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农业现代化||何海狮|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三重机制——以中老合作为中心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发展道路与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现代化国家有着本质不同，形成了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同学科学者从话语建构、经济、法治、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传统文化等不同维度拆解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意涵。不过，作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虽根植于中国，但并不是“中国特殊论”的注脚。中国式现代化是与西方并置的另一条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由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便可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范畴，具有特殊理论价值。实际上，西方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差异性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西方现代化模式发轫于殖民扩张与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其经验输出往往与制度移植、市场渗透和价值同化深度绑定，体现着强烈的“文明优越论”特质，强调简单化的线性进化论发展思维。而中国现代化道路植根于后发国家的赶超实践，其海外传播始终贯穿着平等互鉴、自主发展、合作共赢的核心逻辑，形成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知识生产与经验转移机制，更强调发展知识的适应性重构。

本文拟通过中老农业合作的案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与实践机制进行微观分析和讨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中国农业现代化是立足“三农”发展历史逻辑和现实国情，自主探索与发展出的农业发展模式与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典型特征。因此，中国与对象国进行农业合作，展示与分享中国农业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同时，不强迫对象国全盘接受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强调经验的在地化和适应性，尊重当地人的主体性感受与选择，顺应其发展实践需求。

在中老农业合作的案例中，边民—企业—国家构成了较为清晰的中国式现代化海外传播主体。边民群体依托血缘和地缘优势，通过频繁相互拜访、跨境参观，依托社会文化亲近感进一步激发发展共鸣，进而推动老挝边民的发展实践。中国边民实质承载并传播的是“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亦即边民有权利且有能力成为发展主体实现现代化。中国农业企业虽然也是营利主体，但是其运行过程并不是资源攫取与掠夺型，而是强调与农户平等合作，形成一种以示范引导、技术分享、合作共赢、风险共担为特点的农业合作模式，双方实质性构建成发展共赢的经济共同体。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农业现代化技术得以迅速、高效地在老挝农村社会广泛传播。国家以“中老农业替代发展项目”等农业援助合作机制，宏观引导中老农业合作方向，实质承载并传播“顺势而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跨境传播内涵。“顺势而为”反对简单化和一元式的现代化路径，强调对对象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尊重及嵌合，推动具体合作内容走心、走深、走实。由此边民、企业和国家分别从不同层次承载了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具体内涵——共同富裕、合作共赢与多元现代化。可以说，老挝逐步走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跨国企业给当地社会带来资金利益的同时，也常因其政治、生态及不平等依附等后果而被诟病。这对于位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伤害尤其严重。有学者讨论美国某跨国企业在加勒比地区进行煤炭开采而引发的环境危害以及地区性暴力犯罪等问题。Frame则更为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全球南方的资源以消费品和“生态不平等交换”的形式流向全球的北方国家，而利润则被跨国公司抽走，这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近年来，数字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促使总部位于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实力不断增强，但却导致南方国家工业化越来越脆弱。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也在加快走出去步伐。不可否认，盈利同样是中国企业的重要考量，但是中国企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企业的道路。中国是发展中的南方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区别于传统南北方不平等关系的南南合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同样有着南南合作的显著特征。对于中国国企而言，由于直接承担着国家南南合作的政治任务，因此实际运作目标不仅仅是赢利，还期望构建合作共赢的发展与命运共同体。中国民企中经济实力较很多跨国企业而言往往并不强，因此这些企业若要生存下去，往往需借助与当地社会进行充分协作。中国农业企业尤为如此，他们往往倾向于与当地农户形成紧密合作关系，降低成本，传授技术，共享共担。

正是基于上述逻辑，笔者将企业视为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传播内容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即平等参与、合作共赢、风险共担，构建休戚与共的发展共同体，反对基于经济霸权优势的竭泽而渔式的不平等交换。不管是农业国企还是农业民企，其底层实践逻辑都是构建平等合作的发展共同体。对于农业企业而言，平等合作有助于扬长避短，实现企业稳定发展与壮大。对于老挝农户而言，平等合作意味着其农业生产得以融入农业产业链，也意味着可以借此习得现代农业技术，有效实现技术转移。

