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全国大业之后，旋即解除迁界令和开放海禁，把恢复社会经济作为施政的重点。
广东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重在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在手工业方面，革除私征杂派，许民开采矿业和调整盐务管理。在商业和对外贸易方面，采取恤商裕课的政策，设置粤海关和建立十三行。大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广东农工商业实现了全面恢复。
经过清初战乱的破坏，广东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农村凋敝，直到平定三藩和实行复界之后，采取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赋税等措施，农业生产才逐渐得到恢复。
一、招民复业，奖励垦荒
广东是南明政权抗清的基地之一，顺治三年（1646）、六年（1649）清军两度入粤，反复争夺，兵戈扰攘，哀鸿遍野。广州、南雄、清远、新会等地破坏特甚。康熙元年（1662）、三年（1664）广东沿海28个府州县“迁界”，“尽夷其地，空其人”，蒙受了空前的浩劫（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五·刘秉权传》）。
残破的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平藩战争后，康熙帝重申“与民休息”之旨，招民复业，开垦荒地，减轻赋役，以恢复农业生产。本来在顺治年间已经实行招民垦荒的农业政策，但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收效甚微。康熙帝继承和发展顺治年间的农业政策，并且针对顺治朝原定制度的疏漏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流弊作了某种调整。如：切实保证并适当放宽起科年限；对顺治十四（1657）地方官劝垦考成条例予以补充和修订，重点放在杜绝捏报垦荒之弊。同时规定：凡地主乡绅中垦荒有功者，按其垦地20顷至100顷以上等次，以及本人文化程度，分别叙用（授官）（《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这些措施，广东各府州县根据不同情况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在沿海复界地区，清廷规定：有主荒地给还原主，无主荒地听任承垦，“总俟三年起科”（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广东复界招民告示》）。除了在康熙八年（1669）较早复界的县和地方外，许多复界较迟的县和地方，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着手招民复业，恢复生产。如遂溪县知县宋国用，安抚流亡，“捐给牛种，劝垦迁税二百余顷”（道光《遂溪县志》卷二）。所谓“迁税”系指迁界时的田地。徐闻县知县孙挹，“力除烦苛，劳心抚字……招民开垦，田畴日辟”（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九）。恩平县知县佟世男，抚绥安集，借贷牛种，“流移尽复，田亩尽开”（道光《恩平县志·卷十八·范承勋<重建恩平县儒学记>》；沈志礼：《重修恩平县治记》）。澄海县知县王岱，“招徕垦辟，兴修水利”（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八·王岱传》）。阳江县知县范士瑾，鉴于复界后因田地荒熟混淆，“中有有田无税，且有有税无田”，民苦虚粮垦复无几，乃实行清丈田亩，以清赋税（道光《阳江县志》卷八）。新安县四境荒芜，赋税混淆，始行复界时，知县李可成“悉心招徕，给以牛种，督耕劝课”（嘉庆《新安县志·卷十四·李可成传》）；再行复界时，知县丁棠发“清丁粮，均徭役，有不便于民者悉除之”（嘉庆《新安县志·卷十四·丁棠发传》）。开平、新会两县的交界处有大片荒地（其地在雍正十年鹤山县建立后，属鹤山县境），新会营千总赖易胜招徕惠、潮人民黄、罗、邱、蔡等姓，移民前来开垦，建立了坪山村。随后，又有赖、谢、钟等姓也挈眷前来，建立了五凸型村等。诸姓先后兴建17村，垦荒耕种，落籍于当地（道光《鹤山县志·卷十一·罗绍纶十七村纪略》）。
