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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2026-08-12 06:54:27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熊涛¹何志文²王长松³

（1.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处南昌 330200；2.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理学院南昌 330029；3.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南昌 330200 ）

DOI：10.16849/J.CNKI.ISSN1001-8611.2026.03.004

■■农业科技管理 ·科技创新·

本文刊发于《农业科技管理》2026年第3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熊涛，硕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农业科技管理。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深刻变革，形成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型生产力。文章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面临的新型农业人才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脱节三大困境，提出通过分层培育人才、强化数字基建、创新体制机制等路径，突破瓶颈，打通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全链条等实现路径，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实现路径

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的鲜明特征，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核心力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现代化进程尤其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与赋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保障粮食安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支撑。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则是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农户等多方力量，实现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践载体。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新质生产力为协同创新明确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价值导向并注入了核心要素，而协同创新则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从理论构想转化为现实动能的关键机制。

关于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展开了积极而广泛的探讨，但仍存在优化空间。一方面，现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文献已从系统特征^[1]、政治经济学要义^[2]等宏观视角进行了阐述。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将研究视角聚焦到农业领域，就其内涵特征、发展重点、潜力挑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3-5]。罗必良^[6]强调其本质在于颠覆性创新与基要性变革，毛世平等^[7]则将其与农业强国建设路径相结合。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整体性论述，对于新质生产力内部三大核心要素——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如何具体演进、相互协同，并以此驱动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微观机理，尚未进行系统性的解构与阐释。另一方面，关于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学界多从创新体系、主体互动与模式构建等角度进行分析^[8]。然而，现有研究往往未能充分置于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理论视角下，审视协同创新体系面临的新要求与新结构。特别是对于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嵌入与协同，破解长期存在的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要素流动不畅等核心梗阻，虽有学者关注到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机制与投入问题^[9]，但整体上仍缺乏对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赋能机制的贯通性分析，并据此提出整合性的路径设计。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弥补上述研究缺口，核心目标在于：第一，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核心要素构成，厘清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具体内涵与时代特征。第二，深入剖析上述三大要素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路径与逻辑机制，揭示其如何作为实践主体、技术载体与物化体现，共同推动创新体系的升级。第三，直面当前赋能过程中在人才、设施、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系统性诊断。第四，针对性地从要素培育、基础支撑与制度创新等维度，提出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本研究期望通过理论构建与现实分析相结合，为深刻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运行逻辑、破解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瓶颈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与决策参考。

1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改造为更先进、更高效的新型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10]。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是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农户等多元主体资源，通过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与优势互补，共同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产业应用的过程^[11]。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要素共同构成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实践主体、技术载体和物化体现。

2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重塑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生产力要素，优化三者的组合方式^[18]，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提供了根本路径。新质劳动力成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实践主体，新质劳动资料成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物化体现，新质劳动对象则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直接产物。三者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农业科技协同创新。

2.1新质劳动力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实践主体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驱动^[19]，促使农业劳动者从传统体力型、经验型转向知识型、智能型与创新型。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的背景下，农业劳动者不仅是生产的执行者，更是科技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核心参与者。高素质农业劳动者具备跨学科知识体系，能够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农业生产实践有机融合，形成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引擎。通过数据采集、模型分析、精准决策等智能化操作，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使农业科技成果得以落地转化，实现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的主体转变。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劳动者结构的多样化与劳动者能力的复合化。

新时代农业创新活动中，工匠型人才推动生产效率精进，在农业各细分环节追求卓越，通过精湛技艺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创新型人才引领科技突破，致力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在AI、大数据、云计算、生物技术、绿色技术等领域把握先进生产力方向；复合型人才促进跨领域协同，能适应现代农业运行对生产经营、社会治理的多元化需求；管理型人才实现资源整合，能够把握国家政策，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多元的新质劳动力体系既拓展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主体边界，也为构建以知识创新、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为核心的农业创新生态提供了人力支撑^[20]。东北农业的实践表明，人才外流、劳动者数字素养不足会直接削弱协同创新能力，需推动新质劳动力与基层生产实践结合^[21]。因此，新质劳动力的生成不仅提升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还强化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

