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传》三十、解决农业困难与粮食紧张问题(上)

一九六O年六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各项主要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讲到：“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问题，通过《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接着，周恩来在李富春关于“整顿、巩固、提高”设想的基础上，几经斟酌，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签发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又指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但是，对原有的错误政策和计划指标进行改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加上，北戴河会议期间，苏共正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这使会议的重心偏向讨论国际问题，群情激愤，弥漫着争口气把钢铁搞上去的气氛。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的方针仍没有能引起大多数人的足够重视。

全力保钢，使国民经济在失衡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使严重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前一阶段经济严重失调酿成的恶果，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更清楚地暴露出来。饥荒、浮肿病，非正常死亡更加增多。生活困难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情况令人震惊。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中央农业会议上说：“我们不能麻痹，今年出了三十三个‘皇帝’，其中有十个‘皇帝’出在山东，斗争是尖锐的。”十天后，汪东兴向中央领导人报告中央警卫团思想情况时反映，有的战士说：“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土地生活好了，吃的是白面，最坏的也是玉米面。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每年卖二千多斤余粮，经常吃猪肉、羊肉，还盖了三间房子。公社后，我家每天吃十二两粮食，肉都买不到，劳动强度增加了，村干部打人、骂人。”

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共中央对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调整工作首先必须从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做起。毛泽东对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极为重视，作了多处修改，并要求：“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十几天后，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

由于情况紧急，北戴河会议后，陈云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到冀、鲁、豫、皖、苏、沪、浙跑了三个月，对困难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陈云在河南考察时，正值信阳饿死人事件暴露出来，是中央最高决策层中最早具体了解这一严重事态的人。他在安徽合肥、芜湖考察时还派随行的国家计委干部王耕今和他的秘书周太和到阜阳农村了解灾情。据王耕今回忆：“我和周太和到了阜阳找不到人，行路都困难，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招待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荒凉的样子渗透到各个方面。我们到南京向陈云汇报了阜阳农村困难的情况。”陈云用了三个月时间到黄淮海地区和浙江、上海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加上多年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使他对当时人民生活困难和经济失衡的严重性，对经济调整的紧迫性，有着比其他人更加强烈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使他感到极为痛心，进一步思考如何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的意见。

他考察归来不久，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根据三个月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说：“陈云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毛泽东认为，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他强调工业减人，加强农业。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集中讨论李富春《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会上，陈云认为贯彻调整思路的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接近实际的计划”。“所谓更加全面，是因为它真正规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这样的排法。这个排法不仅见之于文字，而且是要见之于实际的。”他说：“富春同志的报告里还说到这样一点：一九六一年起，在两三年内作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之间调整的一个时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步骤。”为什么要进行调整？他指出：只有经过调整，才有希望解决因灾荒、人为损失、城市工业人口比重过大增加所造成的粮食供应极端紧张的问题。就工业来讲，陈云说：应该把重点摆在搞缺门、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边，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增加钢的数量上面。“只要这些工作做了，数量自然就上去了。”他还说：“现在我们增加数量的办法，不是像前两年那样，而应该采取另外的办法，通过把质量、规格、品种搞好来实现。”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陈云立刻投身到紧张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中。

为了解决粮食和其他生活消费品供应全面紧张的问题，缓解已经出现的饿死人、浮肿病等令人痛心的严重局面，陈云提出进口粮食、上市高级糕点等应急之策。

吃饭是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在生活消费品全面紧张的情况下，陈云权衡轻重，始终把解决吃饭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把粮食看成重中之重。他说：“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大幅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人均产量由六百零三斤降为四百三十五斤；农民生活极端困难，国家库存下降到最低点。粮食调拨供应十分紧急，不少地方出现脱销。在这种情况下，不果断地采取特殊应对措施，是无法缓解困难的。陈云经过三个月考察后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是进口粮食。他找粮食部党组负责人陈国栋谈了这个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李先念。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从一九六一年起进口粮食。一九六O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提出的进口粮食的意见。据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回忆：“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

第一批进口粮食到岸后，对关键问题从不放过一个细节的陈云，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至十一日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考察进口粮食卸船装车情况以及河北省对粮食的安排。二月十一日下午，陈云致信周恩来报告说：

