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欣农业董勇:读书的两种答案——走出去不受穷,还是回来不让家乡受穷

以前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从小听到的答案就一个：走出去，别再受这份苦。这个逻辑太硬了，硬到没有人会去质疑它——供一个大学生，往往要透支一户农村家庭多年的积蓄。而回报的唯一方式，就是孩子能在城市扎下根。

但极少数人，在走完这条路之后，选择了折返。

2021年春天，董勇辞掉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离开北京，回了山西临汾。他在北京打拼了十五年——黑龙江省电视台、央视的八年新闻媒体工作，又在国企干了八年。他走完了农村孩子"出人头地"的全过程。然后他回来了。

2025年6月18日，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临汾优选旗舰店开业。他站在台上，话筒在手里攥着，郑重地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今天我回来了。"他说得很平。可了解他这几年干了什么的人知道，那句"回家"背后是一串很硬的数：从一个人背两个书包走进农业局，到带起五十多人的团队、连着三千多户农户；从襄汾县一间只有一台电脑的办公室，到宸欣公司年销六千万，链接八百多款农特产品，对接进多个国家部委、十几所高校、二十多家三甲医院。中秋旺季，公司单季销售额过了一千零三十六万；2026年春节档，又做到五百多万，雄安的订单也超过了百万。

但数字不动人。真正动人的，是一个在田埂边长大的孩子，后来坐在北京的写字楼里上班，电脑屏幕上常常停着家乡汾河那一段卫星地图。是他为给老家的东西找销路，一个人开着车在黄土沟壑里跑，副驾驶上一瓶水、一包饼干，跑了一天回去腿上全是土。是他站在台上那句"我是一个从襄汾走出来的农村娃"——那不是开场白，是大半段人生压缩成的一句话。

你要问他为什么回来，他不跟你讲大道理。他的答案很短：有一天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心里很触动，看完没多久，就把工作辞了。

那条所有人都往外走的路

襄汾在临汾市中段，汾河穿城而过。这地方底子厚——县城东北的陶寺村底下，埋着被叫作"最早的中国"的陶寺遗址，传说里帝尧的都城就在这一带；更早的丁村，发现过十万年前"丁村人"活动的痕迹。可1989年董勇出生的时候，这些跟一个普通农家没什么关系。

那个年代北方农村孩子的人生路，大致是写好的：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在城里找份安稳活儿，然后尽量在城里扎下根。这是一个家庭供他读书的全部指望，也几乎是农村孩子改命的唯一一条道。没有谁会教一个农村孩子说"出息了要记得回来"。对面朝黄土的父母来说，供一个娃读书，就是要让他往后别再过自己这种日子。每到开学，父母把东拼西凑的学费塞进孩子手里，话不多，可眼神里的意思谁都懂——好好念，别再回这地里刨食。这是中国农村最沉的一笔账。供出一个大学生，常常要透支一个家好几年的积蓄；而这笔账唯一像样的回报，就是孩子能在城里站住，不再被土地拴着。要是哪个年轻人说"我读书是为了回来改变家乡"，村里人多半会当他傻，父母会以为他脑子出了毛病。不是大家没情怀，是穷怕了。那种从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苦，一代人吃够了就够了，没人愿意让下一代再吃一遍。

董勇就是顺着这条被无数人踩出来的路往外走的。他念书用功，成绩不差，考上了大学。从村里走出去的那一刻，他大概和所有农村孩子一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出去了。他没想过什么时候回来，甚至压根没把"回来"当成一个选项。

大学毕业，他先去了黑龙江省电视台。那是他头一回真正离开山西，一个人扎到东北。冰天雪地，举目无亲，东北的冬天冷到什么份上？冬天的室外手从手套里抽出来十几秒就冻得不听使唤。可他熬过来了，而且干得不赖，后来凭本事进了中央电视台。对一个襄汾农村出来的孩子，这已经是"走出去"能够到的天花板——不光出了村，还进了中国最有分量的新闻机构之一。父母大概可以抬起头来了。村里人提起"老董家那小子在北京"，语气里那点羡慕，就是这些年父母在学费和生活费上所有付出换回来的回报。

故事讲到这儿，本该是一个标准的好结局。每年有几百万农村孩子靠高考走出家门，大多数人的终点就是留在城里。他们的父母花掉大半辈子的力气和积蓄，等的就是这一天。这个结局没有任何问题。

