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澳新农业,很多人先谈天气。
日照、草场、奶源、出口市场。
这些都对,但都排在后面。
真正开始做项目的人,第一步往往在一间会议室里,而不是牧场。

在澳大利亚,外国投资者只要收购农业土地或农业企业股权,达到一定金额,就要报一个机构——FIRB。
FIRB 是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的缩写。说白了,就是政府先看一眼。
金额门槛并不高。来自非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投资者,包括中国投资者,累计持有农业土地达到大约 1500 万澳元左右,就会触发审查。金额不算大,一块规模不错的牧场就可能达到。
材料准备不充分,审批周期就会被拉长。卖方未必愿意等,交易节奏就会被打乱。
澳洲税务局的公开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农业土地比例长期维持在 12%到 14%之间。比例不算高,但所有持有情况都要登记在册。
农业在澳洲,一直处在被记录、被审视的状态。
新西兰的门更集中。
《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规定,外国投资者收购“敏感土地”,必须通过 OIO 审批。
OIO,全称 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农业用地就在敏感土地名单里。
审批不是简单问价格,而是问:
有没有带来就业?
有没有提升出口?
是否符合环境要求?
2012 年中国企业收购 Crafar 农场的交易,引发了全国讨论。审批经历波折,最终获批,但附带严格条件。这件事之后,新西兰社会对农业外资更加谨慎。
从那以后,农业投资在新西兰,天然带着一层公共属性。
很多人真正踩过坑的,是水权。
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 Murray–Darling 流域,水权可以与土地分开交易。
换句话说,买了地,不一定有水。
水权的单位叫兆升。
1 兆升等于 100 万升水,大约是半个奥运泳池的容量。
2019 年干旱高峰期,部分高安全等级水权价格一度超过每兆升 1000 澳元。高安全等级意味着在干旱年份优先供水。
当年有些农场账面盈利没变,现金流却被水权成本压缩。
有人才意识到,真正稳固的资产,不是草场,是水权证。
说到这里,可以看看资本市场。
澳洲 AACo,成立于 1824 年,是 ASX 上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它拥有大量牧场,但资本市场讨论它时,更关心的是 Wagyu 品牌、出口渠道和高端肉类定位。

牛群数量会波动,品牌溢价更稳定。
再看新西兰的 Zespri。它控制的是奇异果品种权和全球销售授权。果农要种植特定品种,必须获得授权。品种权受法律保护。

Zespri 年销售额长期在 30 亿纽元以上。支撑估值的,是品种权和品牌权。
还有 Synlait Milk,在 NZX 上市。市场看它,不单看奶源规模,更看加工能力、配方控制和品牌合作关系。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农业走到资本市场,决定估值的,往往是权利结构。
在 ASX 或 NZX 上,农业类企业的尽调往往围绕几个问题展开:
土地权属是否清晰
水权是否稳定
品牌是否注册
品种是否受保护
合规记录是否完整
产权模糊,估值自然打折。
权利稳固,资本才愿意长期持有。
农业在澳新,从来不是简单生产。
环保法规、生物安全法都在一旁。澳大利亚《Biosecurity Act 2015》对动植物进口有严格规定,新西兰的生物安全体系更是全球知名。
违规一次,后续出口和品牌都会受影响。
很多中国资本早年进入澳新农业,带着生产思维。
买地、扩产、提升规模。
等真正遇到水权成本、环保审查、品牌限制,才发现节奏变了。
忙的是生产,
值钱的是权利。
说到底,在澳新农业里,法律决定了边界。
土地是否合规
水权是否独立
品种是否受保护
品牌是否在名下
这些问题一旦站稳,资产才算成立。
资产成立,资本市场才会承认。
对我来说,写农业,不是写牧场故事。
话最终都会落到两个地方:知识产权和资本。欢迎大家阅读我这月澳新农业主题的前两篇出海澳洲⑱马年春节将近,今年为什么会反复谈起“农业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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