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的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和创新。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同时要看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仍存在供需不适配、转化渠道不畅、转化效率不高、应用场景不足等问题，制约科技投入产出效益和产业科技支撑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需实现供给端主体共创“提能”、需求端精准牵引“释能”、场景端应用创新“扩能”、政策端高效协同“赋能”，形成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农民有益的农业科技创新良好生态。
【关键词】农业科技 创新效能 高效转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农业的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让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加快转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高效转化应用农业科技成果是关键。正如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统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科技领军企业。”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事业加速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4.5%增长到2025年的超过64%②，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同时，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仍存在供需匹配度不高、转化渠道不畅、转化效率偏低、应用场景不足等问题，制约农业科技创新效能的提升。因此，深入剖析影响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主要原因，探究以高效转化应用为导向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的重要路径，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转化应用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的关键环节
农业科技创新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科研投入规模和成果数量上，而且体现在通过有效转化应用形成新质生产力。转化应用是链接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关键节点。唯有以高效转化应用为导向，才能将科技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将创新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高效率转化是提升农业科技投入产出效益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科技投入规模持续扩大，农业热点前沿国家总体表现力居世界之首，然而，投入强度与结构尚难以支撑原始创新的持续涌现。在投入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提高转化效率成为破解“高投入—低产出”问题的关键路径。
构建起较为完备立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我国已建成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各级各类农业科研机构根据功能定位、主责主业开展科技创新。加快培养农业领域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农业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占比达到54%。同时，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围绕水稻、小麦、生猪、奶牛等主要农产品，打造50个纵横交织、点线面结合、立体矩阵式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为196种农产品提供全产业链科技支撑和全天候技术服务③。
高能级创新平台与基础条件持续完善。在南京、太谷、成都、广州、武汉设立5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在玉米种业、耐盐碱水稻、乳业、生猪、盐碱地综合利用等领域，设立5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设立陕西杨凌、山西晋中、黑龙江佳木斯、河南周口、内蒙古巴彦淖尔等9家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优化34个农业农村部学科群、545个重点实验室布局，覆盖主要农业学科领域和优势单位，构建起布局合理、纵横交错、协作紧密的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在土壤质量、植物保护、农业环境等领域布局建设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第一批149个、农业农村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81个，基本涵盖我国主要作物类型，积累水稻、玉米、大豆等2万份作物基因型和表型数据。上述情况表明，支撑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平台条件”已整体具备，为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基础科学数据支撑。
高质量应用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农业领域存在的“科研热、产业冷”现象，本质上反映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通过平台整合、场景适配和模式创新，推动单点技术突破向系统集成应用转变。
形成面向企业的成果转化支撑体系。“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建立农业科技企业服务管理系统，为2400余家农业科技企业提供涵盖成果评估、项目路演、转化交易和融资对接的一站式全链条服务，有效降低转化成本和信息壁垒；围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业企业阵型，从全国3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270家优势企业，着力提升种业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持续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机制，企业在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中的参与数量超过1000家、占参与单位总数的51%，有效提升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匹配效率。
推动科技成果嵌入具体生产场景。丘陵山区专用拖拉机、山地播种机等装备已实现产业化应用；2025年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在显著提升作业效率的同时，推动农药用量降低。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领域成果同样进展明显，世界首台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儿”，以及“天权”“神农”等智慧农业大模型相继推出，自主创制的新一代灭生性除草剂“氟草啶”推广应用超过1000万亩，蹄疫二价疫苗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产品实现研发出口。
高水平协同是建成运转高效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必然要求。农业科技创新涵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熟化、推广应用和产业反馈等多个环节。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科研攻关、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全链条协同运行。
以战略引导促进创新要素集聚与产业集群培育。在战略引导与任务组织方面，《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4—2028年）》明确未来几年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与前沿探索相结合，引导各类创新资源聚焦重点、同题共答。“十四五”期间，实施的1000多项国家农业科技重大项目，吸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逐步形成目标明确、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建制化攻关格局。依托5个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汇聚240余个高水平科研团队和200多家高科技企业，有效促进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要素集聚和优势产业集群培育。