在非属迁界地区，自平定三藩之乱后，各府州县地方官注重招民垦辟。乐昌县知县程黻尽心安抚，“哀鸿甫定，一一绥辑”（同治《乐昌县志》卷十二）。保昌县知县陈旭清丈田地，造鱼麟册，虚粮为之一清，于是“逃亡者来归，荒芜者垦艺”（乾隆《南雄府志》卷四）。从化县知县郭遇熙招徕流亡，“多方劝耕”，田土日辟（雍正《从化县新志·田赋志引》）。程乡县（今梅县）知县王吉人招徕安抚人民并革除积弊，“四民闻风归附，复业者六千余家”（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九·王吉人传》）。大埔县徭役繁重，“民不堪命，逃亡者几十室而七”。知县查廷藻革除积弊，逃亡者逐渐复业（同治《大埔县志·卷十五·查廷藻传》）。花县知县王永名“设防御盗，遗孑赖安；招集流亡，复归本土；穷黎则给散牛种；……招流亡而安戢，募集以垦荒”（康熙《花县志·卷三·施允中<详请前任王永名举人黄士龙崇祀名宦乡贤祠文稿>》）。高明县知县于学“履亩清丈，查出荒税二百四十余顷”，又“设法劝垦”。肇庆知府王效宗“给发牛种助耕”（光绪《高明县志》卷十五）。德庆州知州王基巩“均粮减役，招集流亡”（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九·王基巩传》）。西宁县知县冉德“拊循经划，备极勤劳，民赖复业”（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六十·冉德传》）。昌化县知县陶元淳“招流亡，劝开垦，予以牛谷”，“民复业者千余家”（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六十·陶元淳传》）。
经过实行复业垦荒，广东农村经济自康熙中期开始逐渐复苏。恢复较快的广州，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已是“城内烟火渐稠，郊外桑麻日茂”（乾隆《广州府志·卷五十七·郭尔戺<新建南海县治记>》）。
二、减轻赋税
“蠲免赋税”是清朝恢复农业生产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康熙帝亲政后，随着清廷的财政收入全面改善，户部库藏增加（如康熙二十五年即1686年户部库存银2600余万两）（《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载《历史档案》1984年4期），下诏蠲免赋税次数更多、数量更大。蠲免项目包括田赋、丁银和积欠的赋税。康熙朝除灾年灾区照例赋税全免不计外，全省有3次普免，8次积欠蠲免（雍正《广东通志》卷七）。其积欠蠲免数目较大的则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蠲免琼州府属澄迈、临高2县积欠地丁银71900两零；蠲免高州府属吴川县积欠地丁银42470两零，米41358石零（雍正《广东通志·卷七·编年》）。这两项积欠“皆系丁逃地荒”无法完纳的赋税。长年“仍行征比”变成了额外苛征，使官民交困。康熙帝亲自过问此事，下诏予以蠲免，“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卷一百四十七）。因此，佃户的负担有所减轻，多少改善了生活和生产条件，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
三、兴修水利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清廷大力支持民间兴修农田水利，采取委官修筑，或官府督修，或民间自修等各种形式，修复了溃决和堙塞的堤围陂塘，也新建了一批农田水利设施。
在珠江三角洲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修复者诸如三水县的长冈堤，明末崩溃，康熙二年（1663）典史曹国瑞“奉檄筑复”；四会县的大兴围，康熙二十一年（1682）洪水冲决数百丈，知县陈欲达“详请总督吴捐筑”；二十七年（1688）该县黄塘围、仓丰围、姚沙围俱被洪水冲决，陈欲达详请拨给经费修复；高明县的大沙堤、停步堤、东坑堤，康熙二十六年（1687）均被西、北江洪水冲决，知县于学详请“发帑”修复；康熙四十六年（1707），高明县范州都兴建灵龟陂，“溉田二十余顷”；新安县的南头河，“前久淤塞”，康熙四十一年（1702）知县金启贞“疏浚九百余丈”；开平县的石涵水围基，康熙五十年（1711）洪水冲陷，淹没田亩数百顷，知县陈还“捐筑”修复；归善县（今惠阳县）的北、南二堤溃决，康熙二十六年（1687）知府吕应奎“捐修”（以上各县兴修水利情况见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一十七·山川略·水利》）。康熙年间，因水患加剧，顺德、南海、香山等县，修筑一批新堤，拒水护田。顺德县修筑龙乐围、三乐围、南荫围、长乐围、大成围、西海围；南海县修筑金钗围、南华围、永福围；香山县修筑长丰围。以上共筑新堤10条，长度达1万丈以上（《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第46页）。
