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享】农业环境政策已降低了全球农田退化

文章题目：

Agri-environmental policies have reduced cropland degradation globally

发表期刊：nature food

第一作者：Guyo Dureti

发表时间：2026年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6-01359-4

(本推送仅粗略介绍文章内容，若想详细了解请点击链接阅读原文)

耕地退化是农业生产和环境面临的一大威胁。为应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实施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我们利用全球卫星遥感数据（涵盖2001年至2019年间约8300万条耕地状况观测记录），并结合两种互补的准实验性影响评估方法（断点回归设计与双重差分法），对这些政策对全球耕地状况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这些政策使耕地状况改善了至少2%，且改善幅度最高可能达到5%。在国家层面，政策成效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其改善幅度从0%到超过20%不等。这种异质性主要归因于各国在制度与治理特征以及政策预算方面的差异。此外，通过对不同政策类型之间政策强度的差异进行估算，我们发现农业环境支付计划以及土壤与土地利用管制类政策成效最为显著。据估算，每新增一项此类政策，可分别带来0.8%和0.9%的耕地状况改善。

人类95%以上的粮食生产依赖于土地，约四分之一的野生动物以陆地为栖息地。然而，全球大部分耕地都受到土地退化的影响，全球农业土壤流失的速度远超土壤自然恢复的速度。根据联合国（UN）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一份最新报告，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壤已遭受退化。 从经济角度来看，仅水蚀造成的全球年经济损失估计就高达80亿美元，同时导致3370万吨粮食减产。为了使农业更加可持续，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各国设计并实施了多项公共农业环境政策。 然而，这些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各国境内是否有效、在何种条件下有效，目前尚不清楚——这并非因为缺乏科学和政策上的关注，而是因为现有研究仅限于案例研究。 例如，在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研究表明政府和非政府的农业政策减轻了耕地退化。在欧洲，Wuepper发现，过去十年间，欧盟的政策减轻了土壤侵蚀，但各地情况差异很大。 在中国，Tang等人表明农田保护政策改善了耕地状况。在美国，Ayres等人发现水权的改善提升了加利福尼亚州农田的价值，而Deines等人和Chen等人的研究表明，长期的土壤保护措施和免耕技术的采用改善了土壤状况和农田价值。在巴西，Polidoro等人发现，农业环境政策有效减少了土壤侵蚀。

除了文献中存在的地域证据缺口外，还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因为研究往往倾向于考察成功的政策，而非失败的政策。 目前，我们尚缺乏一个完整的全球图景——无论是公共政策对耕地的平均影响，还是成功与不成功政策的分布情况。迄今为止，由于数据不足（无法衡量全球范围内土地退化和政策随时间的变化）、方法论上的局限（难以在大规模范围内识别政策效应）以及计算能力不足，弥合这一差距的能力一直受到阻碍。

本文通过实证方法量化了各国公共政策对其耕地的影响。 我们利用一份新近发布的全球公共政策数据库，结合基于卫星观测的耕地退化与改善指标，考察这些政策是否导致了后续年份耕地状况的变化。为此，我们采用两种互补的准实验影响评估方法，并运用2001–2019年间全球约8300万条耕地状况观测数据。

1.全球农田状况的遥感测度与指标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卫星遥感的全球农田状况评估方法，以量化2001—2019年间全球农田退化与改善趋势。研究首先利用全球土地覆盖数据识别农田像元，再采用增强植被指数（EVI）的年度最大值作为农田生物生产力的遥感代理指标，并以1×1 km²网格分辨率构建全球农田状况数据集。为避免气候条件和农业投入对植被生产力的干扰，研究进一步控制降水、温度、太阳辐射、地形、化肥、灌溉及耕作比例等变量，对EVI进行残差化处理，从而得到剔除外部投入和气候影响后的农田状况指标。最终形成了覆盖全球、时间跨度为2001—2019年、约8300万条农田状况观测数据的分析基础。

2.农业环境公共政策的量化与强度表征

研究基于全球公共农业环境政策数据库，对2000—2019年间各国实施的相关政策进行系统量化。首先，作者采用各国政策累计数量作为基础政策强度指标，用以反映国家层面的整体政策投入力度和政策雄心。考虑到不同国家政策执行能力、治理水平和财政投入存在差异，研究进一步构建加权政策指数，即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环境保护支出（EPE）等变量，对政策数量进行加权处理。此外，研究还采用二元处理变量，将至少实施一项相关政策的国家划为处理组，将未实施相关政策的国家划为对照组，以便检验政策实施前后的农田状况变化。

3.准实验框架下的政策效应识别

为识别农业环境政策对农田状况的影响，研究采用了两类互补的准实验方法。第一类是基于国际边境的断点差异设计，利用边境两侧自然条件相近但所属国家政策不同的特点，比较政策较多国家与政策较少国家在边境附近农田状况上的差异。研究通过估算最优边界带宽，确定26公里作为边境比较范围，以提高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可比性。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差异的差异方法，将各国农田状况汇总到国家—年份层面，并将各国与其邻国进行比较，从而检验政策实施后农田状况是否发生相对改善。这两种方法相互补充：边境分析有助于控制地理和自然条件差异，国家层面分析则增强了结果的外部适用性。

