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论，待然性，有偏颇，批荒唐，讲客观，说史实，
论理论，驳极端，反主观，事求是，斥主流，谈独见，
农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正如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情况千差万别一样，这种过渡的形式也因国而异，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历史的发展表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摧毁的程度决定着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农业资本主义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因而土地问题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必然会影响我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中一系列问题的评价。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标准
不应以是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作为衡量土地问题解决得彻底与否的标准
由于土地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学工作者历来把土地问题的解决程度作为衡量资产阶级革命彻底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衡量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解决得彻底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显然极为重要。
目前史学界较流行的标准是看其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之得到小块土地，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规律是通过革命手段，分割封建地产给农民，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以此为尺度，于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没有给小农以土地，没有取消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具有明显的保守性”。与英国革命不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的土地法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对建经济基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土地问题上的两个任务．即废除农民的封建贡赋和分配土地给农民，已基本上解决。……而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只能做到使农民变成小块土地的所有者。”
这种标准乍看上去似乎无可非议，但认真一想，却有矛盾之处。首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其次，资产阶级革命能够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即实现“耕者其田”吗？历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农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削制度代替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剥削。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农业中确立这种新型的雇佣剥削关系的统治地位。而这种关系的确立是要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 为前提的。因为只有造成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才能为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广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恰恰相反。资产级要按照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决不是按照农民的要求来解决土地问题。
从这种意义上说，“农民土地问题”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土地问题虽然和农民问题密切相关，但决不是一个问题，土地问题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中摧毁封建土地关系后怎样解决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建立什么样的土地关系和生产方式；而农民问题则是指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对农民是否有利。因此，决不能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作为衡量土地问题是否解决的标准。
我们应当用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客观标准来衡量。这就是说要看其土地政策是否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关系，是否有利于确立农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统治地位并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要看是否“无情地处置”“传统的农业关系”，是否扫除“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适应的” 东西。是否有利于“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从而完成“农业革命”。如果做到这些，那么，这样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就不能不算是彻底的。因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指标是雇佣劳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英国农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全过程，认为“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英国十四世纪末取消了农奴制，十五世纪开始了“圈地运动”，十六世纪教会改革导致夺取教会地产。实际上，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就已经开始了“生产关系的革命”。1646年2月长期国会废除“骑士领地制”的法令，承认了这种变革，彻底解除了地主对王室的封建义务，使土地成为土地贵族和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同时，该法令保留了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这种片面的废除封建制虽有其不彻底的一面，但必须看到，此时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由于正是这个“联盟”领导了革命，所以他们的土地法令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革命后他们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他们对农民保留的封建权利，颁布了几千项“剥夺人民的法令”，更大规模地掠夺农民的土地。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汤因比指出：“圈占公有土地在1760年以前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但从没有象1760年以后那样迅速，众所周知，1710至1760年间圈占了334,974英亩土地，而1760年至1843年间有近7,000,000英亩土地被圈占。” 英国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以暴力手段完成了农业革命，基本上消灭了自耕农阶级，使大片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确立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绝对统治。十九世纪“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正稳步进行，到七十年代的确达到了顶点，在联合王国的31,000,000人口中，约7,400人拥有全部土地的一半。英格兰地区约百分之四十一的土地是3,000英亩以上的地产，英格兰约有不到百分之十二的可耕地属于种地的农民。”因此，马克思说：“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凡是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正是由于英国革命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是彻底地按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土地问题。英国才在十八世纪中叶最先开始工业革命，并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工厂”。怎么能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呢？
