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今黄骅沿海地区渔业调查的第一个高潮，与当时政治上的变革有密切关系，之前两文都有所叙述。
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设立农矿部，内设农务司，统管全国渔业调查、水产统计、渔政建设，渔业调查开始具有稳定行政经费、统一调查标准，渔业调查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
1928年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省政府初期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工商等六厅。今黄骅市域仍分属沧县、盐山二县，一直到1936年新海设治局的设立，此时段内渔业调查资料极为丰富，调查者的来源也更为多样：1928年，河北省政府建设厅编《调查报告(第3编农矿)》中第十章《沧县》和第十一章《盐山县》均有涉及渔业的部分，盐山县赵毛陶孙蕊榜作《盐山县沿海水产调查略记》刊载于《河北省国货陈列馆月刊》1929年第4期，时任盐山县长周辉远1930年作《庚午年八月十九日巡视第五区暨海堡日记》载于《治邑函牍杂录》卷四，1936年出版的水产专家张元第所著《河北省渔业志》亦涉及到沧县、盐山县的渔业，以及《大公报》《益世报》《晨报》等报纸的刊载。
1927年沧县沿海地图
1927年盐山县沿海地图
沧县、盐山地处渤海西岸，地多斥卤，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种植，《庸报》1930年1月2日9版《津南各县之生产》中称盐山县“城东迄至海滨一带，每属春季，遍地浮白，如降大雪，其土中含盐之多，可以想见，谓之盐山，洵名副其实。”民国《沧县志》（1933）卷一《方舆志·疆域·土壤》也记载“沧县滨海又为长芦屯盐之区，地多碱卤，故也。”土壤颜色多为黑色，“惟生蓬蒿”。于是沿海居民“靠海吃海”，自古以鱼盐为业。但是民国成立后，黄骅沿海的盐业生产迅速衰落，民国六年（1917），海丰、严镇二场被裁废，私盐制造也受到严格限制和打击，濒海而生的沿海民众只能以渔为业，以海为田，渔业成为当地民生支柱。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两地渔业在捕捞品类、产销模式、渔具船具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却也受交通、税捐、海防匪患等多重因素制约，调查资料勾勒出近代华北沿海渔业真实的发展样貌。
沧县、盐山的渔业产区主要集中在东北沿海地带。沧县核心渔区首推歧口，其次为张巨河（分前、后张巨河，属盐、沧两县）、马棚口、高尘头等处。盐山渔业则集中在沿海十八堡，北起张巨河，南到狼坨子，其中心地为狼坨子、赵家沟、徐家沟、直沟子等。两地海域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据《河北渔业志》：“沧县近海海深一二寻至四五寻，海底为沙泥质，潮流平缓”，“盐山县海深一二寻至五六寻，海底系沙泥质，潮流平缓，有风则急”，为海洋生物繁衍和海上捕捞创造了天然条件。
受海洋节律影响，两地渔业有着清晰的捕捞周期。阴历三至五月是全年渔获最繁盛的时节，也是沿海百姓赖以谋生的关键阶段。沧县三四五月为主要捕鱼期，歧口一带鲙鱼产量最高，黄花鱼、虾蟹等次之，梭鱼又次之。马棚口、高尘头、张巨河等处，多产针鱼，鱼虾不少。盐山水产分季产出特征更为明显：阴历三月产对虾、大虾、小虾、蟹、黄花鱼等，鲙鱼在阴历四月，梭鱼分春秋两季。除主流鱼虾蟹类外，两地还出产海蜇、蚶子、蛏子等诸多海产，品类十分丰富。
多样的捕捞场景与传统渔具船具，构成了近代沧盐渔业的生产图景。捕捞方式因海域深浅各有不同，沧县歧口海域较浅，渔民多驾船远赴数十里深海作业；马棚口、高尘头、张巨河等浅海区域，民众常用苇箔、张网捕鱼。盐山十八堡渔民出海最远可达离岸六七十里，针对不同水产使用专属网具：挂网专捕黄花鱼，拉网、地网捕捞各类杂鱼，滩涂潮间地带则多用小张网作业。两地渔船形制相近，主要分为五类：一曰燕飞船，船之四周，斜立木版，以免水浸船内；二曰闷顶船，船上无棚，仅铺横板；三曰马槽船，中央凹下，形如马槽；四曰傍摇船，无桅无蓬；五曰席栅船，用席作棚，以避风。五类船均为可载四五人的小型船只，适配近海作业；配套渔具除各式渔网外，还有用于捕蟹的铁钩、辅助下海的蹻杆等，部分工具使用风险极高，足见渔民劳作的艰辛。