可结局之外，还藏着另一种可能，很少有人选。

镜头对面，全是老家的影子

媒体工作八年，最偏的山区进去过，最高端的写字楼也进去过；参加过报道脱贫攻坚的成果，也记录过乡村振兴的起步。如果说农村出身给了他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他能读懂镜头对面那些人的处境。不是用同情的眼光，是用"我老家也这样"的眼光。一个农民为几亩地的收成发愁是什么滋味，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对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这些不用谁教，他从小就懂。镜头里的人和事，常常自动换算成老家的画面：那个为几亩苹果犯愁的大姐，像他家隔壁；那个守着梨树等收购商的老人，像他村里的长辈。

那时候他也就是想一想，然后把素材拷进硬盘，接着过他的北漂日子。

转到国企的八年，他撞进了另一个世界。他学会了企业怎么运转，认识了大量渠道，也攒下了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这八年把一个会发现问题、会表达问题的记者，磨成了一个懂经营、懂管理、懂市场的人。两套本事叠在一起，放在北京，其实也不过是众多能干人里的一个。可如果把它们挪到临汾呢？这个问题一旦冒出来，就不太容易按下去。

让他真正坐不住的，其实是这些年反复撞见的一件事。

他在北京逛过不少大超市，生鲜区的苹果来自山东、陕西、新疆，很少看到临汾的。他问过身边的同事朋友，没几个人说得清临汾产什么水果。隰县的玉露香梨，在业内是有名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指定供应水果，拿过全国梨王擂台赛的"中国梨王"。可一出山西，知道的人寥寥。吉县的苹果、霍州的年馍，都一样：东西是真好，可就是出不了山。不是品质不行，是中间隔着太多坎——没品牌，没渠道，没冷链，没有稳定的收购商。乡亲们不是不卖力，春天施肥、夏天除草、秋天采摘，一年到头在地里弯着腰，可到手的收入薄得让人心里发紧。收购商来一趟，价格压到成本线上下，你不卖？那就烂在地里。

有一年他看到一户人家院子里堆着小山一样的苹果。他问怎么不卖，男主人苦笑，说贩子给的价连采摘的人工费都不够。那堆苹果，后来大半烂掉了。好东西，就这么烂在了自家院里。董勇站在那堆苹果跟前，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这种"优质不优价"的死结，他在央视干的时候见过不少，也有播出来的，但然后呢？问题还杵在那儿。报道能引来关注，却解不开销路的结。媒体只是旁观，把问题客观地记下来，发出去，等别人来接。可问题是——谁来当那个"别人"？

广告牌前的那几秒钟

在北京那些年，董勇有个习惯——隔几天就打开手机地图，把家乡那一片放大了看。

白天他在单位上班，同事来自天南海北，大家在北京一样租房、一样挤地铁、一样点外卖。可到了晚上，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他会把地图拖到山西那一块，一点一点放大。汾河像一条细线从临汾穿过去，襄汾县城的轮廓他闭着眼都能描出来。那条路通向他老家，那片地他小时候经常路过，那座山他爬过。放大，缩小，再放大，手指在屏幕上划过那些熟悉的地名，好像这样就能离那片土地近一点。

他心里一直压着一个问题：家乡那些好的东西——隰县的玉露香梨，咬一口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吉县的苹果，红得透亮、糖心明显；霍州的年馍，手工蒸出来扎实有嚼劲——为什么在北京很难找到？

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瞬间。

那天他在街头，撞见一块家乡的文旅广告牌，上面印着一行字：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

他在那块牌子前站了很久。

周围人来人往，没人会留意一个人对着广告牌发呆。可对他来说，那几分钟把什么东西拨动了。"回家"两个字，像一把钥匙，捅开了他心里一直锁着的那扇门。十几年里他从没认真想过"回家"这件事。回去能干什么呢？好不容易走出来，再回去，别人怎么看你？父母供你读这么多年书又算什么？这些问号像一堵墙，一直立在他面前。可那一瞬间，墙上裂开了一道缝。

他想通了一件事：回家不一定是退路，回家也可以是答案。

他想起当年背着书包走出家乡的自己，想起父母在田埂上送他上学的样子。他不是不喜欢北京，更不是干不下去了才要走。恰恰相反，他在北京干得不错，攒下了一身本事——从媒体练出来的表达能力和品牌感觉，在国企学到的管理和运营，这么多年攒下的人脉和渠道。这些东西放在北京，他是众多能干人里的一个；可要是带回临汾，它就是稀缺的。