从企业角度出发，合作发展是老中资农企的必然选择。一则，合作发展是解决中资农企资本不足的重要方式。在老挝的中国农业企业大多经济实力并不强。由于自然生态因素的不确定性较多，农业被视为一项高风险低回报行业，并不受大资本青睐。大多前往老挝进行农业投资的企业，往往是受到预期收益驱动而行动的，但其资本并不充足。这些农业企业要生存下来，便必然需要依托老挝当地社会降本增效，与农户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为此，不少中国农企选择联合种植的合作方式。联合种植中，生产要素被划分为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市场共5个方面，公司与农户各提供部分要素进行合作。常见的方式如“2+3”合作模式，即农户出土地和劳动力，公司出资金、技术和市场。若合作农户劳动力不足，也会出现“1+4”合作模式，即农户只提供土地，其余要素由公司提供。二则，发展合作也是弥补中资农业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的重要方式。在老挝的农业民企自不必说，即便是少数农业国企，其跨国经验同样较为缺乏。老挝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其国家能力、村寨权力、央地关系、思维逻辑、社会文化等均与我国社会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中国农企难以用中国农业投资经验解决在老挝生存发展的问题，必须因地制宜。由此，一方面，企业需要与当地政府和村寨等基层管理单位深度合作，以契合当地社会发展需求，为公司发展谋求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与农户深度合作，以获得对老挝当地社会文化等本土知识的理解、认知与利用。

从农户的维度看，合作发展更是补齐其现代农业生产短板的绝佳机会。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资金收入的贫乏、现代农业技术的匮乏、市场讯息和渠道的缺乏是挡在想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农户面前的“三座大山”。而与中国农业企业的发展合作可以精准助其推倒阻碍发展的“大山”。

第一，合作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户资金收入。通过劳动力受雇、农作物收购等多种形式，农户收入可以获得极大提高。一项对多家中国农企（含橡胶、咖啡、香蕉等不同产业）的调查统计研究表明，虽然参与农户收入增加额度呈现差别，但是总体收入增加依然非常明显。在“2+3”模式中，参与咖啡种植合作的农户年收入可达6,000—20,000元，参与香蕉种植合作的农户年收入达9,600—12,000元，橡胶投产后，则收入增加到10,000元—15,000元。笔者在老挝北部南塔省某橡胶农场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农场所雇老挝工人平均年收入18,000—20,000元。事实上，老挝北部不少山地民族响应政府生态移民号召，搬迁下山的最重要动机往往是现代农业带来的现金收入增加。帕雅洛移民村即其中一个典型个案。早在1992年，当地政府就动员村民从山上迁移到帕雅洛村，但是响应者寥寥。2002年之后，山上村民却又开始突然大批迁移下山。帕雅洛村很快发展成共75户388人的大村寨。其主要动力就是中国农业企业进入后迅速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机会。村民在搬迁前，主要从事生存性农业，现金收入极为有限。到2012年，该村全年现金收入达到86万元，其中到从事橡胶、甘蔗和香蕉种植的中国农企务工收入43万元，占总收入的1/2。家庭收入增加不仅直接提高了农户生产生活质量，而且也为农户实现现代农业转型并进行自主种植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二，发展合作是老挝社会实现农业技术转移的关键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注重培养本土人才、实现技术传播、促进当地社会可持续现代化，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重要任务。在中老农业合作中，中国农业企业成为承担此任务的重要载体。而双方形成的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则成为技术传播得以实现的关键。

