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农业起源
(1)云贵高原说
这一观点主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野生稻资源来论证的。例如，日本学者渡部世忠认为，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云南一带，广泛分布有与栽培稻有亲缘关系的野生稻，故主张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地区的“阿萨姆·云南说”。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有15000余种，约占全国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的特点，使其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工酶分析表明，这里的现生栽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于现代普通野生稻，所以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菲律宾学者张德慈则认为:早期稻作农业的传播，“可能系自尼泊尔一阿萨姆一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然而，尽管云南有着丰富的野生稻资源，但由于已知最早的稻谷遗存没有超出公元前3000年，远远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有的考古记录既不支持“云贵起源说”，也不支持所谓的“阿萨姆·云南说”。这些假说，都有待于以后考古发现的验证。(2)华南说
这一观点主要着眼于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资源。早在1949年，著名的农学家丁颖先生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海南即今之华南有关。” 20世纪50年代，他再次著文提出: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 。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也主张华南起源说。他认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包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台湾诸省(自治区)，以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诸国，属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及植物的种类大同小异。因此，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中，亦即人类由单纯仰仗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向生产经济转变期中，这里的文化也呈现出某些一致性，这一地区在农业起源问题上存在着若干共同规律：根据泰国北部仙人洞遗址和我国台湾台北县大坌坑、高雄凤鼻头遗址的发现，这一带从很早时候起，就可能开始了豆类、硬果类、根茎类、果树类等人工栽培植物的种植了。因此，华南地区农业的起源，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南方的野生稻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来看都要超过杭州湾邻近地区。尽管野生稻的存在是栽培稻产生的先决条件，但并非所有有野生稻资源的地方都会发生农业。华南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受更新世冰期影响很小。当人们无须费很大的力气就可得到充裕的食物的时候，发明农业就不是那么迫切的事了。已有的考古证据表明华南的农业出现较晚，或许正好说明这一点。3)长江中下游说
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依据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和文献记载中关于长江流域有野生稻存在的情况来论证的。这一观点最早是因考古发现而提出的，1979年，农史学家闵宗殿先生根据河姆渡等遗址的稻作遗存发现，提出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观点 。80年代初期，严文明先生进一步论述了以长江下游为起源中心的稻作农业波浪式传播过程:由于河姆渡第4层的年代最早，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来看待的。接着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即马家浜文化期所代表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前3700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北阴阳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3800~前2900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2900~前2100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分布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种植。20世纪80年代末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早于河姆渡的稻作遗存后，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也随之被扩展到了包括长江中游在内的广大地区。严文明先生认为，至今中国已发现的栽培稻作遗存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黄淮地区和华南很少，这固然与长江流域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有关系，但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加之所发现稻谷遗存早、数量多，就不能完全用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来解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究其原因，应与长江中下游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长江中下游同华南相比，冬夏的差别显著，即夏季炎热，植物性食物较多，而冬季寒冷干燥，草木凋零，人们很难从大自然直接索取植物性食物，对动物的捕猎也难以保持经常而稳定的收获。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这个矛盾就会日益尖锐起来，选择能食用而又耐储藏的植物加以培育已成为社会的需要。然而，长江中下游野生稻远不如华南那样普遍，因而更增加了用人工方法加以繁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大概就是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产生的较早并且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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