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沙缘
1957年1月，寒冬腊月，
一户农家土炕上，张建龙出生了。
这个河西走廊东北部的小县，北接腾格里沙漠，南邻巴丹吉林沙漠，县志上写着八个字：“十地九沙，非灌不殖”。
在这里，风是常客，沙是邻居，绿色是奢侈品。
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土地上长大的人，骨子里刻着两种本能：一是对绿色的渴望，二是对生存的坚韧。
童年的记忆里，除了饥饿，就是风沙。
春天播种，一场风过，种子连土被卷走；
秋天收成，黄沙漫过田埂，麦穗上都是沙粒。
他常听老人说：“民勤人，是沙逼出来的。”
这句话，像一句谶言，贯穿了他的一生。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21岁的张建龙正在地里干活，大队书记跑来说：“建龙，你能考大学了！”
他放下锄头，拍了拍手上的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片沙地。
填报志愿时，他看到了“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系”。
鬼使神差地，他在这行字上画了圈。
有人问他：“治沙？沙有啥好治的？越治越多。”
张建龙没说话。
他只是想起那些被风沙掩埋的田垄，想起母亲扫不完的沙尘。
或许，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或许，治沙是他与故乡唯一的和解方式。
四年后，这个从风沙里走出来的青年，背着铺盖卷，来到宁夏银川。
他被分配到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一个刚刚挂牌四年的新单位，任务是建造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
报到那天，局长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小张，你看，这条线从新疆到黑龙江，406万平方公里，以后就是你战斗的地方。”
张建龙看着地图上大片大片的黄色标记，那是荒漠和沙地。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怕是走不出这片沙了。
02 生根
从1982年到1999年，张建龙在“三北”局一待就是17年。
这17年，他从普通干部做到局长、党组书记，走遍了13个省、551个县的沙地荒原。
他的足迹，像一条蜿蜒的根，深深扎进中国北方的荒漠带。
1986年，他被派到陕西靖边挂职锻炼，任东坑乡副乡长。
那里是毛乌素沙地南缘，一年刮风200多天。
乡政府是几间土坯房，喝的是窖水，睡的是土炕。
老乡开玩笑说：“在这儿，吃一顿饭，半碗是米，半碗是沙。”
张建龙不介意。
他带着老乡种柠条、栽沙柳，用麦草扎方格沙障。
白天在沙地里忙活，晚上点着煤油灯学《治沙工程学》。
有一次，一场大风刮了三天，刚扎好的沙障全被埋了。
老乡蹲在地头抽烟，叹气道：“张乡长，别折腾了，沙这玩意儿，治不住的。”
张建龙没说话。
他抓起一把沙，看着它从指缝流走。
“沙是流动的，但人不能流动。”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治沙不是治地，是治心。”
两年挂职结束，他调回“三北”局，从副处长到处长，再到副局长、局长。
职务在变，但他的工作方式没变：跑现场、看实情、算细账。他常说：“治沙的钱，一分都不能浪费。浪费一分，就少种一棵树。”
1999年，他调任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
离开宁夏那天，同事送他一副对联：
“十七年踏沙而行，根植北国千里绿；半辈子伴林而眠，心系华夏万木春。”
张建龙把对联卷好，放进行李箱。
他知道，自己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
03 青云
进入国家林业局系统，张建龙的晋升稳如松柏生长——慢，但扎实。
2012年11月23日，由红旗文库近景拍摄
2003年，他升任副局长、党组成员；
2012年，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2015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到国家林业局宣布：
张建龙接替赵树丛，担任党组书记、副局长，同年7月正式出任局长。
从治沙技术员到部级大员，他用了33年。
这33年，恰是中国生态意识觉醒的33年。
从“三北”防护林到天然林保护，从退耕还林到湿地修复，张建龙的职业生涯，几乎与中国生态政策演进同频共振。
他是专家型官员的典型代表：懂专业、能吃苦、有履历。
2016年全国两会，他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谈及野生动物保护，语气沉稳、数据清晰。
他说：
“今年要做好四件事：落实新《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大违法惩治力度、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加强宣传教育。”
台下记者频频点头，镜头里的他，面容朴实，目光坚定。
那几年，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期：
森林城市建设在全国387个城市推开，194个城市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出台，他提出“到2020年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3.17亿亩，他称之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十个试点陆续落地。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林业局改组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入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
张建龙顺势转任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党组书记。
那年4月10日，春光明媚，他亲手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两块新牌子揭牌。
镜头前，他笑得舒展。
身后是挂了20年的“国家林业局”旧牌，即将被收入历史。
那一刻，他站在权力与专业的交汇点，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04 暗影
权力的背面，往往是常人难以窥见的角落。
2017年3月15日，距离卸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还有三年，
一个叫张建龙的名字悄然出现在一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中。
这家企业叫“上海XX医疗咨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医疗信息咨询、医疗机构运营咨询、医疗健康产业投资管理。
巧吗？巧的事在后面。
公众不知情，媒体未报道。
工商信息显示，他持股25%，任董事长。
公司董事名单在上图。
这家公司与林业系统有无关联？
但《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写得明白：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张建龙是公务员，更是高级领导干部。
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条红线。
你猜是不是重名。