与英国革命不同，法国革命是“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这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虽然基本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但从为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清道路这方面来说则有其不彻底的一面。因为革命虽然改变了土地所有权，但并没有触动农村基本经济结构的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农村仍占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尽管法国革命后频繁的政治动荡对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这种农业的分散性和在它的影响之下造成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缓慢。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法国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0％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法国的农业一直落后于英国，甚至连不承认在经济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帕·奥布赖恩也承认：“……英国每个农业工人不仅比法国农业工人耕种的土地面积更大而且英国每公顷土地的产重也高于法国”（尽管他反对强调这种观点）。1815 - 24年英国每公顷的实际收益是5.6英镑，1885 - 94年增至7.l英镑，而法国在1815 - 24年为4英镑，到1885 - 94年才增为5.1英镑。每个英国农业工人的年产值1815 - 24年为45.6英镑，到1815 - 94年为68.8英镑，而法国每个农业工人的估计产值（hypothetical output）在1815 - 24年是37.6英镑，到1885 - 94年为43.8英镑，还没有超过英国农业工人1815 - 24年的水平。
法国虽是工业革命进行较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法国革命给农民较多的土地并使他们因此而眷恋故土不愿离去”，结果使“劳动力的供给受到限制” 国内市场也十分有限，形成了金融资本超过工业资本，大量资本外流，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中小企业超过大企业等特点，同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发展相对缓慢。尽管“1870年后工业化达到高速度，工业产值从1870年的五十亿法郎增至1897年的一百五十亿法郎。然而事实依然是，到1914年，法国的工业化仍不如比利时、英国或德国彻底。”1860年法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二位，1870年降至第三位，1880 - 1900年降至第四位，1870 - 1900年法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870年的10%下降为 1900年的7%。显然，无论从革命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还是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来看，法国革命对土地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如英国彻底的。
有的同志认为：“一方面，从土地的经营方式来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还不及英国；而另一方面，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来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远比英国彻底。” 这种观点显然有其片面性。从表面上看，在英国革命中土地所有权转移到资产阶级化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而法国革命却使土地所有权直接转移到小农手中，后者自然要比前者彻底。其实不然，因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基础一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大片土地和资金；二是失去生产资料的J广大劳动群众。所以这个问题不彻底地按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解决，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就没有完结，客观的经济规律就要继续彻底完成这个过程。历史发展也表明：法国农民得到的土地所有权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历史命运。正如列宁所指出：“即使通过任何形式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资本的统治仍然保持着……要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困难，只要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和它的结果，以及美国的‘自由土地’的历史等等就行了。” 法国革命使小农得到土地，《拿破仑法典》在法律上承认了小农的私有权，但并没有真正改善农民的生活。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时说：“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式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式偿付过的贡赋。……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小农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两极分化。从法国革命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五十年中，一千六百万农民中，失去土地的赤贫人数达四百万，濒于破产的约在五百万以上。到六十年代，拥有土地的农户只有四百多万户，其中占地五十公顷以上的地主十五万，占地十五——五十公顷的富农六十万，占地不超过五公顷的农户约二百五十万，占地不足一公顷的农户一百万。这一分化使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并在农村出现了三百多万雇农。到二十世纪初，“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法国农业的特点。……全部土地所有者中，拥有一至五公顷土地的小农占三分之一。……占所有农户14.7%的富农和大资本主义农场却掌握了四分之三的农业用地。” 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英国革命一次解决了的问题，法国革命却使它分成了两步走，即第一步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步再通过缓慢的自然分化完成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最终土地所有权仍转移到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手中。所以单就这方面而论，也很难说法国革命远比英国彻底，而使人不能不感到：法国革命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不是加速而是延缓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影响了法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因而应当被看成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一个方面。
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不是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是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来解决土地问题。
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力，由于他们只是从封建领主的剥削下转入资本的剥削下，因而其土地要求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正如恩格斯在谈到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指出的那样：“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可是农民这个阶级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反而免不了破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在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挤压下，处在十字路口的小农经济是注定要出现两极分化，注定要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这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二、道路
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非只有“两条道路”，而是有着多种途径
