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渔记忆88|从“海坦渔业社”考辨:一段温州疍民上岸的微观史

在查找温州水产联合加工厂（温渔前身）的历史文献时，“海坦渔业社”这一名称反复浮现。它并非一个孤立的生产单位，而是理解温州渔业国营化进程，乃至揭示一个更古老水上族群——疍（dàn）民命运变迁的关键历史节点。本文试以档案为经，地方史为纬，对这段行将消逝的江海记忆进行初步考证。

一、关键档案：1958年批复中的合作框架

1958年10月30日，温州市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同意建立温州市地方国营渔业捕捞队的批复》（温办字第1948号）。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不仅批复了捕捞队的建立与85万元投资，更在第二条“建队性质”中明确规定：“可和海坦渔业社合作捕捞，该社行政领导关系属捕捞队。”

这份公文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将原先松散、边缘的水上疍民生产组织（海坦渔业社），正式纳入了地方国营经济的轨道。文件设计的“合作捕捞、利润分流”模式（国营部分上缴利润，渔业社部分社员分红），是计划经济初期典型的“国社结合”过渡形态，旨在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对传统渔民的管理改造。

二、何为疍民？一个族群的宏观历史背景

要理解“海坦渔业社”成员的来源，必须厘清“疍民”这一概念。疍民，又称疍家、连家船民、艇户，是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与内河航道的历史性水上族群。其起源诸说并存，主流学术观点大致有三：其一为“古越族遗裔说”，认为他们是先秦闽越国后人，为避中原战乱与政权压迫而退居江海；其二为“卢循余部说”，与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的水军部队有关；其三则为多元融合说，强调其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吸收陆上逃户、流民而形成独特群体。

历史上，疍民长期被陆上社会视为“化外之民”，备受歧视与制度性压迫（如明代被编入“疍户”，不得陆居、科举）。直至清雍正年间方获部分“解放”，民国时期法律地位逐步改善。他们形成了一套迥异于陆地的社会文化体系：终生舟居、信奉舟神与妈祖、有水上婚丧习俗、语言（疍家话）多保留古越语或闽语底层。

三、温州疍民：地方文献中的“连家船”群体

聚焦温州，地方志与档案中所述的“连家船”渔民，正是疍民在瓯江流域的支系。据《温州市志》及口述资料，该群体多于清末民初从福建莆田、福州等地迁入，主要聚泊于瓯江南岸的株柏、海坛山、朔门一带江面。其船被称为“连家船”或“公婆船”，长约5-8米，前舱作业，后舱栖身，一家数口挤于方寸之间，生活极其艰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温州城区此类渔民约五六十户，仍处于社会底层。1950年，温州市政府展开调查并着手组织“渔民协会”，标志着国家权力开始系统介入这一水上群体，旨在将其“固定化”与“单位化”，为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铺垫。

四、从“社”到“队”：海坦渔业社的历史轨迹考证

“海坦渔业社”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的具体组织形式。其发展脉络可依据档案大致重构：

组织化（1955年前后）：在互助组基础上，城区连家船渔民组建了“海坛渔业生产合作社”（即海坦渔业社前身）。这是从个体走向集体的关键一步。

合作化（1958年）：如前引档案所示，1958年，海坦渔业社与新建的“地方国营渔业捕捞队”形成合作关系。同年，在更大范围的合并中，以该社为基础，吸纳灵昆、龙湾部分力量，成立了“温州市国营渔业捕捞队”，实现了从合作社到国营的升级。

转制与消融（1960年代）：然而，这一国营化实践遭遇困境。据后续档案记载，因管理、技术、成本及政策调整，捕捞队经营不善。1963年后，队伍几经拆分、划转，渔轮改为运输船，人员分流至温州水产公司、木材厂等单位。至1960年代末，“海坦渔业社”作为独立生产单位已不复存在，其社员也彻底告别连家船，成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或城市居民。

五、结论：作为历史透镜的“海坦渔业社”

“海坦渔业社”从出现到消融的短短十余年，恰是温州疍民千年漂泊史终结的浓缩写照。它像一个历史的透镜，折射出多重进程：

社会改造进程：国家通过合作化、国营化，将边缘水上族群彻底纳入计划经济与城市管理体系。

民生改善进程：疍民结束了风雨飘摇的舟居生活，获得了户籍、固定职业与陆上住房，社会地位根本改变。

文化变迁进程：独特的疍民水上文化随之急速消亡，迅速融于岸上的主流社会。

因此，对“海坦渔业社”的考据，其意义远超对一个渔业生产组织的追溯。它关乎一群人的生命史，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以及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在温州城市化的浩荡江声中，那些连家船的橹声欸乃，最终化为了历史档案里一行行沉默的字迹，等待着后来者的打捞与解读。

（本文考证基于已公开的地方档案及历史文献，部分细节仍待进一步发掘与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