2.2新质劳动资料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技术载体

与传统生产工具相比，新质劳动资料体现了科技密集、智能控制与系统集成的特征，如智能农机装备、精准农业系统、生物工程设施以及数字化平台等。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装备技术、生物技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四类核心工具构成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物质支撑体系。装备技术的智能化革新实现了从“机械替代人力”到“机器协同智能”的跃迁，无人农机、传感设备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实现了农业全流程的自动化与精准化管理；生物技术通过基因编辑、分子育种和生物合成等手段，提升了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创新能力，催生了新的农产品形态与生物产业链；绿色技术以生态修复、废弃物循环利用和低碳生产为核心，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转变；数字技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物流运输、加工增值等环节的应用，实现了农业要素高效配置^[22]。新质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不仅重塑了农业生产关系与产业结构，也优化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格局。因此，新质劳动资料的技术革命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得以高效运行的重要物质支撑。

2.3新质劳动对象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物化体现

传统农业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土地、水源、种子等自然资源，其创新空间受制于自然禀赋和技术水平。而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农业劳动对象的范畴得以拓展，从单一的物质形态延伸至数据、信息、算法模型等非物质形态，实现了从“改造自然”到“创造对象”的转变^[23]。例如，生物技术协同创新使细胞培养肉、功能性农作物等“未来食物”成为新的劳动对象。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则通过农业大数据、数字孪生农场、智能生态系统等，创造出新的农业运行空间与虚拟生产形态，这类虚拟生产形态正推动“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的映射”^[22]。新质劳动对象的形成需要生物学、工程学、信息科学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24]，其生成过程本身即是科技创新成果的物化过程。此外，新质劳动对象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特征推动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网络的深化。例如，“垂直农场”“海洋牧场”“智慧温室”等新型农业形态，都依赖于生物科技、工程控制与数字管理的多主体协作^[25]。不同创新主体围绕这些新型劳动对象形成了多层次、多方向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26]。因此，新质劳动对象既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物化成果，也是激发创新活力、延展创新网络的重要牵引力量。

3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现实困境

尽管我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不断完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与政府的多元合作模式初步形成，但从新质生产力生成的视角来看，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仍存在明显制约，主要表现在新型农业人才短缺、农业基础建设薄弱、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脱节三个方面^[27]。

3.1新型农业人才短缺

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高素质劳动者的实践应用，新质劳动力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首要构成要素。然而，当前我国农业领域的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依然突出，新型农业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推进的关键因素。

1）人才总量供需失衡。由于农业职业发展机会少、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加之农村地区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导致多数农业专业毕业生并不愿意从事本专业，农村地区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人才流失严重。当前，我国农业人才总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且存在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等问题。据测算，2024年全国农业领域研发人员约为20万人，农业科研机构和涉农高校的从业人员约为12万人，每万名农业从业人员拥有的科技人员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41%，其中具备跨学科知识、掌握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工匠型、创新型、复合型、管理型”高素质人才比例更低^[28]。此外，科研人员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乡村基层和企业的技术转化服务人才不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人才流失严重，导致科技创新成果与农业生产脱节。

2）农业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错位。农业科技协同创新需要集科研、经营、管理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农业人才培养体系仍以传统学科划分为主，缺乏跨学科融合。农学、工学、经济学等领域之间壁垒明显，人才培养目标与新农业发展方向不匹配，导致毕业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素养不足。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绿色低碳农业等新兴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完善，“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严重不足。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仅为1 500万人，只占全国2.07亿经营农户的7.2%，相当于每14户仅有1名职业农民。

3）人才激励与流动机制不畅。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需要强有力的推广与服务体系支撑。然而，当前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存在机构老化、人员不足、经费短缺等问题。农业技术推广站数量减少，乡镇农技人员平均年龄偏高、学历偏低、培训不足，使得新技术落地率不高。尽管近年来返乡创业人员有所增加，但多数缺乏系统的农业技术训练和产业运营能力，且对数字化、智能化农业技术的接受度不高，难以有效承接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任务，导致农业科技协同创新链条在“最后一公里”处断裂。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29]。

3.2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新质劳动资料是支撑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物质载体，其广泛应用依赖于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虽取得显著进展，但在质量、结构与体系化方面仍存在不足，尚未形成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支撑体系^[30]。

