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法稳 || 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冲击已从“潜在风险”演变为“现实危机”,不仅造成粮食产量波动、加剧小农生计脆弱性、增加农业生产成本,更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生态基础、产能稳定与经济可持续性构成系统性挑战。传统碎片化、被动式的风险应对模式因缺乏系统性与可持续性,难以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目标,亟须构建基于气候韧性的新型发展范式。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逻辑碎片化、韧性与绿色发展融合机制模糊、实践路径缺乏维度靶向性等三大核心问题,以生态平衡、抗逆性建构、循环经济及制度协同四大理论为支撑,构建适应、抗逆、低碳、协同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系统阐释农业生态系统通过动态适配、结构稳固、低碳转型与制度保障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深入剖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在生态维度、生产维度、社会经济维度的多维冲击,并明确各维度对应的基础韧性、技术适应性韧性与协同韧性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如下靶向性实现路径:生态维度聚焦资源基础修复,通过保护性耕作、节水灌溉、生态廊道建设等提升基础韧性;生产维度依托抗逆品种培育、智慧农业技术推广、气象服务升级强化技术适应性韧性;社会经济维度通过小农赋能、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政策制度创新筑牢协同韧性。

关键词：气候变化 气候韧性 农业绿色发展 理论逻辑 维度靶向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研究”(24BJY17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粮食安全目标下的农业气候韧性研究”(2026NFSB06)。

作者简介：

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已成为新常态,由此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严重影响和冲击,这些影响和冲击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特征,并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一方面,极端天气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波动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增大了粮食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极端天气增加了农民生计的脆弱性,减产歉收直接导致农业经营收入大幅减少;同时,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成本来应对气候风险。在此背景下,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当前,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对全球农业生态系统产生冲击,农业面临的威胁已从“潜在风险”转变为“现实危机”。传统的风险应对策略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且缺乏可持续性。因此,有必要基于气候韧性对农业绿色发展重新审视,以推动气候韧性农业的发展。这不仅是一次从碎片化应对到系统性重构的深刻变革,更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议题与升级方向。

