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海洋渔业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推动海洋经济的核心引擎，在我国拥有2万多种水生生物资源的辽阔海域中蓬勃发展。自然资源部2025年5月5日发布数据显示（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01142881319567891/?upstream_biz），2025年一季度全国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5%，海水养殖产量增速达5.7%，彰显了产业规模的全球领先地位。但在发展背后，资源衰退、技术瓶颈、产业失衡、管理短板等多重挑战交织显现，亟需通过系统性施策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问题

一是生态承载超限，资源保护压力凸显。尽管我国已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势头，但生态系统仍面临严峻考验。过度捕捞的惯性影响尚未完全消除，部分海域捕捞强度远超资源再生能力，幼鱼和产卵亲鱼捕获率偏高导致种群补充不足，兼捕现象还造成海龟、海鸟等非目标物种数量下降。环境污染与栖息地破坏形成双重冲击，陆源污染物排放引发海水富营养化与赤潮频发，填海造地等工程侵占了红树林、珊瑚礁等鱼类的育苗场，而气候变化导致海水升温、酸化，迫使鱼类洄游路线改变，传统渔场资源结构失衡。例如，学习时报2024年3月27日《红色幽灵：日本北海道赤潮灾害事件》报道（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50753978977665572/?upstream_biz），2021年9 月，日本北海道太平洋沿岸因海水富营养化爆发大规模赤潮，成为该地区历史最严重的海洋生态灾害之一。陆源污染物排放导致海域氮、磷等营养物质富集，引发浮游生物异常繁殖，最终造成近九成海胆死亡、至少2万条鲑鱼窒息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4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亿元）。

二是技术装备滞后，核心竞争力不足。我国海洋渔业“硬科技”短板与“软实力”不足并存，制约产业升级步伐。在种业领域，高端养殖品种种苗高度依赖进口，国际种业公司垄断核心种质资源，不仅价格高昂且存在“断供”风险，而本土自主培育品种市场占有率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养殖装备呈现“近海密集、深远海薄弱”的格局，挪威、日本已实现全自动化深海网箱养殖，我国仍以近海传统养殖为主，深远海养殖的智能控制装备、生态化平台等关键设备国产化率低。远洋渔业虽硬件领先，但在国际渔业治理规则制定、综合监管能力等“软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企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与精细化管理能力不足。例如，半岛都市报2025年10月19日《青岛故事｜雌转“雄”，抓住三文鱼的“芯”》报道（https://news.qq.com/rain/a/20251019A05T4M00?suid=&media_id=），我国已成为亚洲第一大三文鱼消费市场，2025年1-7月大西洋鲑进口量达8.2万吨，同比增长42%，全年进口量预计突破16万吨。但繁荣背后，产业“芯片”被国外牢牢掌控：国内三文鱼养殖几乎完全依赖从挪威、冰岛进口的发眼卵，自主育种环节长期空白。尽管国内企业已掌握 “育苗” 技术（将进口鱼卵培育成苗种），但“育种”（自主选育优良品种）仍处于起步阶段。再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湾区经济与产业规划研究所执行所长周余义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30045612566250003/?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在养殖装备方面，目前挪威、日本等国已实现全自动化深海网箱养殖，而我国大部分养殖仍集中在近海，因此在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无人值守方面仍有差距。周余义认为，洋捕捞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由近海走向深远海，当前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渔船规模及设施等硬件条件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在参与国际渔业治理规则和政策制定以及远洋渔业综合监管能力等“软实力”方面尚存在不足。