1）农业装备与信息化基础设施短板明显。《2024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75%，但部分果、茶等经济作物仍“无机可用”，在大型大马力机械、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以及智能化高端农机装备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国产农业装备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智能农机普及率偏低。同时，农产品冷链物流、智能灌溉、数字农田管理等设施覆盖率低^[31]。例如，《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2023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26.5%。目前，多数农田尚未部署智能传感器、遥感设备、边缘计算节点等关键硬件，导致农业生产数据“采集难、传输慢、分析弱”，难以支撑智能灌溉系统、AI病虫害预警平台等新质劳动资料的构建。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缺失导致科研机构、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数据共享效率低下，影响协同创新体系的运行质量。

2）农业产业链与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产业链涉及仓储、加工、运输、冷链等多个环节，各环节之间尚未形成完整闭环，造成农产品损耗严重，供应链韧性不足。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禽类等在内的食物，2022年损耗浪费总量达4.6亿t，造成的经济损失1.88万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22.3%^[32]。此外，我国农业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征信体系与金融服务体系落后，导致金融机构难以精准识别风险，只能依靠传统抵押模式，将大量轻资产的农业服务商、冷链物流企业排除在外，制约了农业新基建投资与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

3）农业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尽管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但农业防灾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系统韧性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难以满足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保障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是水利工程体系存在明显短板。我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最多的国家，现有水库大坝9.8万座，平均坝龄53年，大多建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建设标准偏低，结构老化、性能退化等“老龄化”现象突出，抵御风险能力不足^[33]。二是农田层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的农田沟渠淤塞严重，桥、涵、闸等配套设施不全或损坏，导致大雨大涝、小雨小涝，雨后农田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形成渍涝灾害。三是应急体系建设滞后。我国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在抗旱、防洪、病虫害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等关键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因缺乏稳定的应用环境而难以发挥应有效能。

3.3成果与产业需求脱节

新质劳动对象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价值体现。然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在供给、转化与吸纳环节均存在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导致新物种、新资源、新业态等新质劳动对象难以规模化应用。

1）创新供给：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基础研究是“从0到1”原始创新的基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将导致新质劳动对象的创造成为“无源之水”。然而，当前的科技投入在强度、结构和方向上均存在偏差，未能精准锚定产业发展的核心需求。一方面，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仅为0.95%，这不仅远低于国内全行业2.54%的科技投入强度，与联合国公认的能产生原始创新的2%门槛也存在明显差距，削弱了催生基因编辑作物、细胞培养肉等颠覆性新质劳动对象的源头创新能力。科技投入不足导致高品质农产品、深加工产品等新质劳动对象供给短缺，难以满足市场需求^[34]。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虽已成为科技投入主体，但绝大多数企业创新能力薄弱。《2024年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报告》显示，我国涉农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指数仅为49.04^[35]，导致研发活动多以短期、模仿式的试验发展为主，难以针对产业长远需求和关键“卡脖子”技术进行前瞻性、高质量的创新供给。

2）成果转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农业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是成果转化的核心环节。然而，我国在此领域的经费投入比重呈现断崖式下降，从2002年的10.10%骤降至2020年的2.3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处小农模式的日本，该比重从4.31%稳步提升至15.35%^[9]。经费严重不足，直接导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功能弱化、专业人才流失，农业科技成果“最后一公里”堵塞严重。此外，农业科技成果产权归属不明、收益分配不合理、技术评估体系缺失，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将成果商品化的积极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农业科技金融工具供给不足，科研创新与市场应用之间的桥梁未能有效搭建。《中国青年报》报道指出，近年来我国每年约有6 000～7 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面世，但实际转化率仅为40%，且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领域，高价值创新成果仍“躺在实验室里”。

3）产业吸纳：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产业是吸纳创新成果、实现新质劳动对象价值的土壤。然而，当前农业产业体系在吸纳新技术、新对象方面能力薄弱，需求信号无法有效传导至供给端。一方面，公益性科研主体与产业需求链接不紧。以农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的公益性研发体系往往侧重于考评论文、专利等学术指标，而非解决实际产业问题和创造市场价值，导致科技成果与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的实际应用场景匹配度不高。另一方面，涉农企业创新承接能力不足，需求表达与转化能力弱。绝大多数涉农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对前沿技术的识别、消化和集成应用能力。“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的机制尚不健全，企业真实的产业技术需求和瓶颈无法有效、精准地反馈给科研机构，导致创新链条与产业链条割裂，科技创新未能充分转化为生产力。