“新港码头去看了一下，估计外国轮船可能不同意我们用铁‘抓斗’，因为容易碰坏船。这次捷克船就碰坏了三处，修好后出港。不用铁‘抓斗’就用‘帆布抓斗’，由于不能自动化的‘抓’、‘放’，工效差百分之五十，这就可能延长卸粮时间。但熟练后工效也可能略有提高。河北省和天津市都用了很大力量在对付港口工作，要求粮食来后早卸。”

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天，就将这封信批送刘少奇、彭真、谭震林阅，并在“不用铁‘抓斗’就用‘帆布抓斗’”处批注：“已告陈国栋注意此事。”后来，陈云说：“进口粮食最初在天津开始卸船装车有漏的情况，现在就有改进，我曾亲自看过。”对工作中的重要细节，他总要亲自看过才能放心。

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而要有外汇就得有东西出口。为此，陈云亲自抓对外贸易的出口工作。当时，中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打开销路很不容易，出口数量有限，而且主要是靠出口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来换取外汇。陈云在阐明进口粮食的决策时就指出有些农副土特产，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要出口。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

为了解决粮食严重短缺，缓解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国库粮脱销的压力，陈云提出立即进口粮食的应急之策，是十分果断的。粮食从海上运进来了，就要迅速组织好港口的卸船装车工作，陈云又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进行考察。卸装工作部署好了，他又考虑进口粮食的外汇从哪里增加，于是又亲自抓外贸出口工作。从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了陈云抓工作那种思前想后、由此及彼、环环相扣，保证事情节节顺利推进的一贯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一旦需要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摆到了面前，首先要果断进行决策，决策定下了，又要抓紧抓细各个重要环节一一落实到位，这是保证决策胜利实现而不致流于空谈的重要领导经验。

陈云在关注人民吃饭问题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解决人民穿衣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初，在调整经济、削减基本建设投资的方针出台时，陈云致信李富春，希望这方面的投资不要削减。他说：“削基建投资的方针昨天决定以后，对粘胶纤维和聚氯乙烯我十分希望不减削投资，因为几年棉花增产和皮革增产是没有多大希望的，而市场不能照今年这样长此只发几尺布，不能长期没有鞋穿；而且纺织轻工的投资不大，似以下个决心这方面不减而宁削其他方面为有利。也有可能做到。在方案决定之前，提出这点意见，请你斟酌。”

六月，陈云又致信李富春，建议成立一个“穿衣问题小组”。他说：“我估计五年内棉花不能增产，估计今年只能实收五千万亩，最多实收一千七八百万担。在今年只发两尺布票条件下农民自留必然增加，估计我们能收购的只有一千万至一千一二百万担。出口要用棉二百万担。国内用棉只有一千万担左右。棉田下降是由于粮食紧张。估计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粮产水平，棉田也难比今年恢复好多，因为农村口粮那时也比一九五七年要紧。需要恢复到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粮食产量，棉田才能逐步恢复。因此，非有五年时间不可。但五年内年年只发两尺布票（包括毛巾、袜子），城市人民将都不能维持衣着的最低必需量，那时人民将不满的。因此，请你考虑，可否成立一个‘穿衣小组’，专门研究：（一）焦炭回收；（二）北朝鲜维尼龙生产法；（三）在两年内先建成五千吨‘卡普隆’产量（每个城市人口做两双袜子）；（四）加紧钱之光的粘胶纤维生产。此小组由计委副主任一人任组长为好。可否，请酌？”

但是，当吃饭与穿衣、进口粮食与进口布棉发生矛盾时，陈云仍坚决地把吃饭、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他说：“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十八尺，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千万匹布就是三千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需办的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要把重的、急的事安排在前头首先解决。在重大而紧急的事情之中，又会有重中更重、急中更急的，又要注意把更重、更急的事放在更前头去解决。吃饭穿衣都是头等大事，但两相比较，吃饭问题又更为紧要。所以，在粮食和棉花都紧缺、都需要紧急进口时，陈云又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来安排。

为了搞好农副土特产和传统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争取进口更多的粮食，陈云想得十分周到。一方面，他提出：“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他认为过去的名牌货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我们现在把这一套都打乱平分，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为此，陈云提出：“我们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原材料如何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一项都要有着落。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他还提出：“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