建成公益性和经营性协同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农技推广网络，覆盖约46万农技人员和5.74万个各级推广机构，成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中坚力量。通过持续建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揭榜挂帅”、协同推广等方式，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效能不断提升。同时，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等多样化社会化服务模式深入发展，与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互补支撑，共同构建起覆盖全程、综合配套、运行高效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为科技创新成果“下得去、用得上、见实效”提供坚实保障。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整体效率有待提升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整体效率有待提升，并非单一环节失灵，而是受科研组织方式、技术供给形态、制度环境影响。
农业科技转化主体“各自为战”，存在内卷式竞争。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面临分散化问题，产学研用各主体功能错位与衔接不畅，制约创新合力的形成与转化效率的提升。
创新体系“多而不聚”，缺乏一站式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力量分散在多家科研院校，体系庞杂。涉农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存在职责分工不明、统筹协调机制缺失、资源配置有待优化等问题，容易导致科研目标同质化、任务边界模糊化，以及经费项目“内卷化”等问题，容易造成科研资源的重复投入与浪费④。同时，人才培养与评价“指挥棒”存在偏差，科研评价体系“重论文、轻应用”问题依然存在，有的科研人员追逐“短平快”项目，使得连接实验室与田间的关键环节——成果转化专业人才群体发育不足，在市场化评估、孵化对接中作用有限。
经营主体“大而不强”，导致成果转化缺乏全链条引领。本应作为应用研究和转化“主力军”的农业企业，受限于市场逐利性，倾向于投资转化周期短、见效快的技术，对长周期、高风险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兴趣不足，未能有效承担技术试用与产业化示范的关键功能。《2025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报告》显示，2024年涉农企业创新指数得分集中分布在40—60分（260家，占比62.95％），得分在70分以上的仅10家⑤。这表明涉农科技缺乏具有强大辐射带动作用的头部企业梯队，整体创新质量与产业带动力有待提升。
农业科技转化成果“低水平重复”，供给同质化。我国农业科技转化成果数量庞大，高质量、可转化的有效供给不足，“低水平重复”与“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
成果数量与质量存在“倒挂”，产学研协同度不高。我国农业领域年产出成果数量众多，但国际领跑型技术不足。多数成果停留在跟跑阶段或实验室概念验证期，因缺乏后续的工程化集成与场景化适配，难以形成可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呈现“数量多、突破少、集成弱”格局。这一矛盾在种业领域尤为典型，虽然每年审定品种数量不少，但突破性品种较为缺乏。
关键核心技术存在“代差”，成果体系源头匹配度不足。在生物育种底盘技术、高端农机装备、智能设备核心部件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例如，大马力智能拖拉机、高端采棉机等大型高效装备的无级变速传动系统（CVT）、高端传感器等核心部件，仍主要依赖进口。此外，许多前沿成果从基础研究走向市场应用，需经历漫长的技术链条和严苛的中试验证，而当前中试熟化平台和产业化支撑能力较为不足。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存在堵点卡点，运转较为低效。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衔接不通畅，科技成果容易被卡在从实验室到田间的“最后一公里”。
科研评价与激励存在“指挥棒”偏差，未能有效激发转化动力。在实际科研评价中，以论文、项目、奖项为主要指标的现象仍然存在。成果的市场转化成效与实际经济效益，尚未普遍成为科研人员职务晋升和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这使得有的科研人员从事长周期、高风险转化工作的内在动力不足。同时，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科研人员对转化后的长期收益缺乏稳定预期，难以覆盖其投入的时间和风险成本，进一步削弱推动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的动力。
平台支撑与金融供给存在“断点”，难以承载转化过程。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环节薄弱、链条断裂问题较为突出。中试熟化平台较少，许多成果缺乏产业化前的关键验证环节；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与人才短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服务能力较弱，难以承接高新技术；各环节分属不同管理体系，缺乏协同。同时，部分农业科技企业具有“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
从农业科技自身特点看，农业科技属于“时间密集型”技术，成果形成路径具有典型的长周期与不可间断性特征。农作物新品种培育通常需5至10年的种质资源筛选、杂交组合、多点试验，畜禽养殖技术迭代则需跨越世代周期完成性能验证，在研发、试验、验证环节面临较高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农业科技属于“场景驱动型”技术，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场景与自然生态系统紧密关联，转化过程也是“技术适配”的过程，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需针对特定的生物品种和生态区位，进行技术熟化和应用场景适配，增加转化过程中的试错成本和调适成本。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看，我国仍存在重学术产出、轻转化应用，重单项突破、轻系统集成，重数量规模、轻质量效能的问题，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过于注重理论研究和学术成果数量，忽视科技产出能否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发挥实效、提升效益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路径依赖与激励不足，制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能释放。
贯通供给、需求、场景和政策等关键端口，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整体跃升
立足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需建立以产业需求和高效应用为导向的农业科研新范式，贯通供给、需求、场景和政策等关键端口，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整体跃升。
供给端：全面推进农业科技主体共创“提能”。需以主体共创为突破口，整合优化创新资源，从源头提升农业科技成果供给质量与效能。
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农业关键核心技术。聚焦生物育种、合成生物、智能农机等关键领域，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强化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建设。统筹国家实验室、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与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推动生物、信息、工程等技术交叉融合，在合成生物、智慧农业等前沿领域布局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另一方面，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国家层面，建立健全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为体系化推进前端科技创新、中端模式集成和后端推广应用提供保障；地方层面，明确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管理职责。
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针对农业科技领域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需更加突出主责主业、优势互补。建立“国家谋全局、地方应需求、高校强基础”的格局。国家级科研院所承担重大科技专项，地方科研院所围绕本地优势开展适应性技术开发和集成应用，涉农高校强化基础前沿研究和拔尖人才培养。完善用户出题、机构解题、市场阅题的分工协作体系。农业企业、小农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出题”，国家科研机构、地方院所、高校等根据各自优势“解题”，最终由市场效益、农民增收“阅题”，形成分工协作闭环机制。营造适度竞争环境。针对不同领域实施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对基因编辑工具等战略性技术，需组建攻关联合体，避免多头内耗。对作物新品种选育等存在多条技术路线的领域，推行“赛马制”“揭榜挂帅”，支持不同主体平行探索、同台竞技，让市场和应用场景筛选最优技术方案。