4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

4.1以人才振兴为核心，培育高能级新质劳动力

1）实施分层精准培育，优化人才供给结构与质量。农业科技人才是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体系^[36]，是实现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基础前提。一是强化高端领军人才的“头雁”作用，选拔一批能够攻克农业领域重大科研难题、牵头承担重点科研任务、统筹科研平台建设与管理的农业科技领军人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与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优化涉农高校学科布局，加快发展智慧农业、生物技术、绿色低碳等前沿学科，培育农业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和数字技能型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夯实复合实用人才的中坚支撑，重点培育面向产业一线的“工匠型、创新型、复合型、管理型”人才。一方面，应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骨干为重点，开展全产业链系统培训，提升其现代经营管理、技术应用与创新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应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支持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完善耕读教育与实践育人体系，使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学习、创新，培养能够解决农业农村实际问题的实践创新型人才。三是激活乡土本土人才的内生动力，依托农技推广体系、企业培训平台与高校资源，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与文化水平，制定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培训课程，采用现场教学、远程教育与田间学校等多样化培训方式，培育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土专家”“田秀才”队伍。

2）畅通人才多元流动，构建“引育留用”良性循环机制。为将人才优势切实转化为创新动能，亟须在盘活人才存量、提升人才效能上重点突破，通过畅通流动渠道与强化创新激励，充分释放人才活力。一方面，要强化政策引导，促进人才“下沉”与“回流”。地方政府应出台具有吸引力和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如针对返乡创业人才的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措施，吸引大学生、农民工、企业家等群体返乡创业就业。另一方面，要完善激励评价体系，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创新导向为核心的人才评价机制，构建以技术创新度、产业需求关联度和发展贡献度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36]，破除“唯论文、唯职称”的评价倾向。健全要素参与分配机制，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团队和个人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并优化科研补贴政策，重点扶持成果转化成效显著的企业与项目，从而形成以激励创新、服务实践、促进流动为特征的高效农业科技人才体系。

3）弥合数字素养鸿沟，营造终身学习的创新环境。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需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作为培育新质劳动力的基础工程，营造支持终身学习的创新生态。一方面，要针对性弥合数字鸿沟。各级政府应承担弥合数字鸿沟的主体责任，加快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为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坚实基础。大力开展差异化数字培训，加强对老年人及文化程度较低农户的基础数字技能教育，加大对村镇干部、返乡创业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退役军人及农村青壮年等关键群体的数字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农村劳动群体的数字认知与技术应用能力^[37]。另一方面，要构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构建覆盖全体农业从业者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实践支撑作用、高等教育的创新引领作用以及终身教育的普惠服务作用。依托数字化赋能平台，利用线上课程、田间学校与远程咨询等多元形式，扩展农民学习空间。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精准分析学习需求，动态调整培训内容与难度，为农业技术人员与管理者提供系统化、灵活化的继续教育机会，推动学习型农业社会的形成。

4.2以新基建为抓手，构筑智能化新质劳动资料

1）夯实农业数字底座，推进农业装备与信息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新质劳动资料生成的物质基座，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破解农业装备短板与信息化不足、推动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关键环节。一是加快农业智能装备研发创新。政府应设立智慧农机专项攻关计划，重点突破丘陵山区适用的小型智能农机、大马力高端农机及核心零部件“卡脖子”技术，强化产学研联合攻关，构建以高校科研院所为技术源头、龙头企业为应用主体的协同创新联盟，促进“科技研发、中试验证、推广应用”的全链条贯通。二是构建农业信息化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农村5G基站、NB-IoT物联网节点、农业大数据中心、卫星遥感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布局，实现“天空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体系^[38]。通过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算法，提升农田监测、环境评估、病虫害预警的自动化与精准化水平。三是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将水利灌溉、农田整治、仓储设施等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嵌入传感器与边缘计算模块，实现实时监测与远程控制，打造“数字农田”“智能水利”“智慧仓储”等新型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农业生产过程的可视化、可控化与智能化水平。

