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地域特色外向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挑战和发展路径——以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为例

程国强;施嘉庚;1-11

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

数启城乡：数实融合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四维路径分析

姜丽莎;姚超;吴玉彬;12-24

数字素养、要素配置与农户经营性收入——以种植户为例

马恒运;张芳芳;张君慧;25-36

数字化销售能否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渠宇飞;陆迁;丁秀玲;37-48

粮食安全数智治理

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分析框架的中央储备粮布局优化研究

周琳;普蓂喆;钟钰;49-58

耕地整治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1362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马林燕;李文荣;59-71

农业经济

中国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驱动因素

王菲;王梓豪;刘天军;72-84

科技赋能农业：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启示

邹宝玲;陈美霖;85-96

庭院“小经济”迈向乡村振兴“大产业”的实践历程、演进机理与政策启示

李超;郭娜;97-108

村庄信任、合作参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罗明忠;陆子欣;魏滨辉;109-120

电子商务发展如何影响县域共同富裕：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李琳;庞国光;郭东;121-132

县域产业结构变迁何以带动农民“提低扩中”？——基于合理化、高级化的双重探析

杨浩;徐梦龙;133-144

农村社会

乡村生活治理现代化的张力及其调适路径

朱云;145-153

压力与借力：双重委托代理框架下村干部的创新性政策执行

崔向洁;张天舒;郭祥琪;154-165

隐形动员：村干部政策动员行为的一个解释框架

叶礼群;沈乾飞;166-176

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机制如何重塑乡村环境治理效能？——基于J镇垃圾治理项目的实践考察

刘萌;177-188

重入家庭绵延的河：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生养实践及其生存论转向

万书润民;李佩娴;189-200

土地问题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户经济福利变化：基于收入与支出的视角

赵宗胤;洪甘霖;钱文荣;201-212

地域特色外向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挑战和发展路径——以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为例

程国强;施嘉庚

摘要：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更好地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农业资源，是新时期推进农业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议题。以云南省独特的高原特色外向型农业发展模式为例，探索部分地区充分发挥特色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开拓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高水平开放新思路。实地调查发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具有顶层设计较为完善、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面临出口韧性不强、禀赋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等普遍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战略定位，融入国家长期规划，打造面向西南地区的国际农业资源配置中心。研究表明，地域特色外向型农业，特别是以云南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在进一步发挥特色优势的同时，也需要突破地域局限性，深度嵌入国家战略需求，注重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增强海外农业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启城乡：数实融合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四维路径分析

姜丽莎;姚超;吴玉彬

摘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11-2022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实融合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实融合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实融合通过经济集聚效应、就业增长效应、基础设施完善效应和生态压力缓释效应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大中型城市与经济规模高的城市、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智慧城市和非粮食主产区城市中，数实融合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实融合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具有单门槛效应，且城乡融合发展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韧性。

数字素养、要素配置与农户经营性收入——以种植户为例

马恒运;张芳芳;张君慧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年的面板数据，以种植户为例，实证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素养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随着农户初始经营性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素养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种植户、混合种植户、粮食主产区和东中部地区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非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地区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不存在显著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通过优化技术要素与土地要素配置，进而促进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据此，为更有效发挥数字素养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健全农户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针对个体差异性制定具体帮扶政策，并完善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农户增收。

数字化销售能否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渠宇飞;陆迁;丁秀玲

摘要：基于数字经济赋能视角，结合1195份猕猴桃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化销售可以显著提升农户议价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2）数字化销售主要通过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强农产品差异化以及提升农户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促进农户议价能力的提高；（3）数字化销售对议价能力的提升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低收入、低受教育水平农户与高收入、高受教育水平农户的议价能力提升效应存在显著差异；（4）农户参与数字化销售对同乡镇其他农户的议价能力提升显著，同乡镇内农户议价能力存在负向空间依赖性。据此建议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加强数字技能培训以缩小数字鸿沟、完善区域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从而更全面地发挥数字化在赋能农户与推动乡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分析框架的中央储备粮布局优化研究

周琳;普蓂喆;钟钰

摘要：“储在哪”是粮食储备的关键，中央储备粮是粮食储备安全的命脉，其布局合理性决定了应急保障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构建分析框架，从影响储备效率的生产、消费、运输3个环节出发，分析中央储备粮产区分布、对接消费、衔接运力的特征，借鉴线性规划思路，计算得到储备与产、消、运达成平衡状态的储备库数量区间，提出现行中央储备粮储备库布局优化思路。目前有890个中央储备粮储备库，77%分布在主产区。其中，有4个非主产区的储备库数量低于区间下限，4个主产区高于区间上限。中央储备粮储备库布局存在重产区、轻销区的倾向，导致经营成本高、轮出渠道不畅，重口粮、轻玉米，削弱了饲料粮保障能力，重储备、轻流通，粮食调运受限。提出静态的粮食储备库布局应根据粮食需求动态变化及时调整，要平衡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储备库布局，根据市场需求优化储备粮品种结构，增强粮食储运基础设施投入并提高粮食调运效率。