长期以来，史学界似乎对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具体“道路”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认为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妥协和改良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和民主的道路。其根据一般都是引用列宁的论断。如有的文章指出：“列宁在研究了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后概括出两种典型：‘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武道路’，当然，这并不是单指美国和普鲁士而言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来说，这两条道路也可以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不同程度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两种典型的道路，有许多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革命中民主力量的大小。”
众所周知，列宁在谈到怎样消灭俄国农奴制大地产和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首先肯定了在消灭俄国农奴制残余这个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一条道路”，这是总的方向。接着列宁才指出：“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显然，列宁在这里讲的“道路”实际上是“发展的形式”，即这两种形式那一种更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能使广大劳动群众遭受的痛苦较少些。列宁的这种概括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区分了“革命道路”和“改良道路”，号召革命者为争取革命的道路而争。
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绝对化倾向是不正确的。其一，是把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问题绝对化，或是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不是沿着“美国式道路”，就是沿着“普鲁士武道路”进行，不可能有例外；或是认为只有按照“美国式道路”发展才是革命的，否则便是不革命的，是应当否定的“改良道路”。其二，是把“民主力量”这一概念绝对化，在使用“民主力量”这一概念时，往往习惯上仅仅包括农民和下层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力量中最重要的、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排斥在民主力量之外。其三，是把决定走哪条道路的原因绝对化，认为“民主力量的大小”是决定走哪条道路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这些绝对化的做法在史学界造成了很大的理论和实际研究上的混乱，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陷入形而上学，致使许多人热衷于简单地以革命中农民参加和影响革命的程度作为民主力量大小的标准；以按农民的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划分“革命”或“改良”的标准；以“革命”或“改良”去给各国的过渡方式排对分类，而忽视了对其规律的客观分析。这里除了应当依据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来使用“民主力量”这一概念并对之加以分析和应当用科学的标准来区分革命和改良之外，重要的问题就是应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做结论，因为实际历史是极为生动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排队分类所能解决的。
我们认为要克服这种绝对化的倾向有三点是必须弄清楚的：
首先，历史发展表明：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革命前后阶级力量的配置等多方面的原因，农业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途径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某些条件接近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在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模式，以致可以说，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等国各有各的“道路”，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即使是从“革命”和“改良”这种意义上讲，就一个国家的具体道路而言，革命与改良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革命中有改良，妥协和不彻底的成份，改良中有革命的因素。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力量”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是不一致的。由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同封建制度的矛盾，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力量”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阶级和阶层，而这些阶级和阶层由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同，虽然有着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和专制制度的共同利益，但对摧毁封建制后建立何种经济关系、怎样处理土地问题却各有各的打算。这就使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各种利害冲突交织在一起，在阶级斗争方面则表现为“民主力量”的不断联合或分化：当封建势力强大时，“民主力量”结成统一阵线齐心协力一致反封建。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民主力量”就不可避免地在分配胜利果实中出现分裂。这种情况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同意把民主力量的大小作为“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因为走哪条道路的决定性原因是该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水平，即该国的“国情”，民主力量的大小也是由这个决定性的原因决定的。而且，它不仅决定于该国“民主力量”同封建势力对比时的大小强弱，证且还决定于民主力量中各部分之间力量对比的大小，哪一部分民主力量能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谓“民主力量的大小”只是该国“国情”的一部分，只能同构成该国国情的其它条件一道对社会发展起作用。因而民主力量的大小仅是决定走哪条道路的诸因素之一，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迫切要求把土地和劳动力从封建关系下解放出来，在农村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是当时革命的进步阶级，是革命的“民主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是革命的领导者，又是农民的直接剥削和剥夺者。由于他们所居的历史地位，他们是这场围绕土地问题进行的长期斗争的最后胜利者。对于他们的胜利，我们应当给予历史的肯定。因为他们的胜利就是对封建制度的胜利，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
鉴于以上看法，我们认为：
一．“美国式道路”不是“典型”，而是一种例外。
一般认为“所谓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就是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不受封建残余束缚的自由发展，并在充分的自由发展中形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 这条道路实际上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移民通过强占或“购买”建立自己的农场。一直到“1862年的宅地法保证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胜利。” 但这条道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是否具有“典型”性呢？是否适用于封建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呢？历史的结论是否定的。
作为经济发展论一种形式，它产生于美国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首先，这条道路并不是在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的过渡阶段产生的，因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的资产阶级道路发展起来的。” 无论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在美国独立后，在美国都不存在象欧洲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封建制度和土地关系。而且独立战争中殖民地时期的封建残余势力已被基本消灭。其次，独立战争后，联邦政府立即宣布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广大西部土地为“国有”。后来，随着美国领土的扩张，这种“国有土地”一直达到太平洋沿岸，从而形成了“美国拥有空余的闲置土地这个特点。” 而这个条件几乎是所有欧洲封建国家根本不具备的。正是这个特定的条件构成了“美国式道路”的基础。正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土地国有化等于由农民来破坏旧土地所有制，这是美国式道路的经济基础。” 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焦点是在西部“自由土地”上确立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广大劳动群众要求无偿分配西部土地，建立小农所有制；资产者、商人和投机家要在西部建立大土地私有制；而种植国奴隶主则企图将野蛮落后的黑人奴隶制扩展到西部。