通常情况下,气候韧性是指农业生态系统在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干旱、洪涝、高温、低温冻害等极端天气干扰下,借助“事前适应—事中抵御—事后恢复”这一动态过程,维持核心生产功能、保障生态系统健康以及稳定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气候韧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在适应维度方面,农业生态系统具备通过优化种植制度、选育抗逆品种等措施来调整种植结构以适配气候因子变化的能力;在抗逆维度方面,农业生态系统拥有抵御极端天气冲击、降低功能损失的能力;在恢复维度方面,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在灾害发生后迅速重建产能、修复生态系统的能力。农业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型发展范式,旨在突破传统高耗低效高碳的生产模式,以生态健康、产能稳定、经济可持续为核心目标。其核心内涵可从三个维度得以体现:在生态维度上表现为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的高效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在生产维度上体现为粮食产能的稳定性与农产品的绿色化水平,在经济维度上反映为经营主体的收益水平以及产业链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气候韧性与农业绿色发展体现了能力与目标之间的深度耦合关联。一方面,气候韧性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性保障。通过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抗逆性与适应性,能够降低极端天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稳定系统的产能以及经营主体的收益,防止绿色发展进程因灾害冲击而中断;另一方面,农业绿色发展是提升气候韧性的有效路径。借助农业生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绿色措施,可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优化系统结构,反作用于气候韧性的适应与抗逆维度,形成“韧性提升—绿色发展—韧性强化”的良性循环。实践表明,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衍生的气象灾害,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粮食产量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农业生产布局发生突变,及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气候韧性农业是运用绿色发展理念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重塑,将应对气候变化深度融入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性优化过程,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管理模式实施根本性重塑,使农业生态系统具备抵御干扰、吸收冲击、迅速恢复以及持续适应的能力。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项以保障生态系统健康来支撑可持续生产力的系统工程,其目的在于实现“抵御风险”与“可持续增长”的双重提升,进而更有效地实现多重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系统探究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提升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对于高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强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建设农业强国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系统性影响越来越显著,对农业绿色发展构成了严峻威胁。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行动方案。同时,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围绕研究主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探寻本文拟回答的关键问题。一是有关农业绿色发展方面的研究。农业绿色发展核心属性涵盖资源利用的高效性、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与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学界提出推动农业全链条低碳化,如化肥减量增效、农药适应性投入、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等,以此实现粮食安全与食物供给、生产环境健康与产能质量的双重统一,并从技术创新、制度保障、结构优化三个维度提出实现路径。在技术赋能方面,应聚焦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具体包括农业微生物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智能监测预警技术。其中,需注重绿色生产技术的区域适宜性。在制度保障方面,最有效的措施是构建农业绿色法律体系,并配套实施农业绿色认证与高标准农田绿色建设制度;从农业生产要素(如水资源)视角来看,可以通过农业水权交易推动农户节水与种植结构的优化,但需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在结构优化方面,应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绿色转型升级。二是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影响方面的研究。气候变化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的环境和要素条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韧性、产能稳定性及生态安全造成多维度的冲击。极端天气导致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促使种植制度与作物布局进行重新调整适配,并且与农业面源污染形成“叠加效应”,这不仅会降低土壤健康水平,还极易形成“气候冲击—污染加剧—产能下降”的恶性循环。同时,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气候变化还会通过改变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户的生产行为,进一步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国际学术界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了粮食系统的脆弱性。也有学者对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产出的抑制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极端气候事件会显著降低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三是有关气候变化下农业绿色发展应对策略方面的研究。气候变化为农业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了外部环境条件,倒逼农业绿色技术向“韧性导向”升级,从而诱发出新型绿色技术需求与创新方向。有学者提出“气候韧性农业”这一概念,强调通过培育耐干旱、耐高温特性的抗逆作物品种、研发智能气象监测预警技术、推广生态种养模式,能够有效增强农业生产系统的抗逆能力;同时,通过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推动农业生产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转型”,进而推动种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并提高农业绿色发展的区域适配性。此外,通过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气候风险保险制度、农业绿色发展的气候适应性标准等政策协同作用,一方面降低气候风险,另一方面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效能。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气候韧性农业,有助于筑牢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健全政策保障体系,更好地应对气候风险。

已有研究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迪,但仍存在一些有待系统解决的核心问题。一是理论逻辑的碎片化问题。尽管已有文献提及气候韧性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联性,但并没有从学理层面构建二者深度融合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对“适应调节、抗逆塑造、资源循环、政策协同”四大机制的内在逻辑链条、理论依据及相互作用关系阐释不够充分。二是韧性与绿色发展的融合机制尚不清晰。已有文献大多将“韧性提升”与“绿色发展”视为两个独立的目标,没有明确二者之间的协同耦合机制,即没有阐明如何通过韧性提升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低碳化、资源化与可持续性,或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增强系统的抗逆性与适应性。三是实践路径缺乏维度靶向性。已有文献所提出的实现路径多聚焦于单一维度,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在“生态、生产、社会经济”三个维度上的冲击,提出与各维度韧性需求精准匹配的靶向性策略,尤其忽视了小农生计脆弱性与产业链韧性不足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答,既是本文开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文的边际贡献所在。

二、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

气候韧性作为一种能力,其核心体现为系统的事前适应、事中抵御、事后恢复过程,而农业绿色发展的本质在于实现生态健康、产能稳定、经济可持续的三维协同。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实质是将气候韧性融入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以四大理论为支撑,构建“适应—抗逆—低碳—协同”的系统性框架,以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多维度冲击,重构内在运行机制。

