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农业养育工业,现在需要工业反哺农业了?
人们认为过去农业剪刀差积累资本发展了工业，直白的说法是农业养育了工业，现在工业发达了，需要工业反哺农业。这个说法如此流行，以至于很少有人追问：它究竟在说什么？当我们说"农业"供养"工业"时，我们预设了两个能够独立行动、拥有独立的集体实体，仿佛它们像两个家庭一样，一个曾经付出，一个现在欠债。但集体从不行为，行为的永远是个别的、具体的人。不存在一个叫"农业"的行为人，也不存在一个叫"工业"的行为人；存在的只是具体农民、具体工人、具体企业家、具体官僚在特定情境下的具体行为。那个"剪刀差"是什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数具体个体在强制制度下的被迫交换。农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交出粮食，不是因为"农业"这个集体决定"养育"谁，而是因为行政强制切断了他们其他的选择可能——不能自由外出务工，不能自由定价出售，不能自由决定种植什么。同样，那个获得低价原料的"工业"，也不是某个自主决策的集体，而是特定官僚体系下，由具体官员分配资源的具体国企。把这一切包装成"农业养育工业"，是用整体主义的语义魔术，遮蔽了真实的行为逻辑。它不是经济分析，是道德账簿的伪造——先把被迫的牺牲美化成"养育"，再把这种美化作为未来索取"反哺"的依据。"反哺"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人行为的时间元素与市场过程的彻底误解。首先，受益者与受损者不是同一批人。1950年代被迫低价交粮的农民，与今天领取农业补贴的农户，是完全不同的具体个体。前者可能已经去世，后者可能从未经历过集体化。把前者遭受的强制，当作后者索取补偿的"债权"，在逻辑上等同于血统论的债务继承。这种以集体归属替代个体责任的思维，是"对理智的反叛"。其次，所谓的"工业收益"从未被任何人真正获得。计划体制下的国企，既非利润导向，也非产权清晰；它们的"发展"以资源错配、技术停滞、消费者福利损失为代价。今天我们所见的工业产能，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改革后新积累的结果，而非"剪刀差"的投资回报。把改革的成果归功于计划的遗产，再把这虚构的遗产作为"反哺"的依据，是因果的彻底颠倒。最重要的是，"反哺"预设了一个可以跨期调配资源的中央计算者。但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中已证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就没有经济计算。谁能知道"工业欠农业多少"？以什么利率贴现？以什么价格评估当年的牺牲与今天的补偿？这些问题没有市场过程便无法回答；而任何行政决定的"反哺"额度，都不过是特定官僚的任意武断的价值判断，强加于无数具体个体的边际价值排序之上。"反哺"论的流行，源于它迎合了一种廉价的道德直觉：付出者应当得到回报，强者应当帮助弱者。但这种直觉一旦脱离具体行为的分析框架，便成为整体主义的话术工具。当论者说"工业反哺农业"，他实际上在用集体标签替代具体人的具体处境。一个亏损的乡镇企业主，是否属于应当"反哺"的"工业"？一个资产上亿的农业大户，是否属于应当被"反哺"的"农业"？一个农民工，同时属于"工业"的劳动者和"农业"的户籍人口，他该向谁索取、又向谁偿还？这些个体的交叉与流动，在整体主义的叙事中被抹平了；剩下的只是两个抽象的、永恒对立的阵营——而这正是意识形态操控的经典手法。历史科学必须运用"了解"的方法，处理具体情境中的独特因素。真实的农业史是什么？是1950年代强制集体化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摧毁，是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个体决策权的部分恢复，是199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开放后农民的自由流动，是今天无数具体个体在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边际调整。这个过程中，没有不变的"农业"或"工业"，只有持续变化的具体行为与制度条件。"剪刀差—反哺"叙事之所以有害，不在于它描述了某种历史现象（强制性的资源转移确实存在），而在于它用道德化的整体主义框架，替代了对真实因果的分析。它把制度强制转化为集体牺牲，把个体苦难转化为债权凭证，把市场改革的成果歪曲为计划遗产的兑现——最终服务于当下干预政策的合法性建构。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正确的提问方式不是"工业欠农业多少"，而是：什么制度条件使得强制性的资源转移成为可能？什么改变使得个体逐渐恢复了对自身劳动与财产的部分支配权？答案指向产权结构与市场范围的扩展。1950年代的剪刀差之所以大规模实现，是因为农民对土地与产品的产权被剥夺，他们不再是有权利说"不"的市场主体；而今天任何意义上的"农业收益"，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收入提升，都源于个体行为空间的扩大——可以外出打工，可以自由定价，可以自主选择种植结构。经济学是研究手段的科学，不是研究目的的科学。它不回答"工业该不该反哺农业"这种价值判断问题，但它可以指出：任何以"反哺"为名的行政干预，都必然以特定个人的价值判断，取代无数市场主体的边际计算；都必然扭曲价格信号，干扰跨期的资源配置；都必然在"帮助弱者"的名义下，制造新的不公与效率损失。那些今天领取农业补贴的"农户"，真的是当年剪刀差的受害者吗？还是与权力中心距离更近、信息更灵通的资源俘获者？那些被迫"反哺"的工业企业，真的是当年剪刀差的受益者吗？还是在竞争中挣扎、利润微薄的边际生产者？整体主义的叙事遮蔽了这些具体区分；而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要求我们把政策效果的考察落实到具体个体的具体处境。"剪刀差养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这个说法是整体主义思维与计划时代遗产的混合产物。它伪造了一个集体对另一个集体的道德债务，然后用这个伪造的债务，为当下的行政干预辩护。《人的行为》反复警告：把社会当成可以按照统一意志操作的机器，把价格当成可以随意拨弄的数字，把历史当成道德剧而非复杂的行为过程——这是现代社会走向衰败的思想根源。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反哺"的正义实现，而在于让"剪刀差"本身成为不可能——即确保任何个体都不再被迫以低于自身价值判断的价格交换劳动与产品。这需要的不是道德化的历史清算，而是对产权的尊重、对市场的开放、对个体选择权的捍卫。当一个农民可以自由决定种什么、卖什么、去哪里工作时，"农业"与"工业"的对立便失去了意义；存在的只是无数具体个体在分工网络中的自愿合作——而这，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