美国独立后代表资产阶级和奴隶主利益的联邦政府规定大块出售西部国有土地，这种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南部奴隶主种植园经济不断向西扩张，结果同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西部的利益发生冲突，迫使北部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奴隶主，最后导致内战，以革命方式解决西部土地问题。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对美国劳动人民是较为有利的，但这只是以革命方式处理土地的方法之一。根据《宅地法》，每个美国公民可在西部得到一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五年后归私人所有，但《宅地法》实行的程度是有限的。“到 1883年授出土地的总数仅为 25,917,412英面相当于164,984个160英亩的农场，按平均六口之家一个农场计算，这些土地仅能养活在此二十年间美国增加的20,000,000人口中的不到1,000,000人。……甚至到1900年，也只有80,104,059英亩的土地要求得到批准，换言之，如果按最低标准计算，刚刚超过50万个农场。这些宅地只能养活1862年以来全国增加的44,000,000人口中的2,500,000到3,000,000人。” 靠《宅地法》得到土地的劳动群众在人口总数中只占少数。广大白人移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土地，刚获解放的颗人奴隶也没有得到土地。显然，这并不是一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尽善尽美的理想方法，对其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过高估计。特别是它在欧洲国家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很难实现。
在美国内战中，资产阶级也是反奴隶制的“民主力量”。但在西部土地问题上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只是由于西部有广阔的“自由土地”可以同时满足是这两支民主力量的土地要求，才没有在内战后酿成新的大规模的矛盾冲突。由于联邦和各州的政权都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在战胜奴隶主后，资产阶级和土地投机家通过大块购买、修铁路等许多方式满足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得到的土地比小农多得多。香农指出“ 18 62至 1890年间，政府出售的土地远远超过了作为宅地分配的土地，在此期间，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和堪萨斯那样一些土地实际上被铁路公司所垄断的州，从这些公司购买农场是定居的主要方法，虽然美国农场的数目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到1910年增加了二倍，但其主要原因是从政府和土地垄断公司购买而且占地的平均面积有所减少。” 这些公司得到的都是交通便利、土质优良的土地，大片是免费拨给，就是购买也享有优惠的低廉价格等特权。据统计，先后落入铁路公司、土地投机公司和其它垄断组织手中的土地总数约为五亿二千一百万英亩。这同作为宅地分配的不到九千万英亩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严格地说，这也是“美国式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内战后农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决不仅仅是由于实行了《宅地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摧毁了种植园奴隶制度，使采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个体农民仍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对此情况，列宁指出；“在美国农业中，不仅进行着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比在工业中进行得更有规律，更有规则。” 到1900年有一百一十二万八千农户正式把农场抵押出去，几乎占美国自有农地的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31％）。同时，农业雇佣工人达两百万人，约占美国全部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结果，在美国农业中日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独立时小农经济。而是采用雇佣劳动和先进管理与生产技术的资本主义农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于农产品单位价格下降，以及美国产品经常受到国际竞争，产品日益集中于少数较大、效率较高的农场” 到“1900年美国农产品总数的一半以上是集中在占全国农户总数六分之一的一百万农户上面的……正是他们决定了全国整个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美国是移民国家这一特点使美国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不必象欧洲同家那样主要从小农经济的“解体”中获得。1861－1900年间美国移民达1,406万，这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而又有技术的劳动力。“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 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封建国家也是罕见的，相反倒有大量欧洲人移居国外。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这种“美国式道路”对欧洲封建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都不具有“典型”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例外，是一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方式。
2．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具体道路是由各国的国情决定的
一个国家的“国情”是由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构成的，这些既定的条件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除了特殊的外部条件外，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无法摆脱它的制约。
英国革命前由于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出现许多资本主义的牧场和农场，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土地所有者集团”。他们既反对封建土地关系，又是农民的直接剥削者和剥夺者，积极进行“圈地运动”，同农民的利益尖锐对立。因而，在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土地所有者是反封建的民主力量，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也是反封趄的民主力量。这两支力量的联合斗争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在土地问题上民主力量内部却有着根本性的利害冲突，结果产生了分裂和激烈的斗争。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利用他们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违背另一部分民主力量，即农民的利益，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政策。这条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英国式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也是“民主力量”对封建制度的胜利。
法国革命前农村的封建关系稳固，农业生产落后，不仅地主封建性强，而且出现了一批封建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同封建贵族地生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列宁指出：“法国1789年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不耽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由于法国革命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的推动下，为了利用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彻底废除封建关系的同时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