耕地整治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1362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马林燕;李文荣

摘要：耕地整治是破解粮食绿色发展瓶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362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探讨耕地整治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耕地整治能够显著提升粮食绿色生产效率；（2）耕地整治通过促进农户流转耕地、采纳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减少化学用品使用量，进而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效率；（3）耕地整治对高效率农户、西部地区农户、玉米种植户及小规模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采用农户自主整治和生态修复型模式亦能更有效地提升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因此，应通过加强耕地整治，促进耕地流转以及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等措施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加速农业绿色发展转型。

中国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驱动因素

王菲;王梓豪;刘天军

摘要：农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2年215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从“内源驱动-外源发展”视角构建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空间核密度及空间杜宾模型，揭示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稳步上升但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空间分布格局；（2）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超变密度为差异首要来源；（3）不考虑空间因素时，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分布流动性明显，考虑空间因素时，低发展水平县域的正空间相关性较强，而高发展水平县域的正空间相关性失效；（4）农业新基建发展水平受经济发展、技术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等多因素共同影响。

科技赋能农业：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启示

邹宝玲;陈美霖

摘要：农业科技园区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平台和中坚力量，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城乡一体化发展。引入“三螺旋”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阐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具体实践，研究发现：（1）农业科技园区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2）3个案例的实践显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以科技为引领，通过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位一体”协同创新，聚集整合资源要素，服务于农业高质量发展。（3）科技创新与机制创新双管齐下，形成成果转化与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建议通过强化政府统筹规划与制度供给，构筑多方协同联动机制，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农业业态与模式创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通道等举措，提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功能，实现区域经济的良好共促。

庭院“小经济”迈向乡村振兴“大产业”的实践历程、演进机理与政策启示

李超;郭娜

摘要：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以新型庭院经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庭院经济发展理论框架和扎实田野调查，从家庭经营视角出发，运用单案例研究法对贵州山区型庭院经济发展历程及演进机理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得出：第一，新时代庭院经济绝非传统小农经济的回归，而是经营主体接纳新理念、发展新业态和衔接新市场的过程，是有为政府、居民家庭和有效市场协同创新创造的微观呈现。第二，庭院“小经济”迈向乡村振兴“大产业”源自历史性家庭经营成效的累加，得益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激发家庭经营能动性为核心，合理运用认同型信任和市场化契约不断将更多居民组织起来，其间政府组织的引力、家庭致富的动力、开放市场的拉力和乡土文化的撑力构成力量源泉。第三，庭院经济是乡土伦理在经济活动的具象化，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具有化解村落社会张力、保障乡村秩序再生产和巩固村落共同体的客观效能。推动实现家庭经营理性与村落共同体的辩证统一，是庭院经济发展最深层次的实践演进机理。为此，提出强化政府组织建设，丰富产业组织形态，激发家庭主体活力及优化利益联结等管理启示，以推动新型庭院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村庄信任、合作参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罗明忠;陆子欣;魏滨辉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村庄信任水平可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模型、更换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相较于政治参与，村庄信任水平提升主要是通过激励农户集体经营性资产参股这一经济参与方式，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收入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村庄，村庄信任水平提升更有助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此外，与社会信任相比，村庄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着眼于强化制度建设，不断提升村庄信任水平，同时保障村民利益，激发农户参与集体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电子商务发展如何影响县域共同富裕：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李琳;庞国光;郭东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发展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基于2006-2021年中国167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空间上呈现“东-中-西-东北”依次递减之势，精神富裕和协调发展是制约县域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电子商务发展显著提升了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机制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提升非农就业水平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此外，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域中更为显著。

县域产业结构变迁何以带动农民“提低扩中”？——基于合理化、高级化的双重探析

杨浩;徐梦龙

摘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基于全国1706个县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县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农民的“提低扩中”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县域产业结构变迁整体呈现良性发展趋势，体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第二，县域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合理化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农民与非农岗位的适配度，有利于实现“提低扩中”，高级化则存在带动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倾向。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县域产业结构变迁在“发展极”县域的增收效应相较“稳定极”县域更为显著，且合理化与高级化在不同地理区位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第四，长期视角下，县域产业结构变迁能提升低收入农民的收入质量，加快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有效实现城乡收入缩距，加速实现“橄榄型社会”。基于此，提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提升非农就业的包容性等政策启示。

乡村生活治理现代化的张力及其调适路径

朱云

摘要：乡村生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下沉与乡土社会自主性互构的复杂过程，其深层张力的辨识与调适是提升乡村振兴效能的关键前提。构建生活秩序韧性模型，从“空间、规范、主体”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揭示乡村生活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分析生活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的公域扩张挤压私域弹性的空间张力、现代制度刚性消解传统伦理韧性的规范张力和行政吸纳替代村民参与的主体张力。结果表明，要有效调适乡村生活治理现代化的张力，需要通过圈层治理识别公私域阈值、制度嫁接融合国家政策与地方性知识、主体增能转化个体理性为集体行动。