他辞职了。

没跟太多人商量。他清楚跟家里商量大概率商量不通，跟朋友说，多半也是嘴上一句"挺好"，心里一句"是不是疯了"。他选择先把辞呈递了，把北京的事处理干净，然后回了临汾。

那年春天，襄汾的麦子正在返青。从北京到临汾，高铁四五个小时。这条路他以前一年走不了几趟，每次都是匆匆回去待几天就赶回来。可这一回不一样，车票是单程的。窗外从高楼大厦慢慢变成黄土丘陵，地貌越来越熟，口音越来越亲。他自己心里很平静——不是一时冲动的那种平静，是"想了很久，终于做了"的那种。

两个书包

创业这事，听着宏大，做起来全是琐碎。

董勇注册了公司，取名"宸欣"。名字他想了很久，取的是一份生长、向好的意头。没有开业典礼，没有花篮，没有道贺，几张桌子、一台电脑，他带着几个本地年轻人坐进去就开干。那几个伙伴，有的原本在外面打工，听说他回来做农业，辞了工跟过来。工资不高，认的是他这个人。

起步的难，外人很难想象。农产品创业不像做个APP上线就行，第一步是选品——你得先有一双跑不烂的腿。

他用了将近一年，把山西省内的产地跑了个遍：十一个地级市，三十多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临汾本地十七个县市区。他在一个破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哪个村种梨，哪个村种苹果，哪里的杂粮好，哪里的蜂蜜纯，产量多少，什么时候上市。早上天蒙蒙亮出门，晚上回到住处腿上全是土。有些村子偏到导航都找不着，他就一路问过去，碰上路边蹲着抽烟的老汉，摇下车窗喊一句："大爷，前头种苹果那村咋走？"

有一回他开车进山看核桃，山路又窄又陡，一边土崖一边深沟，会车都费劲。到了村里找到那户人家，主人是个六七十岁的老汉，听说他是从北京回来做农产品的，拉着他的手不撒，非留他吃饭。老汉说，每年核桃收下来，就等贩子上门，贩子不来，只能堆在家里，有时候放坏了也卖不掉。董勇当场尝了，油性足、香味浓，是好东西。他跟老汉说，今年你这核桃我包了。老汉不太信，又问了一遍。董勇说，包了，你放心。后来核桃卖到了北京，价比贩子给的高出三成。老汉托人捎了句话过来：那个小董，没骗人。

头一年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进项，花的每一分都是他在北京十几年攒下的老本。父母知道他辞了职回老家，嘴上说"行，你自己想好就成"，心里大概揪着。他们那一代农民最朴素的念头就是"有个稳定工作比啥都强"，结果儿子把那么体面的活儿辞了，跑回村里卖苹果——搁哪个父母身上不揪心？可他们到底没拦。

突破口是一单一单啃出来的。第一单也许只是某个单位工会的几百份年货，小到不值得记进账本。可每做完一单，他都认认真真复盘一遍。有时为了一个订单，他要在北京和临汾之间来回跑好几趟，光高速费就远远盖过那单的利润。他不觉得亏——他把这些当成通往更大市场的入场券。

真正的转折，来了。

2024年5月，他背了两个书包，走进临汾市农业农村局的大门。书包很沉，塞满了宸欣公司这几年攒下的资料。坐下来，他把东西一沓一沓往桌上摆，然后开始说：两年下来公司做了哪些事，链接了多少产品，服务过哪些客户。哪些国家部委、高校、三甲医院的工会福利和食堂食材已经对接上，哪些已经送过货，哪些签了供货协议，他一项一项报。说到中国电子集团那条线时，他讲那是副部级央企，服务着二十多万职工。

农业局的领导听完，当场没表态。董勇走后，他们开始一项项核——挨个去查他报的那些客户是不是真的，合作的分量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实。

核了一段时间，结果是：全部属实。

2025年6月18日，临汾优选的牌子正式挂了起来。宸欣公司也同时拿下了晋南农批指定旗舰店、北京三晋名优指定旗舰店以及中国电子集团商城店这三家核心门店的统筹运营权。农业局把这份信任交到了董勇手上。他说那一刻的感受不是兴奋，是"心一直悬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别辜负。

两个书包，换回一个信任。在这一行，信任比什么都金贵。

一千五百公里，和三条死规矩

挂牌之后，他没坐在办公室开庆功会，带着团队又出发了。

2025年7月初，董勇领着宸欣团队几个人，开一辆车，跑了整整半个月。路线是临汾十七个县市区，一千五百公里。任务是把九成以上入围"临汾优选"的企业，一家一家实地看一遍。

