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 河南农业大学王亚楠教授在Science发表eLetter文章,揭示H5N1大流行中被忽视的AMR危机

2026年8月4日，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国家动物免疫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动物免疫学团队王亚楠教授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影响因子47.3）发表题为“Overlooked AMR amid the H5N1 Panzootic in Cattle and Wild Birds”的eLetter评述文章，警示H5N1大流行中不容忽视的AMR暗流。河南农业大学王亚楠教授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学斌教授为共同作者；河南农业大学为该文第一完成单位和通讯单位。

当全球紧盯H5N1时，一个更隐蔽的杀手正在悄然蔓延

自2022年以来，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已在美国野鸟和家禽中造成大规模死亡，并溢出至奶牛和多种哺乳动物。截至2025年6月，全美已有超过1070个奶牛场、横跨17个州受到疫情影响，并记录到70例人感染病例。John Drake在《Science》发表的Perspective中提出了三种理论解释为何北美H5N1疫情并未造成更致命的后果。然而，河南农业大学王亚楠教授在《Science》上发出紧急呼吁：在聚焦H5N1的同时，一个同等紧迫的威胁——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和超级细菌——正在被严重忽视。

两大全球健康威胁正在交汇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流感大流行和日益加剧的AMR危机同时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细菌性AMR在2021年与全球超过470万例死亡相关；如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050年耐药性感染可能导致3900万人死亡。当流感大流行暴发时，病毒会为耐药细菌的肆虐创造“完美风暴”——受感染动物和人群预防性使用广谱抗生素，可能无意中选择出多重耐药甚至泛耐药菌株。两种威胁相互叠加，后果不堪设想。

监测的盲点：被遗忘的细菌“定时炸弹”

当前对受感染奶牛和野鸟的监测几乎完全聚焦于新发传染病，而一大批具有充分记录的人兽共患潜力的细菌病原体——布鲁氏菌、产气荚膜梭菌、肺炎克雷伯菌、空肠弯曲菌和沙门菌等——却基本未被纳入筛查范围。这一监测盲点带来的后果是即时且严重的。文章指出，在监测H5N1暴发的同时，追踪AMR演变和致病细菌在野鸟与牛群中的传播，才更符合“同一健康”（One Health）战略的要求。

迁徙候鸟：耐药基因的“空中搬运工”

野鸟在AMR传播中扮演着被严重低估的角色。作为“同一健康”框架下的重要一环，野生动物尤其是野鸟被公认为是连接环境、人类和动物的重要桥梁，在AMR的持续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候鸟迁徙于湿地、农场、受污水影响的区域、垃圾填埋场和沿海生态系统之间，可能获得并跨生态和政治边界重新分布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

已有多项研究报告从野鸟中检出多重耐药的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沙门菌和弯曲菌等，携带的耐药基因包括碳青霉烯类（NDM、IMP、OXA-48、VIM-1）、多黏菌素类（MCR-1）、替加环素类（tet(X4)）和恶唑烷酮类（optrA、cfr(E)）等等“最后防线”抗生素的耐药基因。更令人警惕的是，近期一项研究在候鸟粪便样本中鉴定出三个全长SARS-CoV-2变异株基因组和一个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的部分基因组。既然候鸟可以携带并传播人感染的病毒性传染病，那么它们携带并扩散耐药细菌的能力同样不容小觑。

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不是新病毒

“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不是一种新型病毒，而是一种熟悉的细菌——例如广泛耐药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它在全球目光聚焦于H5N1时悄然扩大了耐药谱。”这并非危言耸听。鉴于野鸟中AMR丰度日益严重，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风险。

呼吁：将H5N1监测网络立即用于AMR监控

目前，全球“同一健康”战略主要以病毒为中心，将细菌性人兽共患病和AMR视为次要问题。王亚楠教授在《Science》上强烈呼吁：应立即利用和加强目前已为H5N1动员起来的大规模动物监测网络，以支持全球系统性的AMR监测。错过这一机会的代价实在太高。

专家的警示

“全球流感大流行和日益加剧的AMR危机，都要求我们拓宽视野。为确保长期成功，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应评估控制AMR的经济价值。”

当世界为H5N1的可能大流行而紧张备战时，耐药基因/超级细菌正在候鸟的翅膀下、奶牛的肠道中、以及被忽视的监测盲区里悄然扩散、重组、壮大。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抗病毒药物和疫苗，更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一健康”监测体系——既追踪病毒，也监控细菌；既防范新发传染病，也遏制正在蔓延的“沉默的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