农业企业是老挝实现农业技术转移的核心载体。老挝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其农业耕作方式是与其村寨家族、宗教文化、社会网络、习惯民俗、思维定势等深深镶嵌的。这决定了在传统农业社会撕开一道“口子”进行现代农业技术传播，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实践表明，国家、国际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在进行农业技术传播中都呈现出一定短板。中老农业合作的第一阶段其实就是采取国家主导的农业技术传播方式。但是，国家推动的农业技术传播要求国家能力较强，可以直接触及农户，实现规模化动员，而老挝政府不具备这些能力。这从中国农企在老挝投资过程中的普遍遭遇也容易看出——政府租赁给企业的土地遭遇来自村寨层面的抵制是常见现象。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农技培训也往往效果有限。现代农业技术往往牵涉从育种、管理到收获的整套农业技术，涉及配套农资，甚至要求身体技术的配合。这些内容往往难以通过单纯会议培训得以有效传授。一位老挝北部南塔省的老挝人评价当地某德国发展援助机构说：“西方式的发展项目太复杂了而弄不懂，他们开了很多会，但是实际做得很少。”个人是农业技术传播的重要载体，但是其辐射范围往往有限。除非掌握完整技术的个体呈星状遍布在老挝不同地区和不同村寨，否则单纯依靠个体也难以实现农技的广泛传播。

与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体相比，农企具有实现现代农业技术转移的潜力。农企掌握整套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在与农户互动过程中，相关农业技术可逐渐实现转移。当然，若要真正实现有效转移，则双方紧密协作是重要保障。这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涉及整套复杂科学和技术，需要双方较长时间的平等沟通、相互协作，积极传授与主动学习相结合。而这正是中国农企的主要特征。有意思的是，在双方合作终止之后，这些农户往往已经掌握完整种植技术，他们会进一步成为新的技术传播的重要主体。他们往往一方面会自主种植相应作物，另一方面则将相关技术知识传授给其他村民。这也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老挝北部自发种植橡胶的面积在农企大规模入驻之后增速迅猛。企业犹如技术孵化器，不同的个体通过不断复制而成为新的技术承载主体，经由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体系而传播给更多个体，最终导致橡胶种植规模呈指数增长。2018年，老挝北部某县农业局负责人估算，在该县全部约8万公顷的橡胶地中，超过一半是村民自发自主种植的。而在2010年橡胶价格持续低迷后，较多橡胶农企资金链断裂，退出老挝，大量橡胶地收归村民所有，村民实际拥有的橡胶地面积可能超过4/5。

构建发展共同体还有助于将农户纳入区域性或全球性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生产良性循环。中国作为老挝农产品的重要消费国，其市场需求成为推动老挝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发展共同体的角度看，中国农企与老挝农户共同构建出上中下游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如图1所示），这便有效促使农户主动融入，作出改变，积极吸收相关的现代农业技术，最终实现自主种植。实际上，相对旺盛的中国市场需求也是老挝农民从“不愿改变”转为主动改变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嵌入式的产业合作模式，既保障了农户的稳定收益，又确保了中国市场获得优质农产品供应，最终形成了互利共赢的新型农业合作范式。

正是基于中国农企和老挝社会的共同迫切需求，双方持续推进构建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合作共赢，构建发展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内涵。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一直秉持的发展合作理念。与自上而下的“垂直范式”发展理念不同的是，中国更强调平等互利的“水平范式”发展思路，更重视经验分享和发展互助。在平等分享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强调对当地发展需求，乃至社会文化的充分认知、理解和有效关联。在此基础上，提倡互利与共赢，推动可持续的发展与合作。

四

国家引导：践行“顺势而为”的多远现代化理念

国家参与农业现代化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农业发展援助。不同国家的农业发展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往往又是这些国家的发展理念的差异性体现，当然也是其现代化理念的集中呈现。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下，现代化发展路径往往被简化为一种线性的进化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则是一条基于本国国情并独具特色的“长征之路”，更强调多元复合的现代化路径选择。笔者接下来将通过简单梳理和评价国际发展援助，并结合中老农业合作案例，对上述论断作出具体阐释及延展讨论。

国家发展援助最初是由西方国家“垄断”的特权。在“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的西方发展模式下，其最初发展援助理念也常被简化为依赖国外资金和技术专家修建基础设施、培养本地技术人员和官僚体系，以及支持建立所谓的“好政府”。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令人失望。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援助项目的失败根源在于缺乏对地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与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援助项目转而关注特定群体和特定问题，例如，妇女、无土地人群以及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而非仅仅聚焦于工业化发展。这种聚焦于特定问题的方式，将“发展”切割成一系列孤立的目标，削弱了系统性思考的能力，阻碍了对这些目标之间关系的深入阐释，最终导致发展变得碎片化。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发展援助理念。经历过艰难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在援助过程中，会较为自觉避免简单化、一刀切的西方现代化移植思维。张海冰将中国对非援助模式提炼为“发展引导型援助”，指出中国援非的根本宗旨是为非洲注入“发展的能量因子”，据此催生本土化的发展力量，达成发展目标。徐秀丽和李小云亦在总结中国对非援助的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平行经验分享”的分析框架，强调在发展援助过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经验及切实的援助实践等有利于中国发展经验的传播，甚至促成了“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形成。