需求端：深入推进农业科技精准牵引“释能”。科技成果能否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决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与成败。因此，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产业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指挥棒”。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引导有实力的农业科技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或联盟，深度参与科研立项、过程管理、成果转化，以市场需求牵引科研方向，以产业化应用加速技术迭代，用经营利润反哺研发投入，形成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优化产业技术体系岗位设置。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中，需设立育种、植保、养殖等技术岗位，以及产业经济岗位，为技术研发提供精准的市场需求导向，避免“有技术无产业、技术不经济”。
布局适老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构建适配的科技服务体系，让老农人“会用、愿用、常用”现代农业技术。分层分类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突出“适老”导向。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在岗农民开发技术培训资料，推广“田间课堂”“师徒结对”等培训方式，重点传授轻简化、机械化适用技术，降低劳动强度。健全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强化“助老”功能。发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主渠道作用，鼓励农技人员开展上门服务、巡回服务。依托农村信用社、村级服务站等载体，为老年人提供技术咨询、集中采购、病虫害预警等便利化服务，打通服务“末梢”。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拓展“用老”空间。鼓励退休农业专家、技术人员返乡下乡，培育以老带新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让小农户成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场景端：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应用创新“扩能”。应用场景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试验场”和“加速器”，通过在场景中率先应用和试验验证，推动农业高价值技术和产品快速涌现，缩短从研发到应用的转化周期，释放场景端对成果转化的“扩能”作用。
“人工智能+”拓展多样应用场景。抓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突破的窗口期，推动计算机视觉、边缘计算、物联网等与农业生产深度耦合。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让农业拥有“慧眼”。将计算机视觉深度嵌入农业机器人、自动化分拣分级、智能测产等装备系统，让机器“看懂”生长状态、“看准”作业时机，实现精准识别、精准作业。布局边缘物联网架构，让田间实现“智理”。大力发展边缘计算与物联网融合架构，重点在灌溉自动化、病虫害早期预警、肥料变量施用等领域落地应用，以低延时响应支撑自主决策，让农业生产从“靠天吃饭”转向“看数种田”。强化场景牵引与集成应用，让技术形成“合力”。全面评估、系统总结现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成效与经验，合理布局、适时启动新增一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农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
开拓迈向“四极”的农业科技应用场景。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农业科技创新趋势也是如此。向极宏观拓展，打开大食物观新空间。推动农业科技从种植业、粮食生产，向“种养加”全链条延伸，让农业科技不仅服务“吃得饱”，而且支撑“吃得好、吃得多样”，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向极微观深入，抢占生物育种新前沿。依托基因组学、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大力发展农业微生物技术，推动其在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畜禽疫病防控等领域深度应用。向极端条件迈进，重塑农业生产新边界。强化农业生产要素精准调控，推动设施农业突破季节气候限制，无土栽培突破土壤束缚，节水灌溉弱化水资源依赖，让农业从平原耕地走向戈壁、荒漠、海洋。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激发技术变革新动能。鼓励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建设交叉融合创新平台，在智能育种、精准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催生更多原创性突破，以“科技融合”赋能“产业蝶变”。
政策端：系统推动农业科技高效协同“赋能”。高效协同的农业科技政策，是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保障。需统筹政府和市场力量，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以系统思维推动科技政策与产业、金融等政策深度协同。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农业科技创新链条长、环节多，政府和市场需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在不同阶段实现精准定位与高效协同。在“0到1”原始创新阶段，政府需发挥引导作用，通过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组织集中攻关筑牢根基。在“1到10”转化创新阶段，政府需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设中试基地、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并引入风险投资参与，推动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进入“10+”扩大创新阶段，市场和企业需主导产品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政府需加强监管，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政府的“有为”在于弥补市场前期失灵与保障后期秩序，市场的“有效”在于驱动后期效率与扩散。
坚持“科技—产业—金融”政策更好协同。农业科技的公益性与长周期特性，要求构建目标一致、接力支持的协同政策体系。科技投入上，需确保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不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并扩大“绿箱”政策中科技服务支出。产业政策上，通过研发加计扣除、创新产品采购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成果转化改革，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收益权，并通过技术入股、收益分红等方式，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金融服务上，“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引导更多耐心资本投入农业科技创新。通过政策协同，形成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农民有益的农业科技创新良好生态。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斌、副教授王克冬，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战略腹地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5FGLB07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6年2月3日。
②《农业农村部：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中国政府网，2026年2月27日。
③《以创新为笔 绘丰收画卷——“十四五”农业科技创新成就综述》，《农民日报》，2025年12月9日。
④⑥蓝红星：《中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及应用》，《人民论坛》，2024年第20期。
⑤《涉农企业创新指数连续六年稳步增长 种业振兴行动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网，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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