三是产业结构失衡，链条价值挖掘不够。海洋渔业产业链条存在“两端弱、中间散”的结构性问题。上游种业创新能力薄弱，除少数企业外，多数企业缺乏自主育种体系，种质资源库建设滞后；下游深加工环节附加值低，传统冷冻产品占比过高，先进保鲜技术应用范围有限，全链条智能温控体系尚未普及，产品溢价能力不足。产业融合程度偏低，一二三产业联动不足，休闲渔业、渔文化旅游等新业态发展缓慢，海洋牧场的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渠道不畅。同时，中小渔业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产业集群效应，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例如，大学生新闻网2025年8月5日报道（http://www.daxuejia.com/shsj/shsjhd/193103.html），荣成市金元冷藏厂以鱿鱼精深加工为核心业务，每年产生大量加工副产物，如内脏等剩余物，集中低价售予周边鱼粉加工厂，转化为饲料用鱼粉。这种基础分流虽减少了直接填埋污染，但附加值极薄，资源未能“吃干榨尽”，离高值化、低碳化的理想模式尚有巨大鸿沟。再如，广东政协网2025年1月15日《关于推进我省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显示（https://www.gdszx.gov.cn/zxhy/qthy/2025/dhzlk/wyta/content/post_37908.html），广东海洋牧场建设尚存在海洋牧场产业链条延伸不够、产业融合程度较低的问题，一是一产与二产的融合发展中存在加工企业规模小而不强，技术创新薄弱，深加工比例低，高质量产品少、缺乏竞争力等若干问题；二是缺少与休闲渔业等新兴三产的有效融合，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化发展状态，品牌建设亟待加强；三是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缺乏科学多样的分工，招商引资企业产品雷同，缺少能覆盖全环节全过程的龙头企业。

四是管理体系不健全，协同治理效能待提升。渔业管理制度存在“重约束、轻保障”的倾向，限额捕捞等制度仍处于试点阶段，对不同海域、不同物种的差异化管理措施不足。执法监管存在技术短板，虽已运用无人机、执法船艇等设备，但针对远洋渔业、非法捕捞的动态监测覆盖率仍需提高，精准打击能力有待加强。数据支撑体系不完善，资源评估、环境监测的常态化网络尚未全面建成，导致管理决策缺乏精准数据支撑。国际合作机制不健全，对跨境渔业资源的协同保护、联合执法力度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跨境捕捞等挑战。例如，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10月28日《23万人，退出江湖》报道（https://www.inewsweek.cn/politics/2025-10-28/27284.shtml），2018年洪湖市率先启动退捕工作时，3417 名渔民需放弃世代依赖的渔业生计，尽管政府提供了捕捞证回收、渔船渔具补偿等基础补贴，但转产保障机制尚未健全。渔民因文化程度低、缺乏非农技能，转岗多集中在门卫、保洁等低薪岗位，某水产加工厂流水线工人月薪仅3000多元，远低于巅峰时期捕鱼收入。

二、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构建生态保护体系，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生产与生态同行”理念，筑牢资源安全屏障。优化休渔禁渔制度，在现有全国重点海域禁渔基础上，根据物种繁殖周期动态调整禁渔时段与区域，推广长江十年禁渔的成功经验。实施“资源补货”工程，扩大增殖放流规模。加快海洋牧场建设，借鉴“伏羲一号”风渔融合平台模式，在海底构建人工栖息地，实现生态修复与渔业生产同步推进。

二是强化科技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以技术攻关破解产业升级难题，整合科研院所与企业力量，培育更多国审新品种，力争高端种苗国产化率提升。推进装备智能化升级，重点研发深远海高效作业系统、无人值守网箱等装备，借鉴“湛江湾1号”养殖工船经验，推动养殖区域向深远海拓展。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推广国联水产全链条智能温控体系，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水产品追溯平台，实现从养殖到餐桌的全程可视化监管。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引进挪威深海养殖自动化技术，同时参与国际渔业科技标准制定，提升话语权。

三是优化产业发展格局，延伸价值链条。培育产业集群，在沿海地区打造集种业、养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产业园区，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推动产品升级，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开发鱼蛋白、生物活性肽等高附加值产品，利用液氮速冻等技术提升保鲜品质，满足健康消费需求。促进三产融合，依托海洋牧场发展休闲垂钓、渔旅体验等业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带动沿海渔村增收。完善流通体系，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国内外市场，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提升产品市场覆盖率。

四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将限额捕捞制度全面推开，明确捕捞强度管控标准，加大对电鱼、毒鱼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执法能力建设，整合卫星遥感、AIS船舶定位等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渔业监管平台，实现近海与远洋监管全覆盖。加强人才培养，鼓励高校设立海洋渔业专业，培育兼具技术能力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与周边国家建立跨境资源共管机制，联合开展捕捞打击行动，构建海洋渔业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