尊重对象国，强调多元复合现代化路径的合作理念也充分体现在中老农业合作具体实践之中。中国在老挝农业领域最具特色、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农业援助方式是“中老替代发展项目”。中老替代发展项目是中老两国合作开展的援助项目，旨在引导老挝北部农民以合法经济作物替代鸦片种植。该项目自1990年开始持续至今。第一阶段的参与主体是云南省各级政府及直接承担项目的国有制企业。云南省通过派出农技专家驻外指导，建立农业示范基地，提供种子、农药等农资，提供援助资金等不同方式，帮助老挝发展橡胶、杂交水稻、甘蔗、玉米、茶叶等农作物生产，取得良好效果。第二阶段的实施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即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民营企业参与到替代发展项目之中。换言之，第二阶段的替代发展项目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将之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包括进出口关税的减免、种植补贴、银行贷款优惠等）。前往老挝进行农业投资的民营企业若希望享有这些政策，则可以向云南省相应管理机构提出申请，资质合格的公司便成为替代发展项目的承担者，并享有相应政策优惠。实践证明，第二阶段的替代发展项目推动速度快，积极响应农企较多，由此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替代发展效果，受到老挝政府和百姓的欢迎。

实际上，作为长期受援国，西方国家在同一时期也在给老挝提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发展援助项目，可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至于西方机构把老挝人定义为“不愿改变的当地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老替代项目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无论是老挝政府还是普通农户，都积极参与到该项目实践之中。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中老农业替代发展项目实践中所承载和体现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即尊重对象国社会与文化、强调多元现代化道路、理解并寻求与对象国相嵌合的发展方式。笔者以“顺势而为”将之概念化。在中老农业替代发展项目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以下两方面鲜明且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势而为”理念的传播方式。

第一，将替代项目与老挝国家生态移民诉求进行契合。老挝国家将生态移民视为增加老挝农民收入、实现老挝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从事鸦片种植的老挝农民往往在山林中生活，为此可以通过生态移民将他们从山林中迁出，同时让他们参与替代发展项目，从事新的经济作物生产活动。有意思的是，在老挝开展农业发展援助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却不认可这种做法。他们认为不能将生态移民与经济发展进行关联，只能在原有生产生活空间中提升山地民族生计技能。这一固执想法，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对生态移民政策的持续批评，甚至持反感态度有关，另一方面则充分暴露其对老挝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逻辑认知不足。与此形成对比，中国的替代发展项目却实现了与老挝生态移民政策的“捆绑”，不管是政府主导的第一阶段还是民企主导的第二阶段，生态移民始终是项目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两方面予以简要解释。其一，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充分证明生态移民确实是提升农民现代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中国完全能够理解老挝国家生态移民发展思路。其二，这也说明中国在开展项目过程中对老挝国家与社会有着较为丰富的认知和理解，并予以充分尊重，进而深度嵌入。

第二，推动企业参与项目实施，补足老挝国家能力欠缺的短板。中老替代发展项目后期改为企业实施，正是在中国政府在总结前期项目过程后作出的重要选择。老挝政府的国家能力弱于中国政府，而完全由两国政府主导的农业合作项目却要求老挝政府有着较强国家能力，可以在项目实施中直接影响、触及和监督基层村寨组织乃至农户的项目实施。但是，老挝政府由于资金、技术、人才及行政能力的普遍缺乏，导致这种方式无法奏效。因此，在总结前期实施效果的基础上，中国便改变合作策略，直接以政策激励的措施，鼓励企业参与农业合作。企业参与农业合作的优势正是老挝政府所匮乏的，即依托技术、资金、市场等优势，对农户进行充分的规模化动员。由此，“不愿改变的当地人”迅速成为主动寻求改变的当地人。