在韩江中下游地区，经常发生旱涝灾害。潮州三利溪，自顺治间，溪流淤塞，康熙十二年（1673）官府疏浚，“砌石为涵，一如旧制”（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恢复到明代的规模和水平。海阳县北门堤，康熙四十年（1701）、五十七年（1718）、五十九年（1720）屡遭江洪冲溃，两广总督皆委命潮州府官员加以修复，令海阳、揭阳二县的七都乡民投入修筑工程；此外，还修复了被冲决的横沙堤、南门堤、东厢堤和南门涵等。澄海县的董涵，建于明代，康熙二十一年（1682）增修，以石甃涵外口。程乡县（今梅县）的蒿窟湖，“溉田百五十亩”，乡民占垦成田，康熙四十二年（1703）知县郭廷祚勘复（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九·山川略·水利》）。潮州地区还新建一批水利设施。诸如：澄海县，于康熙十年（1671）建东墩庙前涵，二十五年（1686）建蔡厝涵、吕厝涵，五十二年（1713）建大牙富砂堤、大牙东门桥涵、浮洲涵，五十五（1716）建庆丰关（闸）（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六）。程乡县，康熙中知县王仕云建筑大水坝陂，灌田300余亩；康熙三十年（1691）乡民熊思联创筑熊公塘，“溉田租五十余石”。南澳厅（今南澳县），康熙六十年（1721）守备吕瑞麟建筑玉带堤，长80余丈，护卫沿海一带田庐；同时，近海居民创筑东门城外堤（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九）。
粤北丘陵山区的农田水利设施以陂塘为主。乐昌县的官陂，筑于明初，“灌田百余顷”，顺治年间乡民增筑成为石陂，后圮。康熙四年（1665），知县李成栋“修治完固”（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南雄府保昌县的凌陂，筑于北宋初，历南宋至明成化间反复重修，后堙塞；康熙三十年（1691），南雄知府党居易修复，还“捐置……田租二百九十石为修陂之费”，备以后重修开支（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九）。
雷州半岛濒临南海，地多台风。南宋时，海康、遂溪二县已修筑海堤，抵御台风海潮。康熙三十五年（1696），福建巡抚雷州人陈瑸，以雷州海堤“岁久崩陷，奏请修筑”。经康熙帝批准，朝廷拨款5324两购料兴工，“大加补筑”（嘉庆《海康县志》卷一）。五十六年（1717），陈瑸再次奏请加固修筑雷州海堤，并捐养廉银5000两购买木料砖石助修。于是“易土堤以木石，堤乃巩固”（道光《遂溪县志》卷二）。这项修筑工程于次年四月竣工，海康、遂溪二县“万顷洋田”由此受到保护（《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八）。
海南地区发展农田水利事业以万州（今万宁县）称首。创筑于元初的洪口溪，“设陂十三所，开沟十八条”；明末陂沟填塞，乡民吴时行重修；康熙三十八年（1699），水利使吴孔惠复捐赀重修。同年，水利使吴惠又增修该州的第二陂学前沟，疏通溪水至东关洋吴村仔，“溉田千亩”（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八）。万州新建还有：那合陂，康熙六年（1667）乡民冯天清建，“溉田千余亩”。禄益溪陂，明代建成一半，康熙三十年（1691）生员萧之淇建成另一半，凿石开沟，导石络河水入溪，共设陂8处，沟5条。大埂陂，康熙五十年（1711）乡民吴应宗建，“溉八百亩”。康熙五十二年（1713），乡民王玠捐赀建筑深波溪陂，“溉田三百余亩”（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康熙年间，广东农田水利兴修以修复为主，新建次之，且多属小型工程。因为受当时的财力物力所限，不论官民都不可能兴办大型的水利工程。尽管如此，各地修复和新建的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蒋祖缘主编，李庆新副主编。撰稿人：蒋祖缘、李庆新、冼剑民、李绪柏、陈启汉、黄国信、关永章、许宁英、陈忠烈、倪根金、陈摩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