(一)基于生态平衡理论的适应性调节,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生态平衡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借助内在反馈机制,在环境变化中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与功能,该理论的核心在于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动态适配能力”。对农业生态系统而言,其平衡呈现典型的矛盾统一体特性,遵循“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的规律,不断演变、循环往复。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最直接影响,是极端天气的频发导致温度、降水等关键生态因子的时空异质性增强,如降水带北移、季节性干旱洪涝交替等现象,破坏了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

基于生态平衡理论的适应性调节,是农业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农业生态系统通过其内在机制,主动对系统结构与功能加以调整,从而构建起新的动态平衡,其学理逻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态因子协同适配。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依赖于“生物、气候、土壤”等生态因子的协同耦合。关键生态因子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为保障农业生态系统实现一定的产能水平,需通过调整生物因子以达成新的协同。如选育耐旱、耐涝作物品种以适配降水模式的改变,采取调整作物播期、轮作比例等措施优化种植制度,从而更好地适配积温变化,促使生物因子与气候因子重新实现“供需平衡”,保障系统的基础产能。二是生物多样性阈值保障。生态平衡理论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系统稳定性的核心阈值,生物多样性越高,系统应对环境扰动的缓冲能力越强。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物种生存环境,导致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降低,如传粉昆虫数量减少、天敌物种消失等,进而加剧病虫害暴发风险。适应调节需通过构建农田生态沟渠、防护林带(网)等生物缓冲带,以及保护关键物种栖息地等措施,将生物多样性维持在“安全阈值”范围内。一方面,为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瓢虫、蜜蜂等有益生物提供生存空间,发挥其病虫害防控与传粉功能;另一方面,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互补性,混合种植不同抗性的作物品种,降低单一物种对极端天气的敏感性,实现系统结构的动态稳定。

(二)基于抗逆性建构理论的抗逆塑造,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固

抗逆性建构理论表明,生态系统的抗逆性是借助结构优化、功能强化、基础设施支撑等措施,逐渐建构形成的能力。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提高系统“抵御扰动、维持功能、快速恢复”的综合水平,也就是生态系统在遭受环境干扰后,维持核心功能、抵抗结构破坏并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农业生态系统作为半自然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干预较为明显和频繁,其抗逆性不仅取决于自身固有的稳定机制,还需通过人工干预进行建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超强台风、持续性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强度与频率突破历史阈值,传统的系统结构难以抵御此类冲击,因此需通过主动塑造抗逆性,以确保系统核心功能不受破坏。

基于抗逆性建构理论的抗逆塑造,作为农业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冲击的“第二道防线”,通过优化系统结构与强化基础设施等措施,实现“扰动抵御、快速恢复”的目标,其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化种植模式的风险分散机制。依据抗逆性建构理论,核心在于“降低系统对单一要素的依赖性”。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对极端天气呈现出极高的敏感性,一旦遭遇洪涝或干旱灾害,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功能将面临崩溃。通过实施作物间作套种、农牧复合、农林混合等多元化种植模式,实现有效的物种组合与时空搭配,进而构建起风险分散网络,减少因风险造成的损失。从空间维度而言,可利用不同作物的抗逆性差异形成“互补屏障”。如玉米与大豆间作/带状复合种植,玉米具备耐旱特性,大豆具有耐涝特性,当旱涝交替天气出现时,至少可以实现二者之一的存活,从而避免农作物的绝收。从时间维度而言,采用“多季轮作制”可以分散不同季节的气候风险。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通过结构的多元化提升系统抗逆性,契合抗逆性建构理论中“功能冗余”原则,即系统内冗余的物种与功能,可在扰动发生时替代受损部分,以维持核心产能。二是“硬件—生物”双保险的恢复能力支撑。抗逆性建构不仅要优化系统结构,还应强化基础设施与生物资源的有效支撑,以保障系统在遭受扰动后能够快速恢复。极端天气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通常表现为基础设施受损、生物资源损失,进而导致系统恢复能力丧失。因此,抗逆塑造需构建“硬件—生物”双重保障体系:在硬件层面上,应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尤其是通过补齐排水短板、构建智能排灌系统与土壤墒情监测网等措施,增强农田对极端天气的“主动防御能力”;在生物层面上,需建设区域性抗逆作物种子库、微生物菌种库等种质资源库,储备核心生物资源,确保极端天气过后能够快速补种或接种有益微生物,缩短系统恢复周期。