2020年6月，当官的张建龙卸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2021年3月23日，从商的张建龙正式成为上海XX医疗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此时，距离他离职不到九个月。
《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七条：“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
医疗与林业，看似不相关。
但国家林业局有“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产业板块，与“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是否存在交叉地带？
无人知晓。
2025年2月18日，该公司发生重大股权变更，张建龙等原自然人股东集体退出，上海XX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5%。
此时，距离他被查，还有11个月。
05 湿地迷雾
张建龙曾说：“到2020年，中国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
这句话写进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一。
他在多个场合强调：“湿地保护最紧迫的任务，是保持总量不再减少。”
然而2025年发布的《中国湿地研究报告》显示：
2020年中国湿地面积约41.2万平方公里，折合6.18亿亩。
距离8亿亩，差了近2亿亩。
目标是豪迈的，现实是骨感的。
这缺失的2亿亩，成了他政绩簿上一笔难以忽略的虚线。
有人归因于统计口径变化，有人质疑目标设定冒进，也有人默默想起那些流转在湿地项目中的巨额资金。
湿地保护，本是生态屏障，却也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
项目审批、资金划拨、工程验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滋生暗箱。
张建龙兼任过湿地履约办公室主任，手握重权。
2016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湿地补贴资金累计超百亿元。
这些钱流向哪里？成效如何？审计报告语焉不详。
与此同时，他昔日的副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已于2025年5月落马。
中央纪委的通报措辞严厉：
“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经营、项目承揽、行政许可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李春良长期分管野生动植物保护、濒危物种进出口审批，这些领域，张建龙曾直接领导或交叉管理。
一条隐形的权力链，在森林与湿地的掩护下，悄然生长。
2024年4月至7月，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开展常规巡视。
反馈意见直指问题：
“部局融合不够”“权力监督薄弱”“权力运行不规范”。
巡视组离开后，整改启动。
风暴，已至林梢。
06 告别与伏笔
2020年5月1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干部大会。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一春宣布：
关志鸥任局党组书记、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张建龙不再担任。
会议由张建龙主持。
他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
神情平静，甚至有些松弛。
台下坐着他多年的同僚、下属，以及新任部长陆昊。
他说：“我今年63岁了，按照组织规定，该退下来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语气诚恳，姿态低调。
一个月后，国务院正式免去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职务。
63岁，部级退休。
在官场叙事中，这已是圆满谢幕。
他回到书斋，偶尔出席行业会议，名字仍被尊称为“老局长”。
有人请他写回忆录，他摆摆手：“没啥好写的，就是种树。”
看似云淡风轻。
直到2026年1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则消息，击碎了所有平静。
07 坠落
“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建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短短53个字，将他从退休厅堂拽回公众视野。
媒体翻出旧照：他曾在荒漠中蹲身查看树苗，曾在两会通道侃侃而谈，也曾亲手为机构揭牌。
如今，所有画面蒙上一层灰影。
从治沙功臣到违纪嫌犯，中间隔着什么？
是上海那家医疗公司25%的股份？
是李春良案牵连出的审批黑幕？
还是湿地项目、森林城市、三北工程中那些说不清的资金流向？
调查才刚刚开始。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从民勤沙地走出来的青年，那个曾誓言“治沙与治贫共生”的官员，最终迷失在比沙漠更复杂的世界里。
他的老同事、一位退休的“三北”局工程师在电话里叹气：
“建龙这个人，能吃苦，肯干活，就是太看重‘位置’了。总觉得坐得高，才能看得远。可他忘了，坐得越高，风越大。”
风大了，树会倒。
人也是。
08 根系与土壤
张建龙的坠落，并非孤例。
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也是权力监督深水区的一块暗礁。
在他之前，已有无数官员在环保、林业、国土领域落马；
在他之后，制度笼子正越扎越紧。
2024年中央巡视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建立“一月一调度一审议一通报”整改机制，与纪检监察组专题会商成为常态。
行政审批流程被重构，项目资金全程留痕，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全面清查……
治沙先治人，造林先造制度。
张建龙曾言：“应该努力保持植被健康，而不是简单地植树造林。”
这句话，如今听来别有深意。
健康的生态，需要健康的权力系统；可持续的绿色，离不开清澈的政治土壤。
他的故事，是一个警示：
即便你曾跪在沙地里种下第一株梭梭，
也可能在权力的温床上，遗忘最初的根系。
09 风继续吹
张建龙被查当日，甘肃民勤刮了一场大风。
沙尘掠过村庄，掠过他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也掠过三北防护林绵延的边界。
那些他年轻时亲手参与栽下的树，还在风里站着。
它们不知道，那个曾经测量过它们株距、记录过它们成活率的人，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
树只管生长，人却常走歧路。
从沙地到庙堂，从治沙到治权，张建龙走完了他的轮回。
而中国的生态治理，仍在途中。
森林还要继续种，湿地还要继续护，国家公园还要继续建。
只是，每一个手握树苗与印章的人，都该记得：
让树长青的，不仅是雨水，更是阳光下的透明与干净。
治沙者，终须治心。
造林人，先正己身。
——这或许是张建龙的故事，留给后来者最沉重的一课。
尾声：沙与印
据说，张建龙被带走前，书房里还摆着一盆他从民勤带来的沙。
沙装在玻璃罐里，旁边放着一枚褪色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先进工作者”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