们必须是可以度量(描述)的，进而其因果关系也必须是可以度量(描述)的。问题是，物理事实可以精确刻画，但社会事实的描述却非常困难。一般来说，在理论叙事中，概念往往有强弱之分。例如“危险”，在一般情形下，水烧开的温度是摄氏100℃，如果将人的手指直接放进去，大概率会烫伤。这个“危险”是相对明确的。如果水温是60℃，是否会烫伤人体皮肤，这个“危险”是不确定的。当然，如果60℃接触人体皮肤超过1分钟，会造成Ⅲ度烫伤，这个“危险”就是明确的。所以，“危险”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是有强弱之分的，并与情境紧密关联。
同样，如果存在“普遍规律”，也一定会有“普遍性”的强弱之分。由于地方性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情境特性，所以能够增进对“强普遍性”和“弱普遍性”的理解，从而有助于将典型事实与宏大叙事连接起来。正因为如此，基本事实、田野调查、情境依赖、局限约束、关键变量……，才越发构成了现代经济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生态。
案例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地方性知识与典型事实的分析，从而构建起“弱普遍性”与“强普遍性”之间的桥梁，形成典型事实与宏大叙事的连接，由此让概念与抽象变“强”，让规律性与普遍性变得鲜活起来。好的案例研究一定是基于真实现象(地方性知识)，找到典型事实(或原发性事实)，揭示关键变量及内在机理，并由此得出一般化的理论认知。前者是局部性的事实刻画，后者是开放性的理论推演。
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基于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典型事实，展现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了关系网络与“差序社会”的一般性逻辑。阿西莫格鲁等(2015)关于南北美洲的比较研究，基于殖民地流行病毒及死亡率的外生性冲击(典型事实)，阐明地理与制度的关联性，揭示“地理—制度—经济绩效”的内在逻辑，由此形成了制度生成的宏大叙事(包容性与汲取性制度)。这些均可视为案例研究的典范。
(二)案例研究的基本特点
案例研究由来已久，在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应用最多，也最有成效。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相对较少，在中国经济学界则更少。可喜的是，这种情形目前正在发生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事实和过程的分析，被科斯(2009)讥讽为“黑板经济学”，特别是其中所表现的数学化和工程化倾向，使之脱离了经济学的本来含义。
基于真实的社会事实，描述、刻画、解构并揭示其发生学机理，成为言说者的重要工作。这就是案例研究的方法论比较优势。案例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的场景，其事实特征在于:一是客观性。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必须是外在的(这或许是计量分析中工具变量越发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不以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独立于研究者的个人意志外，从而表达为“真实现象”。二是强制性。社会事实对个人产生着约束力量，是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并作用于个人行为，往往内化为自身意识的一部分，从而表达为“情境约束”。三是普遍性。社会事实不是来自大量个体事实的总和，而是来自一种集体的属性，并贯穿于“一个社会”中，即社会事实是共有的，不是个别的，从而表达为“共同知识”。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学中，案例研究就具有了如下的基本要求:
(1)真实性。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基本事实、基本现象或基本问题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案例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真实动人的报告。
(2)全面性。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应当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还要有支持性的图示和数据刻画。人们读完案例报告，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及其情境，从而为展开进一步分析、讨论与深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放性。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此，通过个案分析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或)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案例研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做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还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三)案例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张曙光，1999):
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所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类似现象中的一个，具有典型说服力。
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做出一个否证，由此增进对理论的警示性。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尽管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例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但案例分析故事的透彻性，则能够增进人们的感知与对话空间。
三是发现意义。即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进行检验。与计量分析不同，案例研究能否鞭辟入里，有助于人们对其“发现”价值的强弱进行判断。
四是哲学意义。案例研究往往具有“局部均衡”的分析特点。一般均衡的世界观和局部均衡的世界观有明显的区别。一般均衡的条件非常严格，也很难满足;而局部均衡的条件比较容易达到，因而是可以实现的，由此有助于促进边际知识的渐进性增长。案例研究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地位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由于它为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进行思想实验的场景。其作用非常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实验。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也要进行规范分析，但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证分析。而实证分析又包括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两种。理论实证分析是在总结出某种理论之后，通过实验或观察收集数据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经验实证分析则是先从各种实例中发掘出某种规律，进而总结出理论，并验证这个理论是否与之前的假设相符。简单来说，理论实证分析是从理论到数据，经验实证分析则是从数据到理论。事实上，在当前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是模糊了。案例研究尤其如此。不同的是，案例研究更倾向于通过事实分析来发现或修正理论。