中老替代发展合作的“顺势而为”理念，正是尊重对象国社会文化，平等分享发展经验，强调文明互鉴的生动呈现，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重要内涵——倡导与对象国相契合的多元现代化发展之路。这种强调差异性的传播理念重塑了21世纪国际发展合作的知识谱系。在中国发展经验的海外传播过程中，通过与当地社会文化的平等双向互动，推动中国经验在异质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的在地化重构，最终形成充分贴合各国实际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型现代化实践样本。简而言之，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层价值在于，打破传统发展的单线叙事，构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图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五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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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老农业合作为个案，呈现出边民、企业和国家在承载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中的实践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的跨境传播过程，也是其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过程。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内涵。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强调“先富带动后富”，强调对发展动力的激发。而在边境一带，发展带动的理念和实践未被国界阻拦，而是继续跨越边界，实现跨国“传导”。老挝边民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寻求与中国经验对话的行动者。跨境参观带来的“文化震撼”、社会文化亲近及空间的临近与相似性所形成的“镜像效应”，激发了老挝民众的现代性想象和进一步的发展实践。亦即，中老边民的持续互动，促使发展动力与理念沿着边境国有农场—中国边民—老挝边民的脉络一步步被激发，最终实现跨越国境线的共同富裕。

发展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的重要内涵。发展共赢既是我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理念，也是我国不同主体在对象国进行合作乃至投资的重要准则。在中老农业合作中，发展共赢的内涵被中国农企很好地承担起来。受中国农业合作理念和政策引导，中国企业倾向于与老挝当地社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构建合作种植、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与此同时，老挝农民在参与种植实践中逐步掌握技术，通过长期互动实现技术内化。中老农业合作的完整产业链又进一步确保了技术传播的可持续性。这种“技术转移—自主复制—市场反哺”的链条，赋予了老挝农业现代化内生动力。

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过程中则主要起到价值引领和示范的作用。正如本文所呈现的，多元现代化是国家作为主体的主要传播价值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而提出的，倡导多元复合的现代化之路，反对单一化的西方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跨境传播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反过程，否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普适性，转而强调对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的理解、适应与嵌合。严格来讲，跨境之后的中国式现代化便逐步转型为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结合的本土的现代化。在中老农业合作的案例中，国家主导的“中老替代发展项目”的实施及其调整过程所呈现的“顺势而为”逻辑，恰是对老挝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尊重与嵌合，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多元复合现代化特征。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边民、农企和国家所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传播机制之间并不是彼此断联的，而是构成彼此联结的闭环关系。边民则以血缘、地缘、情感等为基础，迎合、激发和引导老挝民众的发展共鸣，为老挝农业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情感基础。农业企业则规模性地展开与农户展开广泛农业合作，并构建出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共同体；民众在参与过程中习得现代农业的技术、管理、市场等一整套现代性理念，并进而自我复制，自主种植，又反过来激活整个农业现代化系统。由此，农业企业为老挝农业发展的落地提供重要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国家一方面倡导与当地社会文化相契合的多元复合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身体力行，以“顺势而为”理念进行农业合作项目实践。国家在老挝农业发展过程中提供价值指引和农业合作的政治基础。因此，三个传播主体分别从情感、物质技术、政治三个层面相互配合，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扎实落地与创造性转化。

可见，现代化路径不必是“西方化”的单选题，中国式现代化也同样不是只代表中国，而是可以超越中国，兼具世界意义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跨境传播，恰恰为全球发展合作提供了新范式。其核心在于以平等互鉴取代文明优越论，以尊重本土发展逻辑取代照搬西方方案，以发展共赢取代不平等交换，协力打造共同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在全球南方持续书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叙事。（本文曾在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2025年“文藻青年学术论坛”系列活动以及中国社会学会农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25年“第五届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宣读，并得到何明、余朋翰、旷宗仁、王添、朱军、钟小鑫、覃延佳等诸多师友的指点，谨致谢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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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