一千五百公里在平原不算什么，可在晋南的黄土沟壑里，很多村子之间弯多坡陡，有时两三个小时才到一处。他们从种植基地看到加工车间，从冷库看到包装线，一户一户过。这不是走过场。选品是农产品的命门——你推出去的东西，代表的是"临汾优选"这四个字。他做媒体出身，太知道一个牌子立起来要熬多少年、靠多少人，而砸掉它，只需要一个批次出岔子。

半个月跑下来，宸欣和十几家企业签了采购协议。到中秋旺季，公司单季销售额做到了一千零三十六万。2026年春节档又做了五百六十五万，雄安那边的订单也超过了一百万。这些数字不是靠融资烧出来的，不是靠补贴撑起来的，是一单接一单做出来的。

也是从起步起，董勇给宸欣定了几条在同行看来"有点轴"的规矩。

头一条是货款。农业这行有个公开的难处：账期长，供货方把货送出去，采购方压三个月、半年才结款是常事。董勇偏要反着来——绝不拖供应商的货款，现款现结。执行起来这条很硬，不管对谁、单子多大，定了就不破。有一回公司资金周转吃紧，有人劝他跟供应商商量商量，这个月先付一半。他没松口，从别处把缺口补上，该付的一分没欠。他自己也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一笔货款在年关对一户人家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钱、一家人过年桌上的那点底气。

第二条是品质。农产品最难的是标准化——同一批苹果，个头、色泽、甜度都有差；同一种杂粮，不同批次含水率都不一样。这种天生的不确定，逼着品控必须盯得死。包装破了不出，品质不达标不出，日期不新鲜不出。这"三不出"，是他创业头几个月就立下的。

第三条最虚，也最重：不能忘了回馈家乡的初心。什么叫忘了初心？把临汾优选做砸了是忘，光顾着自己挣钱、把农户撇下了也是忘。这条他给的定义很土：只要宸欣还在，就得让临汾的农户跟着沾光。

这三条他在每次业务会上都要过一遍，没贴墙上当标语。他心里清楚，对一家从零起步的农业公司，"信任"就是最大的本钱：你对供应商守信，人家才把最好的货留给你；你对客户守品质，人家才肯长期下单；你对家乡有交代，农业局才敢把牌子接着交给你盘。三条规矩，是三根柱子，倒一根，另两根也站不住。

北京到临汾，没有捷径

从2021年到现在，董勇在北京和临汾之间来回跑了多少趟，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这条路全程八百公里上下，开车八九个小时，高铁四五个小时。以前在北京上班，他一年走不了几回；创业以后，这条路上每一个服务区他几乎都停过。有时在北京跑完一天客户，晚上十点多往临汾赶，凌晨到家，早上八点又出现在办公室。车成了他第二个家——后备箱里常年码着几箱样品，后座是文件袋和充电器。他练出一项本事：在服务区二十分钟之内，把吃饭、加油、回消息三件事一起办了。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年。

最难的时候，他也想过一个问题：要是当年留在北京会怎样？答案很快被他自己否了——不是不喜欢北京，是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在北京，他是一台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转得顺，可换谁上都一样；在临汾，他是亲手搭这台机器的人。累，但踏实。

还有一笔账他没专门算过，心里却明白：在临汾，他每多做成一件事，影响的不止他一个人。跟着他的年轻人有活干了，农户的东西有销路了，在外漂着的临汾人，多了一个能回来的念想。这笔账，在北京的写字楼里是算不出来的。

这大概就是他能撑下来的原因。不是天赋异禀，不是家底雄厚，是他知道自己吃的这份苦，对谁有用。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受累，累就变得能扛；反过来，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哪怕坐在最好的办公室里，心也是空的。

连京桥：让人能回来，让货能出去

开业后，董勇又做了一件让不少在外的临汾人心里一热的事。

他联合临汾市总工会、市农业农村局，搭了一条专门服务在京临汾老乡的通道，取名"连京桥"，让他们随时能买到正宗的家乡味。对在北京打拼的临汾人来说，这不只是买点东西。一座城和另一座城之间的牵挂，往往就藏在这种最具体的小事里——一口地道的家乡味道。

董勇自己就是北漂出身，他太懂这种感觉。当年在北京看到"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那一下，他眼眶热，不是因为那句话写得多漂亮，是因为它替他说出了十几年没能出口的话。