在实证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计量分析所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统计规律。但与经济现实相比，再复杂的计量模型都太简单了，统计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数规律。并且，由于模型中的联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解释一个系统的方程都是严格决定的，而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与此不同，案例研究以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为前提，主张透彻地观察个别的事物，深入剖析它的关键性细节，注意研究事物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案例研究所关注的不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是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用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提炼理论分析的基础。
事实上，一切科学的理论认识都始于对个别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借助于案例研究，提炼出理论分析的基础和逻辑演绎的前提，既按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向，又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方向，进行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就可以从样本意义与检验意义转向发现意义与理论意义。
(四)关于理论发现的进一步讨论
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着力寻找或发现新的影响因素———计量分析视为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案例分析则视为找到了新的关键环节(或情景)。一般来说，如果新增变量只能丰富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算不上是理论发现或理论创新。因为事实本身不一定是科学，更多的时候是类似于在一堆石头里增加了一块石头。科学发现应该是为建造一幢更好的房子“添砖加瓦”。具有发现意义的前提是，能够证明这个新增变量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当前现象的理解和认知，重构现有的因果地图，甚至能够挑战现有理论的底层逻辑和前提假设(Whetten，2009)。科斯的“交易费用”显然具有这样的意义。
发现意义的学术价值在于理论贡献，从而将指令性知识上升到命题性知识。我们可以不太准确地将理论贡献及其发现意义视为一个从低到高的谱系:(1)不算贡献的情形(“精致的平庸”)。如果新增变量(例如农地的地块形状或大小)仅仅作为一个统计控制项，或进行简单的分组回归，而没有深入阐述其背后的理论机制，那么这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挖掘。它只是在原有叙事上增加了一个细节，没有提供新的因果洞察，所以理论价值有限。(2)修补性贡献。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增加一个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使解释更精细。通常，这样的变量具有政策含义。(3)拓展性贡献。将成熟的理论应用到全新的领域，检验其边界条件。(4)挑战性贡献。研究发现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异象”，并提出竞争性假说。(5)颠覆性/范式性贡献。研究提出全新的核心概念和逻辑框架，从根本上改变研究议程和对话方式。
好的案例研究一般表现为三个方面的情形:(1)揭示新机制。新增变量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而是一个过程或机制的代理。例如，在研究创新时，不只是加入“研发投入”，而是引入“知识溢出的网络结构”，这就在“投入—产出”的黑箱中打开了一个机制。(2)重构理论边界。新增变量作为一个关键的情境条件，明确了原有理论“何时成立、何时不成立”。例如，提出“市场竞争促进创新”这一理论，只在“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的情境下成立，否则会抑制创新。这就通过引入一个新变量，精炼并发展了原有理论。(3)连接不同理论。引入一个变量，将两个原本孤立的理论领域连接起来。例如，引入“社会资本”变量，来解释宏观制度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接了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总体来说，理论贡献的核心判据是，新增变量是故事的背景板，还是故事的主角——如果去掉这个变量，故事依然成立，只是细节模糊，那就无足轻重;如果去掉它，整个故事的逻辑链就崩溃了，那么它很可能就构成了理论贡献。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梳理出判断理论贡献应该遵循的四个递进的标准:(1)解释的突破性。它是否解决了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悖论”或“异象”;它是否提供了更深刻、更简洁或更统一的理解(例如，奥卡姆剃刀原则在解释力相同的情况下，更简洁的理论更好)。(2)机制的深刻性。它是否打开了“黑箱”，揭示了从A到B的因果过程。例如，它不仅说明“制度影响增长”，还阐明制度通过“保护产权→激励投资→促进分工”这一系列机制来实现影响。关键在于，它是否识别了核心的驱动力量，而非表面的相关因素。(3)范围的延展性。它的解释力是否超越了原始情境。显然，一个只在特定数据集中成立的关系，理论价值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繁殖力”，能催生出新的研究问题和假设。一个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引导后续研究的走向。(4)范式的挑战性。它是否挑战了领域内根深蒂固的假设(例如行为经济学挑战“理性人”假设);它是否提供了新的“语言”或“分析单元”(例如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分析单元，威廉姆森进一步提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的分析单元及其分析框架)。
科斯的工作告诉我们，真正的理论贡献绝非在既有范式里“添砖加瓦”，而是发起一场“范式转移”。在他之前，企业是一个“黑箱”，生产函数是分析的焦点。在他之后，经济学家普遍意识到，市场运行本身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分析的焦点从纯粹的技术(生产函数)转向了生产的制度结构。
威廉姆森(2002)的工作则表明，理论贡献不仅是提出一个聪明的想法，更是将一个想法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分析引擎。他让“交易成本”从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变成了经济学家分析现实商业世界时不可或缺的“思维骨架”。这是高层次的理论贡献:它不仅仅是在对话，而是重新设定了关于“组织为何存在”这场对话的语法和词汇。
所以，无论是做计量分析还是案例研究，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这个研究是否有助于改变我们理解这个议题的基本方式?或者，这个研究能够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线索，让我们看清一系列此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