黄花鱼网图（张元第著：《河北省渔业志》，下同）
拉网图
地网图
张网图
闷椗（顶）船
受限于落后的交通条件，当地渔货形成“鲜运为辅、加工为主”的产销格局。沧盐沿海道路崎岖、雨季行路艰难，新鲜海鱼长途运输损耗极大，因此鱼虾捕捞上岸后，大多就地加工制成干货与调味制品。《调查报告(第3编农矿)》第十一章《盐山县》“每届咸鱼制造之期，男女老幼，昼夜忙碌，如农夫之于秋收”，《益世报（天津）》1936年6月14日9版《勒索船捐》中就记载祁口“鱼盐甚伙，尤以每当春夏之间，为鱼户需盐最多之候，赶运情形亦较他时为忙。”干咸鱼、干虾仁、蟹黄、蟹肉、虾酱、虾油是当地主流加工品，其中雪雪米所制虾酱、虾油不仅行销周边，还远销北平、天津、烟台、奉天等地。沧县的海产交易地点主要在歧口，盐山县则主要在赵家铺、徐家铺、直沟子三处，《盐山县沿海水产调查略记》称三处“有沟渠通海，为渔船停泊之所，各铺渔获鱼虾，率皆聚此贸易”。
每到渔汛时节，津沽商人纷纷赶赴渔港收购，集市商贸一派繁盛。少量鲜货则走水陆联运路线：从渔港装船沿近海运至大沽，再转火车运往天津、北平等地，或沿白河顺流而抵天津，也有部分渔货依靠牲畜驮运至军粮城中转，改装火车以达平津。本地渔货除供应县域外，还销往南皮、庆云以及山东无棣等邻县。
沿海水产制品包装用具
贩鲜船抵天津鱼行码头卸鱼时之情形
本地集市或县域内集市、固定鱼店的直接销售也极为活跃。民国《沧县志》卷三《方舆志·建置·集会表》记载歧口逢一、六日赶集，交易物品除粮食、柴草外，“惟鱼类为特产，交易甚盛”。民国《盐山新志》卷四《法制略·建置·乡镇》中的集市表列举了当时盐山县境内集市所在地、日期以及交易物品，羊尔庄镇、常郭镇、韩村镇、旧城、才元镇、岭庄均有鱼类销售。《华北日报（北平）》1933年12月23日第5期《土棍劣绅私收渔税》，当时第六区土棍王三庆、张宝贵等勾结劣绅在韩村镇集市私收渔税，征收的群体就是鱼市的鱼摊，同时记载盐山县沿海集镇均有私收渔税情事。《黄骅文史资料（第五辑）》刊载有两篇贾毓忠讲述、寇迎春整理的文章，其一为《我记忆中的韩村大集》，1937年前韩村大集专门有海鲜市场“设在大街北赵家大门西门外的海鲜市场，具有大韩村集的特色。一是当地沿海渔村渔民生产的海产品都到这里来销售，棘头鱼、马口鱼、虾米、梭子蟹、大对虾、梭鱼都是渤海湾的特产，肉鲜味美，是招待亲友的佳品。渔民腌制的虾酱，也有特殊味道，是广大农民佐餐的美味，以振业渔店最大。二是大韩村周围洼地多，每年夏季洼地积水，这样就生出了许多草鱼，如鲤鱼、鲫鱼、泥鳅、河蟹、小虾、小麦穗等淡水鱼。农民抽闲便撒网捕鱼，除自用部分外，其余的拿到集市上出售，因为价格比海产品低，所以，成了海鲜市上销售最多最快的水产品。”另一篇为《新中国成立前大韩村工商业状况》记载：“坑西刘振声的天华居，兼住店客，专住卖虾酱的小车”。1928年《沧县经济情形（六）》中称县城东门内有鱼店一家“售卖各种海货，除歧口运来者，有盐山及埕子口（属山东无棣县，距沧州二百余里）运来者”。
与大宗贩运不同，个体小贩是县域内或跨县贩卖的主力军。据《大公报(天津)》1930年6月27日5版《盐山悍匪受巨创》记载，献县人于长太“赴海贩鱼，行至沧属尘子头被绑”，盐山人李保章“亦因贩鱼路过沧属海洼房子被绑”。二人均为跨县或邻县往来的个体鱼贩，以短途小额贩运为业，活动于沿海滩涂、渔村小路之间，并非规模渔商或专业船队。
本地有极少数人靠渔业发家，沧县著名渔户有刘恩波、刘椿、张书严等，盐山县著名者有刘恩士、刘恩福等，也有人依托滨海渔业资源迁徙谋生，最后落籍他乡者，末科状元刘春霖所作的《天津朱君墓志铭》称朱宝山“先世居盐山，以渔业传家。君随父缘海滨之利，徙居天津之道沟子村，遂为天津县人。娶大沽鲍氏，因又家于大沽，操旧业如故。”
河北省沿海各县渔业统计表
《河北农矿公报》1930年第8期
20世纪30年代，随着沿海渔业与商贸活动日趋频繁，区域信息传递与行业组织建设亦同步推进，长途电话的架设与渔业同业组织的成立，成为这一时期黄骅沿海社会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益世报（天津）》1930年3月22日第2版记载歧口、沧县、塘沽间安设长途电话之事，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关于黄骅地区安装长途电话的记载。《京报》1930年5月14日第6版《河北长途电话昨日起实行通话》则明确了祁口安装的长途电话最早实行通话的时间，即1930年5月13日。长途电话的安装也更便利了歧口、沧县、塘沽渔业信息的咨询和交流。据《大公报（天津）》1934年5月4日10版《沧县渔会在津设通讯处》，为组织和管理渔业生产者，1934年4月25日，省籍渔民在沧县歧口组织渔会，推举王玉璋、张世恩、刘汉章等为常务理事。天津是沧县渔业行销的大宗，渔会于5月4日专门在天津市南关大街林荫里设立驻津通讯处，便利了水产咨询和销售。