支撑这条桥的，是他这几年一点点搭起来的一套打法，他自己叫它"铁三角"。第一角是品牌：不是贴个标签就叫品牌，是让人买了你的东西、下回还想买、还愿意推荐给别人。他参与做的"临汾优选"，就是想把十七个县市区的好东西汇到一个牌子下，用一套标准把关。第二角是供应链：宸欣与中电数科合作搭帮扶平台，把溯源做进系统，消费者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看到东西从种到运的全程；又和京东物流谈下深度合作，把冷链和物流成本压下来，保证一路新鲜。第三角是政企渠道：通过对接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年节福利和食堂食材，打通一条稳定的销路——这是三角里最关键、也最难复制的一角。

这套打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来的，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优质不优价"是这一行最大的痛。用品牌过认知关，用供应链过物流关，用政企渠道过销售关。三关一通，利润能多分给农户，价格能定得比中间商低，两头都受益。

需要说清楚的是，"临汾优选"这四个字不只是宸欣一家的事。它是一个区域公用品牌，到2025年底，全市授权企业达到两百三十四家，品牌累计带动销售超过五百亿元，光授权企业一年的销售额就有六十七亿多。宸欣是它的运营商之一，年销六千万，在一个几十亿的盘子里不算大，但董勇走的路不一样——他是用一家民营公司的力量，一单一单从零跑出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宸欣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这一摊，把每一单做扎实。品牌盘子再大，也得有人在一个一个细节里死磕，他就是干这个的。

"连京桥"是桥，是双向的——把临汾的好物送到北京，也让北京的资源回流临汾；让货能出去，也让人能回来。董勇说，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临汾、喜欢临汾，也希望有人能像他一样回来。可他比谁都明白，这话里有一层矛盾：他想让年轻人回来，又知道回来需要勇气，更需要条件。光靠情怀留不住人，只有产业起来了、通路打通了、收益看得见了，那些在外打拼的临汾人，才敢做和他一样的决定。

回家的路

2021年到现在，五年多了。

五年能干多少事？对宸欣来说，这五年是从零做到年销六千万，是从"一个人背两个书包去汇报"变成"带五十多人的团队去服务"，是把自己的名字和"临汾优选"绑在了一起。

看得见的这些之外，还有看不见的。创业头几年几乎全年无休：白天跑产地、见客户、对接渠道，晚上处理公司的事、写方案、回邮件。对比他从前在体制内的日子——稳定的收入、清晰的晋升、体面的身份——现在是另一种活法：所有压力自己扛，所有风险自己担。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他对团队兑现承诺的时刻。别人看到的是一年六千万的流水，看不到的是背后多少个睡不着的夜。

有人问过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他摸到了以前没有过的东西——一种"这事是我做的、且对人有用"的踏实感。在媒体那些年，他是一个见证者；在国企那些年，他是系统里的一颗螺丝；而现在，他是那个直接让农户多挣一点、让家乡的好东西走出大山的人。宸欣一年六千多万的销售额背后，是三千多户农户的收成；每完成一单生意，就是一个家庭多了一份底。

他没有在二十几岁就一鸣惊人，没有搞出什么颠覆性的发明，没在风口上飞起来。他只是做了一件很多人想过、却没敢做的事：在城里已经站稳了的时候，转身回了老家。他带回去的不是资本，不是专利，是他在北京十几年练出来的眼光、经验和人脉。回村那阵，也有人不理解，背后说这娃是在北京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他没解释。后来事做成了，别人说什么、怎么说，也就不重要了。

读书到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每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大概都默默问过自己。有人读书是为了不再种地，有人读书是为了让种地的人活得好一点。前一种被大多数人理解，也在情理之中；后一种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它的回报周期更长，不确定也更多。董勇的选择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它至少让人看见一种可能：原来路还能这么走；原来一个人在大城市学到的东西，回到家乡真能派上用场；原来"回家"不是失败者的退路，也可以是一个站稳了的人，主动做出的选择。

如果这篇让你想起了谁——某个走出去的人，或者某个一直想回来的人——欢迎把它转给他。也欢迎点一个"在看"，关注"纪实临汾"，这样的回家故事，我们会接着记。

（说明：文中宸欣公司销售额、单季业绩、客户对接情况等经营数据，来自对当事人及其公开发言的采访材料。文中"临汾优选"品牌的整体数据（授权企业数、累计带动销售额、年销售额等）来自公开报道。涉及合作的"已对接/已供货/已签协议/洽谈意向"等，按公开资料整理。不代表是最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