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至 1982 年,是我国人民公社体制运行的重要时期。农村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经营管理体制,“三级” 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中生产队是最基础的生产经营单元与独立核算单位。这一阶段,传统乡镇建制被人民公社取代,形成 “政社合一” 的特殊基层治理模式,农业生产、劳动分配、账务核算均以生产队为核心开展。
1980 年初,我进入农业银行营业所担任社队财务辅导员,亲身见证并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当年秋季,改革春风席卷全国乡村,农村生产体制迎来深刻变革。我所在的公社,绝大多数干部与基层工作人员普遍支持联产到组的改革模式:以生产队为统筹主体,拆分组建若干生产小组,由小组承接具体农事生产,与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超额产出部分按约定比例分红。
对于少数生产队私自推行 “承包到户”、分散独立经营的做法,公社层面并不认可,明确不予批准,并要求大队、生产队及时制止,统一规范生产经营模式。
作为一线金融工作者,我参与了公社生产队财务与固定资产清查试点工作,实地了解三级干部、农民对农村改革的理解与思想动态,综合多数群众意见并结合岗位职责,我们的思想认知与公社部署保持一致,对包产到户心存顾虑、态度审慎。从信贷工作实际出发,以往农业贷款的对接主体始终是生产队,账务清晰、主体明确。倘若土地、农具、农资等生产资料全部分散到户,原有集体贷款的债权如何划分、欠款向谁追偿、后续涉农贷款如何投放,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生产队财务和固定资产清查在全公社展开,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奠定了扎实基础。
与此同时,不少家中有农村亲属的同事更是忧心忡忡,对包产到户存在较强抵触情绪。在生产队集体劳作模式下,农村缺劳力、弱劳力家庭常年难以挣够工分,年终核算时常出现 “透支”—— 一年辛勤劳作,非但没有劳动分红,反而倒欠集体款项,成为村里的 “透支户”,需补缴欠款才能结清账务。即便日子拮据、年年负重,尚且有集体兜底保障基本生活。大家普遍担忧,一旦全面包产到户,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将无力耕种、难以维生,生活陷入绝境。
彼时,农村改革的消息广为流传、众说纷纭。工作之余,老同志热议最多的话题,便是农村生产体制的变革走向,所有人都在观望、思索这场改革的利弊与未来。
时代大势浩浩汤汤,改革浪潮势不可挡。安徽小岗村十八位村民冒着风险、摁下红手印的 “生死契约”,率先破冰探索大包干模式,为全国农村改革蹚出了全新道路。家庭联产承包新模式,彻底打破 “大锅饭” 体制,极大解放农村生产力,推动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归自己” 的分配方式简单透明、实惠直接,让农民当年就收获改革红利,迅速赢得广大群众认可,很快在全国落地推广。
眼见改革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金融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也逐步转变,深刻认识到唯有顺应时代大势、主动拥抱改革,才能立足岗位服务 “三农” 发展。我们迅速调整工作思路,全面适配农村经营体制变革,全力支持农村改革落地。
针对存量集体贷款,我们依据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分得生产资料份额,精准拆分原有生产队集体债务,逐户核实确权,由农户户主签字摁印确认,逐一敲定还款计划,厘清债权债务关系。
针对新增涉农贷款,我们摒弃以往集体统一放贷模式,逐户摸排农户家庭劳动力、种养能力、生产规划、经济条件,精准核定贷款资质与授信额度。改革后的信贷工作,工作量成倍增加、工作难度显著提升。加之当时信贷实行 “包放、包管、包收” 责任制,追责机制严格,不少一线信贷人员心存顾虑、履职谨慎。
关键时刻,单位领导审时度势、主动担当、身先士卒,带头深入各村组实地调研,摸排农户真实情况。重点走访老党员、老干部,全方位核实农户人品口碑、劳作能力、家庭负债、还款意愿,排查不良陋习,精准掌握第一手资料。同时摸索总结出多户联保、公职人员担保、贷款计划公示、征求村组干部意见等一系列务实高效的工作方法,有效防控信贷风险、规范放贷流程。
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后,我行涉农贷款(主要是通过信用社发放)投放规模逐年攀升,贷款回收率稳步提升,远超以往生产队集体贷款的回收水平,真正实现金融赋能农村改革、助力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家住农村、有承包地的同事无论思想还是行动都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早晚尽量抽时间回家干农活,双休日更是从早忙到晚,农忙时节请亲戚朋友帮工。昔日不会干农活、“吃公家口粮” 的 “旁观者”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皮肤晒成小麦色、手上布满老茧、饭量大增、远离牌场、扎根田间的 “新农民”。秋收时节,粮食多得无处存放,保管粮食一时成为幸福的烦恼。算清经济账,除去生产投入,换回堆积如山的粮食,按市场均价计算,一年净赚两三千元。第一年的丰收让大家笑逐颜开,听到 “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 的感慨时,纷纷由衷点赞。
1983 年,全国全面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正式恢复乡镇行政区划,确立 “乡政村治” 基层治理新格局。自此,乡镇成为国家基层行政单位,承担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职能;原生产大队改制为行政村,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单位;原生产队改组为村民小组,不再承担独立生产经营与经济核算职能,农村基层体制完成历史性转型。
回望数十年农村生产体制迭代变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 “队为基础” 的集体统一经营,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中的“双层”指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1999 年写入宪法。这里的分是指家庭分散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主安排生产、自负盈亏;而统是指集体统一经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负责发包土地、管理集体资产及提供统一服务(如水利、机耕、协调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集体土地的性质是家庭承包经营是整套制度的核心与关键。这也彻底纠正了改革初期“土地归户、土地私有” 的错误认知:农户获取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家庭联产承包是集体经济框架下的责任制创新,绝非土地私有化。
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政策,赋予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彻底激活农业生产活力、稳固“三农” 发展根基。国家多次明确延长土地承包期、保持政策长期稳定,就是为了彻底打消农民短期经营、粗放耕作的顾虑,鼓励农户深耕土地、持续投入、安心发展。
随着免征农业税、清理“两金一费” 等强农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党中央每年一号文件聚焦 “三农” 改革和政策完善,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务实推动,农村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 制度不断完善,土地流转规范有序,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兴起;乡村整治、人居改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景正逐步变为现实。
展望未来,随着“三农” 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农业必将成为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农村必将成为宜居宜游的美好家园,农民也终将成为受人尊重、令人羡慕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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