压力与借力：双重委托代理框架下村干部的创新性政策执行

崔向洁;张天舒;郭祥琪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末端的街头官僚，村干部面临着权责配置失衡与资源禀赋约束等压力困境。探究其在结构性约束条件下实现策略性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是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结构-行动”的复合分析思路，构建村干部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框架，通过对L镇三个行政村的共同富裕政策执行比较研究，探讨最末端政策执行者实现创新性执行的行为动机与策略选择。研究发现，村干部这类街头官僚处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他们凭借“压力-借力”机制，在双重“压力”下塑造创新动机，在双向“借力”中搭建行动网络。村干部通过与乡镇和村民的互动，推动“压力”与“借力”的转化，并根据利益博弈状况选取适切的响应策略，其创新行为遵循均衡博弈的行动逻辑。研究分析了村干部利用双重委托代理结构所创造的空间进行复合决策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社区空间内街头官僚政策执行的认识。

隐形动员：村干部政策动员行为的一个解释框架

叶礼群;沈乾飞

摘要：动员机制创新是基层干部提升政策动员效能的重要途径。隐形动员是常规化动员、收买摆平式动员之外的一种新动员模式，是基层政策动员机制的创新。隐形动员通过动员主体及动员话语去“官方化”，削弱动员对象的戒备心理和要价冲动，引导其转变理性算计方式和心理预期；通过释放小道消息和隐藏时间压力，暗中与动员对象展开耐心博弈，削弱动员对象持续博弈的耐心和信心。隐形动员蕴含着隐形代理人借用、动员话语的转换、信息收集与处理、时间压力的创造性转换、可信性威胁的强化与软化等运作机制。隐形动员模式在确保政策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能有效降低政策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优化基层治理生态，有助于拓展和强化基层组织的自主性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隐形动员高度依赖干部个人的觉悟和能力，难以解决村民公共参与内生动力不足的难题，且存在一定的驾驭风险和传递难度。

制度-情感-技术协同机制如何重塑乡村环境治理效能？——基于J镇垃圾治理项目的实践考察

刘萌

摘要：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面临政策高投入与效能低产出的核心困境，集中表现为政策执行悬浮化、村民参与冷漠化与技术工具脱嵌化的治理悖论。以四川省绵竹市J镇垃圾治理项目为经验案例，构建制度-情感-技术三维协同框架，系统阐释三者动态耦合重塑环境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其中，制度支撑通过村规民约与行政考核的互补性嵌入，有效调和量化指标与乡土非正式逻辑的结构性矛盾。情感动员沿循信任修复、认同形塑到责任内化的渐进路径，以代际传播与文化符号转译政策为“新乡俗”，推动参与从外部驱动转向内生自觉。技术赋能借力分层适配策略弥合数字鸿沟，在技术门槛降低与情感互动维系间寻求平衡。协同框架的创新性体现为双向调适、渐进内化与分层适配的联动机制，为破解治理悖论提供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方案，对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重入家庭绵延的河：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生养实践及其生存论转向

万书润民;李佩娴

摘要：世纪之交中国城乡社会的极速转型，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形塑出洋溢着现代性特征与个体化面向的新生代农村女性，这种生存论状态却在她们进入家庭生养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系列转向的契机。生养实践带来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筹划，影响了主体在家庭结构中的客观位置，也改变了主体的角色期待与关系模式。共世代的生存论结构提供了推己及人的人心训练，为主体创造由“生生”体悟“亲亲”的具身性体验，其中的本体性情感构成主体体悟“不忍”“操心”等社会性情感的桥梁。于是，养儿艰难的实践意识效应与缘情制礼机制，为新生代农村女性从自我中超拔出来提供了对象、场域和情境，自我的生命能量延展至他者，围绕“家”来创造美好生活，重入家庭绵延的河。现代性大潮下，青年准成人期延长、社会参与和主体意识不充分，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整合了凡俗功能和超越价值的社会组织，对于主体来说亦是一种实践性的位育，在这个意义上，生养实践成为新生代农村女性再社会化的关键过程。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户经济福利变化：基于收入与支出的视角

赵宗胤;洪甘霖;钱文荣

摘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旨在激发农村土地资产活力，显化农村土地价值并促进农民增收，对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基于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2015年、2017年与2019年三期农户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探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农户收支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入市改革显著提升试点地区农户收入和支出水平，增幅分别为20.2%和3.4%。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放宽匹配样本限制、更换匹配方法、随机分配试点县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入市改革通过提振集体经济的发展，间接带动农户增收。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结构看，入市改革主要促进家庭农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工商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影响不显著；入市改革显著推动农户的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的增长，但对转移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据此，建议规范和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程序和收益分配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土地收益有效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拓展农户多元化增收渠道，从而持续提升农户经济福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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