三、案例研究的三个关键
如前所述，科斯的方法论诀窍在于提出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按照周其仁(1999)教授的说法，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必须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点。
(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
完整而真实的故事是案例研究的第一要件。这也是科斯方法论的首要诀窍。对于企业普遍存在这一基本事实，科斯对接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工业组织?对于如何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寻找企业存在的原因，科斯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去寻找理由。1932年的一次美国之行，通过广泛调研并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科斯幸运地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根源。这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及其交易费用理论。
案例故事的选择是描述和分析的前提。如何选择一个既生动感人又能发人深思的真实故事，是进行案例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张曙光教授(1999)提醒的关注点在于:第一，与常理和公认的逻辑相悖的事件，特别是与权威的预言和论断相悖的事件。如果案例故事具有了奇特性，就有了引人入胜之处，人们不仅要看个究竟，而且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其结局如何，等等。第二，现行政策明令禁止而又不断发生和广泛存在的事件。因为这样的故事具有戏剧性，事情为什么禁而不止，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和特别的情境。由此，机理性分析才可能变得深刻。第三，充满内部矛盾、存在相互冲突、看似无法解决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必然是复杂曲折、跌宕起伏的，选择这种事件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就会使所描述的故事生动具体，活灵活现。
(二)关注现实的约束条件
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并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周其仁，1999)。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来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所想象世界的简化，其好处是“易于处理”，但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对此，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但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
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事件，必有其起因或诱因，也有其发展放大的条件和过程，还有其变化的机制和结果(张曙光，1999)。不论其多么复杂曲折，总有几个关键环节，抓住这些关键环节，加以具体描述和详细分析，就为案例报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如此，不仅会向人们展现出真实世界的生动场景，而且有助于探寻出其背后的约束条件和运行机理。案例研究质量好与坏的分野，往往与在深入实际调查上所下的功夫有关。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应当向社会学家学习，即真正做到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
(三)把实例一般化
案例包含了故事的众多关键要素，但并不能回答一般性的逻辑问题。因此，从实例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的制度、组织及其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在科学语境下，“一般化”是指从有限的、具体的观察(案例)中，提炼出能够解释更广泛现象的、具有普适性的概念、模式、关系或理论框架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扩大解释范围，增强预测能力，从而促进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对于案例分析的一般化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张曙光，1999)。
一是理论背景和理论框架的交代和说明。在案例研究中，在讲故事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所论问题的理论背景和理论逻辑，明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传统里(或文献分支中)研究和讨论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与理论文献对话，所讲的故事才有意义;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进一步的分析提炼和理论概括，进而将案例一般化。否则，就会把案例研究变成单纯地讲故事。这会使案例研究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理论假说的提出及其有效性。在案例研究中，提出理论假说并加以检验，既是把实例一般化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在理论上开拓创新的主要途径。因为，提出一个恰当的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就抓住了案例故事的灵魂，由此切入和组织材料，就能够更好地把握事实和描述故事。由此展开实证的表述和分析，就是对一个理论的检验。不论是对既有理论的否证和支持，还是提出新的理论，都要进行理论和事实、理论和理论的比较，既要说明原有理论为什么解释不了新的现实，也要提供作出修正和重新解释的依据，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案例报告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能否提出恰当的理论命题或理论假说。
三是理论假说的个案实证和检验。这是案例研究的中心环节，也是把实例一般化的关键。科斯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进行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产品”。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话语了(周其仁，1999)。
总之，对于案例研究，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实例和(把实例)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恰当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判据。
四、本书的意图与内容安排
(一)本书的意图