沧县渔会在津设通讯处
渔业繁荣的背后，沉重的税捐与频发的匪患，成为压在渔户身上的两副重担。税收名目繁杂，沧县、盐山、庆云三县划为河北鱼税第五区，鱼税按交易额百分之六向鱼贩征收；渔户极为困苦，“经济稍裕者尚能一家养一小船，贫者即二三户或四五户共养一船”，渔船还要缴纳分等级的竖捐（渔船捐征收局量船之竖数，分大小等级，曰竖捐，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收十八元，乙收十四元，丙收十元，丁收六元）“横捐”（河务局船捐，量船之横数分大小等级，曰横捐。每年按三季半收捐，共分甲乙丙丁四等：每季甲收六元九角，乙收五元九角，丙收三元九角，丁收二元九角），商渔联合会亦征收渔产税，俗名“官秤行”，一艘普通小船全年各项负担可达三四十元，大船税负更是翻倍。此外还有制虾酱所需缴纳的盐费。部分包商还存在预收渔税、强制征税的乱象，《庚午年八月十九日巡视第五区暨海堡日记》称1930年春“刘老人庄张子香包收渔税只包半年，已将全年渔税收去；狼坨子、冯家堡等村交税未给收条，徐家沟子不纳，渠邀警察来强迫致纳，已掣有收条”。渔户不堪其苦，拖欠税费成为常态。
海防废弛、海盗猖獗更是致命威胁。民国初年，当地曾设立商渔联合会，依靠巡洋舰与水上警察守护海面，渔业秩序安稳。但军阀混战之后，联合会枪械船只被没收，海防经费短缺，巡船停驶，海盗趁机作乱。《大公报(天津)》1920年7月17日10版《盐山匪警》：“盐山县滨海一带，夙为盗匪出没之区。日前该县属冯家堡一带，有土匪五六十人，沿村抢掠财物牲畜。”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沿海数百名海贼驾船携枪炮侵扰沧盐海域，多次掳走渔民、劫掠渔船，多名被掳人员长期失联，《庚午年八月十九日巡视第五区暨海堡日记》记载：“本年五六月间，由山东武定府境沿海来海贼数百人，架风船二十余只，有快枪大炮机关枪，闻其匪首绰号八千岁，实名徐三，至村东海中停泊。六月初一日，将时宝曾工人刘宿由渔船上掳去。初三日，将时成武之大风船及其工人一名掳去，并掳去狼坨子村杜金珂、王保山、姬凤岗等数人。本村时连起五月二十四日在山东大口河架船避风，也被那帮海贼掳去。”渔户无奈自筹资金组建保卫团、添置巡船，却屡遭变故，损失惨重。陆地团丁可防范陆匪，却无力抵御海上盗寇，渔户出海谋生终日惶恐，不少人家几户合力共养一船，勉力维持生计。
《庚午年八月十九日巡视第五区暨海堡日记》（第2页）
此外，海岸地貌变迁、基层治理薄弱等问题也持续困扰着沿海渔村。沿海地势低洼，易受水灾和潮灾，影响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益世报（天津）》1920年12月28日第10版《沧县属村庄又被潮灾》，沧县县知事勘得“祁口等庄逼近海滨，所种麦苗，多受海水浸没，房屋亦有倒塌之处，即洼内之牲畜草堆，亦被冲去”。海水逐年西侵，村落地基不断塌陷，不少渔堡被迫多次向西迁移，据《天津通志·水利志》，1938年，渤海湾西岸有大部地区为海潮浸入20-30公里，歧口以南海蚀严重，海铺房屋多半倒塌，大部地区被潮水淹没一月之久，陈家堡被卷入海。1939年大海啸，杨家堡等海堡被彻底吞噬，土坯房冲塌、粮田被咸水浸泡成废地，全村流离失所。沿海村落分散，沟渠纵横，陆路交通阻隔，十八堡联防自卫难以开展。同时乡村经费匮乏，村政、学校建设推进缓慢，民生发展举步维艰。
从清末民国的鲍汝璠、陆文郁，到1928—1937年间，各类调查主体相继开展沿海渔业调研，既有河北省政府建设厅这类省级官方机构、盐山县长等县级公职人员，也有张元第这样的水产专业学者、多家主流新闻报刊，加之孙蕊榜等本地民间人士参与其中。百年光阴，倏尔远去，当年调查记中的渔家、渔舟、渔业都已成尘封旧事；而今海港林立、养殖兴旺，渔盐产业焕然新生。流传至今的调查文稿，如同跨越百年的时空纽带，连接起渤海沿岸昨日烟火与今朝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