4.异质性分析与结果可靠性检验

在识别总体政策效应后，研究进一步分析政策效果的差异性。一方面，作者将农业环境政策划分为土壤与土地利用法规、投入品法规、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法规、农业环境补贴四类，并采用连续处理设计估算不同类型政策的边际效应，以判断哪类政策更有效。另一方面，研究将政策效应汇总到国家层面，比较不同国家政策效果的空间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产权保护、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性、监管质量、法治、问责机制和环境支出等制度因素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为保证结论稳健，研究还进行了安慰剂边界检验、带宽敏感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自然边界排除检验和协变量平衡检验，以降低反向因果、边界选择和遗漏变量等问题对结果的干扰。

1.全球农田退化/改善格局与政策响应差异

研究首先刻画了2001—2019年全球农田状况的时空变化，并同步展示各国农业环境政策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全球农田状况存在明显空间差异：部分地区农田状况有所改善，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中东等地区仍存在较明显退化趋势。与此同时，各国政策响应强度差异很大，一些国家几乎没有相关政策，而一些国家实施了100多项农业环境政策。文章进一步将政策划分为土壤与土地利用法规、投入品法规、森林与生物多样性政策、农业环境补贴四类，说明全球农业环境治理不仅存在政策数量差异，也存在政策结构差异。

图1 耕地状况与公共政策的时空变化

a 基于10 × 10 km2像素的2001–2003 年与 2017–2019 年间耕地状况变化的标准化全球分布、b 按粮农组织（FAO）区域划分的农田状况平均值的时间变化、c 各国采纳的公共政策总数

图2 四类公共政策的分布情况

a 土壤与土地利用法规、b 投入品法规、c 森林与生物多样性政策、d 农业环境补贴政策

2.基于国际边界的政策效应识别与总体影响评估

文章利用国际边界附近自然条件相似、但国家政策不同的特点，构建了识别农业环境政策影响的准自然实验框架。研究发现，在政策较多国家与政策较少国家的边界两侧，农田状况存在明显断点差异，例如贝宁—尼日利亚边境就显示出政策较多一侧农田状况更好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通过边境层面和国家层面模型估计政策总体效果，结果显示农业环境政策平均改善全球耕地状况约1.5%—2%，说明公共政策总体上有助于减缓农田退化、改善农田状况。

图3.农田状况的边界不连续性

图4.主要政策效应估计结果

3.农业环境政策效果的动态演化特征

文章进一步考察政策实施前后农田状况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并不存在显著政策效应，这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出台前没有明显趋势差异；而政策实施后，多数年份的政策效应显著为正。文章指出，政策实施后所有事件时间点的平均效应约为4.4%，表明农业环境政策对农田状况的改善具有一定滞后性和累积性，并非政策出台后立即完全显现，而是随着土地管理方式、农民行为和治理执行逐步调整而发挥作用。

图5.动态政策效应估计

4.不同政策类型的效果差异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农业环境政策对农田状况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农业环境补贴和土壤与土地利用法规的效果最为明显：前者通过激励农民采用更可持续的耕作方式改善农田状况，后者则通过土地管理、土壤保护和土地利用约束直接影响耕地质量。相比之下，投入品法规以及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法规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这些政策与农田生产力改善之间的联系更间接，或者其政策目标并不完全指向耕地质量提升。

图6.按政策类型划分的效应估计值

5.政策效果的国家差异与空间异质性

文章指出，农业环境政策的效果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估计效应从接近0%到超过20%不等。部分国家如中国、乌拉圭、安哥拉等表现出较强政策效果，卢旺达、秘鲁、葡萄牙和越南等国表现为中等效果，而蒙古、印度、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政策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仅仅出台政策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结果，政策成效还受到国家治理能力、制度环境、农业生态条件和执行质量等因素影响。

图7.国家层面的政策效应估计

6.制度治理条件对政策成功的支撑作用

为解释不同国家政策效果差异，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和治理条件的作用。结果显示，产权保护、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性、监管质量、法治、发声与问责以及环境支出等指标，均与政策有效性概率显著正相关；这些指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政策有效性的概率约提高3%—5%。这表明农业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依赖政策设计本身，还依赖稳定的制度环境、较强的政府执行能力和持续的财政支持。

图8.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条件

本研究从全球尺度拓展了农业环境政策效果评估，突破了以个别国家或案例研究为主的传统框架，将卫星遥感农田状况数据、全球公共政策数据库与准实验方法结合起来，系统考察农业环境政策是否能够减缓农田退化。结果表明，各国农业环境政策总体上显著改善了全球农田状况，但政策效果并非均衡分布，而是在不同政策类型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农业环境补贴以及土壤和土地利用法规效果最为突出，说明直接作用于土地管理、土壤保护和农民行为激励的政策更容易产生实际改善；而投入品法规、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法规的影响并不显著，反映出部分政策与耕地质量改善之间的联系较为间接。与此同时，政策成效还受到制度和治理条件影响，产权保护、腐败控制、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问责机制及环境支出等因素均有助于提高政策有效性。研究据此指出，未来全球农田保护不应仅关注政策数量，而应更加重视政策类型选择、执行能力建设和制度环境改善，并推动不同国家之间借鉴有效政策经验。文章同时指出，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如部分农业投入数据时间覆盖有限，全球政策数据库难以完全区分单项政策与同期政策组合的独立影响，EVI指标不能直接等同于生物量或土壤生态健康变化，且尚未开展政策成本效益评估，未来可结合更高分辨率数据、成本—收益分析和气候压力情景进一步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