列宁说：“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 而在法国，则是“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过渡到有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 虽然，“英国式道路”和“法国式道路”都属“革命道路”，但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和结果等许多方面差异甚大，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不再赘述。但值得强调的是：同是革命的道路，但并不都对劳动人民有利，也并不都完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纯粹“革命的道路”，即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实际历史中是并不存在的，历史的发展总是经过复杂、艰难、曲折的道路实现的。
由于“普鲁士式道路”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改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较多，所以在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上持否定态度的居多，因而有必要多谈几句。“普鲁士式道路”可以说是封建关系较稳固、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很发达。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中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典型”。列宁认为。“由地主破坏旧土地所有制，这是普鲁士式道路的经济基础。”十九世纪初，施太因－哈登堡改革准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赎金高达年贡的二十五倍，或将份地的1/3—1/2“割”给地主。结果，只有少数富农赎买了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十九世纪上半叶容克地主从农民那里得到约四十万公顷土地和一千八百万台勒尔赎金，直到1850年3月2日颁布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才真正大规模地开始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该法虽宣布无偿废除次要封建义务，但农民必须以纳年贡二十倍的赎金或割地1/3==1/2来赎买份地，这种“赎买”政策的社会经济后果同英国的“圈地运动”有相似之处。其结果：一方面，使容克地主得到十一万三千摩尔根土地和二千四百万台勒尔赎金。到六十年代占农户总数百分之二十八点六的密克地主和富农拥有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一；另一方面，占农户总数百分之七十一点四的小农户，仅拥有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农村两极分化严重，大量农民破产。六十年代初，普鲁士雇农约350万，更有许多破产农民流入城市。
这种“赎买”无疑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和富农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和土地，扩大农场，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化肥和耕作技术，更有效地剥削农业工人（1854年颁布的《雇农法》实际上肯定了农村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使资本主义大农业较快地在农业中居统治地位。这条道路对普鲁士农民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哪个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呢？这种农业改革是不彻底的，但它还是促进了普鲁士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实现以普鲁士为中心统一德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普鲁士成为当时分裂的德意志国家中最发达的一个，使普鲁士有了较先进的农业、集中的资金和自由劳动力，也扩大了国内市场。这些正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以至五十年代后“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德意志一跃成为“工业国”．跻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1870年德意志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占13.2%，超过法国，居世界第三位。这与德意志农业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普鲁土式道路”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就否认或低估它的历史作用。从消灭封建制和小农经济，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促进工商业资本的发展等资产阶级经济革命的角度看，“普鲁士式道路”并不亚于法国的“革命道路”，其中是具有许多革命因素的。
1871年。以普鲁士为中心统一了德意志后，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以致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它欧洲国家的经济都被抛在后面，”到1900年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强国。“1914年德国的产业工人增至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二，而农业工人则减少为三分之一。”当然，促成这种高速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德国的农业适应并促进了工业资本的发展。列宁指出：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相当正确的和在各方面都极有价值的德国范例。”
由于俄国同普鲁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基本相似，所以走的是“普鲁士式道路”。 1861年2月废除农奴制的一系列法令使一千万私有农奴得到人身自由，但要付出很重的赎金并割地1/5—1/3，结果农民除失去大量土地外，到1905年付出约20亿卢布赎金。1863年6月的法令“解放”了采邑农奴，一百多万户付出5,100万卢布赎金。1866年法令“解放”950万国有农牧，付出赎金16,000万卢布。列宁对俄国农奴制的改革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农民‘获得’自由时，已经被剥夺得一千二净”， “绝大部分农民群众不断破产而成为无产者，少做农民变成一小撮无孔不入的富农和殷实农户，他们把农民的财产和土地攫为己有而成为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分子。改革后的整整40年整个就是这种农民分化的过程，就是农民逐渐死亡的痛苦过程。” 同时列宁也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给予了历史的肯定，指出“农民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前进的一步。” “1861年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在作了以上的分析后，我们的结论是：虽然农业资本主义化可以在理论上概括为革命或改良两类，但作为客观的经济运动，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是由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是错综复杂的，不应将其绝对化，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任何一种形式，只要它是朝着农业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就应当给予适当的历史肯定。
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理论的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我们研究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土地问题，只能以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是否彻底的标准。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工业革命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残酷的农业革命也同样如此，尽管农民破产的悲惨状况使人们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我们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对资产阶级及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剥夺所持的态度也是同样的。我们不应为历史的发展规定一种“理想”的模式，再以此为尺度去衡量历史，而应依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地、历史地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求对历史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才不致对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南开史学》1983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