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城是“半”山区，山地、丘陵共约101.4万亩，占全部区域的53.3%。而且地势明显高于四周各县。除北部肥子河（现名康王河）和南部擦边而过的大汶河之外，几乎没有外来客水。又加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干旱少雨，地面积水少之又少，包括康王河、大汶河在内，所有河流都成了季节河。五十年代修建的水库塘坝，大部分常年库底朝天。水面少，就无法保证鱼类生长，也不可能有水生植物，因此，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什么水产养殖事业。
改革开放犹如一股无比强劲的东风，送来了温，送来了暖，送来了充沛的雨水。1980年之后，由于植树造林的成果越来越大，环境条件迅速改变，雨水也逐渐多了起来，多年的季节河变成了长流水，常年干涸的水库塘坝存满了水，矿区井下的掘进回采突飞猛进，塌陷地相继出现，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水面。到1992年之前，县内已有水域面积2.4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5%，其中可养鱼面积1.9万亩，占水域总面积的76%。1987年产鱼49.5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164倍。
现在，又三十年过去了，相信境内水域面积和水产品产量一定会有成倍翻番的增长。可惜作者已常年蜗居斗室之内，见不到有关通报。欲知近些年数字，只有靠读者亲自查阅了。
鱼类杂谈：
在我小时候，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似乎很少吃鱼，更很难吃到鲜鱼。个中原因，恐怕一是因为穷，吃不起。二是养鱼的少，甚至没有。养鱼的少，集上卖鲜鱼的自然少。偶尔有卖小鲜鱼的，只有两三指长，叫“小餐子儿”，说是从汶河或东平湖里捞上来的，路途虽不遥远，但运输极为不便，所以平时也很难见到。
那时候走亲串友倒是大兴拿鱼，是一种腌过晒干的咸鱼，叫“白鳞鱼”，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客人一般都是拿两条鱼，主家要给客人押回一条，当顿饭只吃半条，留下半条供以后待客。待客上桌的鱼一般是鱼肉小，面糊多，鱼鳍、鱼头都要挂上面糊，放在锅里炸（省油的人家就在锅里煎），同样端上餐桌。
老百姓当中有句俗话，叫作“有水就有鱼。”还有一句是“旱出蚂蚱涝出鱼。”这两句话看似没有科学道理，不符合逻辑思维，但事实情况确实见过多次。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我就亲眼看到一只小蛤蟆随着雨水落到地面，待了一会儿，一瘸一拐地蹦跶着跑了。当时我曾想，如果落下条鱼来该多好……
1956年春天，我在肥城一中读初中二年级，学校组织到牛山上植树，山上有一条小水沟，稀稀拉拉地向下流水。在一个簸箕大的水湾处，竟看到纷纷压压的黑色虾米。有懂事的同学就说，这些虾米很可能是从天上落下来之后又繁殖的。
也是在那年春天，我们王晋村在东北角的山水沟上游闸了一条土坝，建起了仪阳地盘上第一座（估计在全县也是较早的）小型塘坝，当年就存满了水，第二年便见有小“鱼秧秧子”游动，后来还有半拃长的大虾，趴在北岸的石头上“晒太阳”。1973年夏季某一天，雷雨下了大半夜，我记挂着那座小塘坝的安危，天刚放亮就跑了过去，塘坝安然无恙，一旁的溢洪道正在呼呼流水。却见坝体南坡的草丛中，数不清的泥鳅在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此时一位邻居也走到了那里，他扛着一张铁锨，撅着一只水桶，见此情景，抽下铁锨来就猛拍猛砸，一会儿工夫，拾了满满一桶，足有三十斤重。他让我拿了一些，回到家用开水烫过，加盐腌过，用油炸好后，看着靓丽诱人，但吃到嘴里，既无香味，土腥味却很重，只有小孩子们愿意吃。
后来读书看报，经常见一些风雨天下鱼、落虾的报道，方才相信确有自然生鱼的现象。
1959年冬——1960年春，县委抽调北部五个公社六千多名劳力，奋战半年，在现在石坞水库上游约1.5公里的地方，修起来一座当时全县最大的水库，当年存了半库水。在一场暴雨中，上游（泰安的）龙门水库的鱼虾趁着泄洪的机会冲了下来，在这里迅速繁衍生息，一年多工夫，有些已长到一斤多重。到1962年7月14日，因淹地纠纷而被迫炸毁的时候，在河道下游拐弯处，可以毫不费力地捞到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