2）贯通农业产业链数字化，完善智慧物流与产业支撑体系。构建基础设施智能化、数据平台一体化与产业协同生态化的现代农业供应链体系，是提升农业系统韧性的关键。一是完善农业冷链与仓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标准化冷库、智能分拣中心、冷藏运输车辆等设施，推动智能温控、自动调节与远程监测技术应用，减少流通环节损耗，提升农产品新鲜度与附加值。二是建设农业供应链数字化平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构建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体系，实现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数据闭环管理。打通供应链金融信息壁垒，建立以信用数据为核心的农业融资征信系统，缓解涉农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三是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协同。在产业集聚区建设智慧农业产业园区，推动“数农融合”示范工程，鼓励大型电商、物流企业与地方政府共建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推广“订单农业”“农产品云交易”等新业态。通过5G+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促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协同运转，构建高效、透明、智能的农业产业生态体系。

3）强化防灾减灾新基建，提升农业系统韧性与科技成果稳定转化能力。构筑韧性安全的防灾减灾体系，是保障农业新质生产力稳定发展的基础前提。一是加快防灾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进老旧水库大坝的数字化改造，部署传感器、物联网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实现水情、雨情、墒情的实时监测和远程调度。建立农田水利“数字孪生系统”，对灌排工程进行动态仿真和风险评估，提升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应急调度能力^[39]。二是构建农业灾害智能预警平台。依托卫星遥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跨区域农业气象监测与病虫害预测系统，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灾害信息链，实现灾情的智能识别与预警发布。三是打造防灾减灾科技支撑体系。政府应建立农业防灾新基建专项基金，鼓励科研机构、企业与地方政府共建防灾技术示范区，推广智能灌溉、耐灾作物、生物农药等绿色低碳技术。通过政策引导与标准制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防灾、智能调控、生态修复”一体化体系，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安全稳定的应用环境。

4.3以机制创新为牵引，激活高价值新质劳动对象

1）改革科技投入与组织机制，强化高质量创新供给。基础研究是催生颠覆性新质劳动对象的源头，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供给，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一是建立农业科技稳定增长机制。加强财政政策与科技创新战略的协同，持续提升农业科技投入，构建“政府引导+企业投入+金融资本+社会基金”的多元投入体系，实行“企业预投、国家配投”的反向联投机制，激发涉农企业的研发积极性^[38]。二是完善协同创新体制与组织机制。推广“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与科研院所解题”的科研任务链式机制，强化企业在科研立项、任务论证中的话语权。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联合体为核心载体，推动涉农高校、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联合攻关，集中力量突破核心种源、智能农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等“卡脖子”环节。三是改革科研评价与激励体系。从“论文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在绩效考核中引入产业贡献度与转化率指标，对科研人员实施以“创新质量、转化贡献、社会效益”为核心的分类考核机制，建立科技成果收益共享制度，形成“多劳多得、转化多得”的激励约束结构。

2）畅通成果转化与权益分配通道，破解“最后一公里”堵塞。成果转化不畅是新质劳动对象生成的核心障碍。应通过机制创新打破体制壁垒，优化转化路径，提升农业高新科技成果的落地率与转化率。一是深化产权与收益权改革，激活科研转化动力。明确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使用权与收益权分配比例，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使科研人员与团队能分享转化收益。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风险保障基金与收益分配公示制度，形成激励与约束并行的机制环境。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金融与服务体系。构建“财政引导+金融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的农业科技金融支持机制，鼓励政策性银行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信贷，发展科技保险、成果质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多元化融资工具，缓解科研机构与中小企业“资金断档”问题。三是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与数字赋能。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建设，充实农技人员队伍，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能化农技服务系统，实现精准推送、即时反馈与动态改进，畅通科技成果“最后一公里”。

3）培育新兴业态与未来产业，拓展价值实现场景。破解创新链与产业链“两张皮”难题，是激活新质劳动对象内生动力、实现其市场价值的关键。一是构建产业需求导向型科研协同机制。通过实行“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评题”的科研组织模式，将企业真实技术需求纳入科研立项与任务论证，强化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承载能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技术转化部门，形成从技术吸收、再创新到产品应用的内部循环体系。聚焦智慧农业、生物农业、绿色低碳农业等未来产业方向，打造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集群，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规模化应用。三是搭建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平台，形成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双向循环。建设农业科技成果对接与交易平台，推动科研机构、企业、农户跨主体协同，实现科技成果的线上征集、推广与转化^[40]。依托高标准农田、数字农业园区等载体，布局智能农机、物联网、智能灌溉等示范场景，实现创新成果的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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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见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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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熊涛¹何志文²王长松³

1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1.1新质劳动力

1.2新质劳动资料

1.3新质劳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