在实证经济学领域，由“图形模型—数学模型—计量模型”表达的分析工具，尤其是计量模型，在学术研究中越发占据核心地位。计量分析当然重要，但如何选择合理的分析工具也重要。过于强调“硬”的数学模型，将导致一些重要的问题被忽视而产生“遗落之罪”(Akerlof，2020)。如何将建立在微观数据基础上的计量分析，与理论传统对话、与现实问题对接，从特殊事实提炼到一般认识，挖掘微观研究的宏观意义，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同样，如何将农业经济学界从过度依赖于数理模型尤其是计量实证的经济学，还原到有温度、有感知的生活切片或历史场景中，进而解构经济现象与生成逻辑，增进理论认知的信念，深化理解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能力，不仅依赖于洞察力、核心变量与关键变化以及科学的测量方法，而且依赖于重大的宏观叙事与社会关怀。
理论实证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不打算告诉(或教导)人们现实经济“应该是什么样”，人们“应该怎样行动”或不该怎样行动，而是要对现实生活“本身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做出理论上、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研究的关键就在于:从对经济社会的观察与感受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前提，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然后进行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的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这或许是在农业制度经济学中强化案例分析的重要任务。好的案例故事，是由真实现象、问题特性、研究视角、参照系与逻辑框架、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范式的关键是将微观事实与宏观意义对接、将指令性知识与命题性知识对接、将地方性知识与经济学理论连接、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对接。好的案例研究，一定是讲了一个“好故事”——发现了现象，看到了事实，找到了关键，梳理了逻辑，阐明了机制、进行了阐释，得出了结论，增添了启迪(新的理论发现、新的政策启迪、新的现实解释)，从而为“共同知识”做出边际贡献。
(二)本书的内容安排
本书作者之一曹正汉教授，1998年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他在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份标准的制度经济学案例研究(曹正汉，2002)。这在当时正在成为“潮流”的计量研究热潮中，可谓是一股清流。事实上，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界，曹正汉教授的案例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深度，还是故事的清晰度，都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我俩是师徒，更是学友，都有着“顶天立地”的学术追求，既有共同的“阳春白雪”式的理论偏好，也同样一直对“下里巴人”式的案例研究抱有兴趣。正因为这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教授组织“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出版物中，我们两人都是经常出现的作者。当然，我们的案例研究，除了少数的合作之外，更多是各自分头进行的研究工作。差不多20年过去了，我们手上的案例文本也是不断积少成多。
2021年，由我牵头申报的“新制度经济学”被批准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随着课程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深感有必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于是我们精挑细选，才有了现在这本由10个案例研究组成的《农业的产权、契约与制度———中国案例故事》。本书由三个部分共10章组成。
第一部分是“产权理论与实践”，包括第1章至第3章。
第1章“科斯定理及其修正——产权交易装置的案例”。科斯及其追随者关注产权界定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影响，从而使产权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但产权界定与产权交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科斯定理并未否定产权界定所隐含的交易含义，但却未能顾及人格化财产及其交易性质。本章认为，基于中国农地制度的特殊性，并鉴于新一轮农地确权中“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与地块“四至”的空间产权界定，有必要将科斯的思想范式进一步拓展到农地产权的交易问题——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产权的重新调整来改善效率，那么就有必要选择适当的产权交易装置进行匹配来改善总的福利效果。作者强调，应该在重视产权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同时，深化对产权的交易制度结构的研究。
第2章“产权强度及其交易——四川崇州农地流转案例”。农户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因土地人格化财产特征的强化，而成为抑制农地流转的重要根源。农地流转市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要素市场，而是包含了地缘、亲缘、人情关系在内的特殊市场，有其特殊的市场逻辑。推进农地的流转及其规模化经营，需要针对产权主体与产权客体不可分的交易约束，进行相应交易装置的选择与匹配。基于“产权强度—禀赋效应—交易装置”的分析线索，本章拓展了科斯定理。基于对四川省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案例剖析，作者认为，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线的制度内核，将成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
第3章“分权层级与产权保护程度——民营经济的案例分析”。产权并非单纯由法律或外生规则所界定，而往往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理论界将这一产权观点称为“产权的社会视角”。但在该类文献分支中，政府权力及其组织与运作方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到产权的社会建构结果，尚未受到充分的讨论。经济学家认为，地方分权有助于约束政府行为和保护私有产权，但由此表达的“区际竞争理论”却忽略了产权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本章的比较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与行政权仅下放到省级政府相比，若进一步下放到市、县，政府将能够降低投资者的维权成本，从而更有利于纵向制约的机制发挥作用，提高对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程度。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章的案例分析对象是民营煤矿产权保护问题，但对于我们回溯研究早期的乡镇企业改制，特别是当下对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深化研究，却是具有参照意义的。
第二部分是“契约理论与治理”，包括第4章至第6章。第4章“以合约治理合约———东进农牧的土地承租案例”。本章通过东进公司的土地承租案例，试图说明一项不稳定的合约是如何得以存在并延续的。为什么选择了一项不稳定的合约?为什么不改变合约本身，而是选择了维护原有合约的治理方式?东进公司的创新性试验就是:以合约匹配合约、以合约治理合约。本章发现了以“边缘合约”维护“核心合约”的内在逻辑，厘清了要素合约与商品合约的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了东进案例对中国农业的组织化创新及其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机制所具有的宏观含义。
第5章“村庄治理与地权——广东佛山的比较案例分析”。对于村庄地权的研究，一种理论视角是“产权的社会视角”。然而，“产权的社会视角”通常把村民所处的“社会”视为外生的，在此前提下，探讨“村庄社会因素”对村庄地权界定的影响。本章的观点是，与地权界定相关的村庄社会因素，不完全是外生的，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此种具有内生性的社会因素，属于村庄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即围绕村庄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所形成的治理结构，简称“村庄经济的治理结构”。
本章证明，此种村庄经济的治理结构，是在村庄土地开发和地权界定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它在形成之后，又对后续土地开发和村庄地权界定方式产生持续影响，而且，还可能因后续土地开发而发生演变。因此，关于村庄地权的研究，“产权的社会视角”既有其理论价值，也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性，以便把村庄社会的内生性纳入分析框架。
第6章“交易、契约与组织化——江西绿能的典型案例”。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长期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传统的理论主张，往往将小农视为被动接受现代生产要素的自然经济体，忽视了小农参与分工交易的可能性。本章构建一个“交易—契约—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绿能模式”的案例解理，揭示生产组织与契约治理的内在机制、交易组织与分工深化的运作逻辑。“绿能模式”提供的创新性思路是，一方面通过连片种植谋求土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外包服务谋求规模经营，从而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中。文章认为，与美日模式不同，中国应该谋求一条以分工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农户专业种地、社会迂回投资、能者外包服务、市场竞争交易”为主线的组织内核，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
第三部分是“制度与制度绩效”，包括第7章至第10章。
第7章“农业共营制的地方试验——四川崇州的案例”。本章对农业经营制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辨识，特别是围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分工经济、家庭经营性质，以及新近的创新试验等进行了讨论。其核心观点包括:(1)单纯地推进土地流转集中来改善农业规模经营，存在重大的政策缺陷;(2)将家庭经营卷入分工活动，农业的规模经营将从土地规模经济转向服务规模经济;(3)在产权分割与农事活动分离的前提下，家庭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其实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4)四川崇州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可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8章“市场环境中的公社制度——广东崖口村个案”。珠江三角洲沿海有一个村庄(中山市崖口村)，自1981年以来，在农业上没有实行分田到户和家庭承包经营，而是一直完整地保留着大队和生产队等集体生产组织系统，实行“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即所谓“公社制度”。此种公社制度，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它赋予村民拥有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权利，村民既可以自由地离开大队和生产队，到市场上就业或经商办企业，原则上也可以自由地回到他所属的生产队。然而，此种村庄公社制度，在生产经营上效率不高，崖口村为什么要长期保留下来?而且，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这种效率不高的经济制度，又如何能够长期生存下来?本章通过详细的案例研究，探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第9章“低效制度为何长期延续——崖口村公社制度”。在制度竞争的压力之下，一套低效率的制度之所以能长期生存下来，是由于存在一种制度变迁的机制，使得该社会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用于保护它所坚持的低效率制度。这种制度变迁的机制是:社会的领导集团收缩这套低效率制度的覆盖范围，同时在这套制度的外围引入较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以便为低效率制度的运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此即所谓“核心制度收缩与边缘制度创新”。
第10章“交易对象差异的制度含义——比较案例分析”。本章的目的是:(1)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的研究，阐明合作机制的本质及其制度经济学含义;(2)通过案例比较研究，说明交易对象与交易环境的性质对不同的合作契约及其组织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说明合作机制选择与治理机制设计的关键变量;(3)通过对“公司+农户”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揭示农业产业组织中关于合作方式选择的一般逻辑。
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在本书中，有几个案例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例如广东中山市的崖口村、四川崇州的农业共营制)，尽管各自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故事的描述难免会有一定的重复。为了保持案例故事的完整性，本书并未对其进行删减。第二，本书10个案例成文发表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2003年，最新的也只是2022年。这多少说明，案例研究对我们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相关成果并不常有。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转变，有些案例故事的“发现意义”或许已经黯然失色。尽管优秀的案例故事能够历久弥新，但我们并不抱此奢望，唯一的希望是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与策略，能够对同行尤其是青年学者有所裨益。其实，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就是期盼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多少能够做一做案例研究。
最后要特别声明的是，本导论关于案例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核心议题的讨论，主要来源于对张曙光(1999)、周其仁(1999)两位教授有关论述的整理。在我看来，在制度经济学的案例研究方面，两位的真知灼见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典型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后面的参考文献去查找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