(三)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资源循环,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低碳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通过重构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再到分解者的物质循环链条,消减外部资源输入与废弃物排放,实现系统的低碳化与可持续性。农业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源,又借助土壤固碳、作物固碳等方式发挥着潜在碳汇功能。通过资源循环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碳源减排、碳汇提升是关键路径,实质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进行模拟,基于生态耦合模式创新开展系统优化,实现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促使农业生态系统从“线性耗散结构”转变为“循环平衡结构”。

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资源循环利用,构成了农业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冲击的“第三道防线”。该防线借助低碳转型路径,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长期韧性,其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绿色生产技术的碳源减排机制。农业碳源主要源于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投入品以及能源消耗。循环经济理论着重强调“减量化”,即依靠绿色生产技术消减外部投入,进而降低碳排放。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要实现保障国人身体健康、保障生产环境系统健康、助力大气环境系统健康等多重目标。为此,绿色生产技术的支撑不可或缺。具体而言,绿色培肥技术能够减少化肥生产与施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同时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固碳能力;绿色防控技术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农药生产链的碳排放;绿色修复技术可改善土壤生态功能,提升土壤碳汇潜力。这些绿色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内部资源替代外部资源”,实现碳减排、土壤健康、产能稳定的协同效应。二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碳汇提升机制。秸秆、畜禽粪污、农用残膜等农业废弃物,若随意丢弃或焚烧,会产生大量碳排放;若通过资源化利用纳入循环体系,则可转化为碳汇或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理论着重强调“资源化”,即依靠技术创新将废弃物转化为系统内可用资源:秸秆还田能够增加土壤有机碳,实现秸秆、土壤碳库的循环;畜禽粪污发酵生产沼气可替代化石能源,实现废弃物、清洁能源的循环;农用残膜回收再生可减少白色污染,降低塑料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该机制不仅能够减少碳排放,还可提升系统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系统对气候风险的长期适应能力。

(四)基于制度协同理论的政策协同,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制度协同理论认为,单一制度在应对复杂问题时存在局限性,需借助不同制度间的“目标协同、工具协同、主体协同”,凝聚制度合力,提升政策效能。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着应对气候风险、生态保护、粮食安全、小农生计等多重目标的冲突,政策协同的需求极为迫切。政策协同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协调多重目标间的冲突,构建政府、市场、农户之间的协同网络,以保障农业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基于制度协同理论的政策协同,是农业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冲击的“第四道防线”,通过制度保障强化系统韧性,其学理逻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源要素永续利用的制度协同。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耕地、水资源等核心要素的永续利用,尤其是对耕地土壤健康以及灌溉用水水质安全的保障。因此,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制度协同,需围绕要素保护、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设计政策组合。在耕地资源保护层面,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强化空间管控;通过实施轮作休耕制度强化时间管控;通过采取绿肥种植制度强化生态管控。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空间、时间、生态”三维一体的保护体系,为防范耕地退化提供政策保障;在水资源保护层面,借助农业水权交易制度、节水灌溉补贴制度、水资源红线管理制度,形成市场、激励、约束协同体系,有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些制度的协同效应能够有效地规避单一制度的局限性。二是政府、市场、农户的主体协同机制。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主体涵盖政府、市场与农户,三者的目标存在明显的差异:政府侧重于生态与粮食安全,市场聚焦于经济效益,而农户关注的则是生计的稳定性。这种目标差异性可能会引发政策执行的偏差。制度协同需通过政策工具组合来协调三者的目标。例如,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政策能够弥补农户因绿色生产而遭受的收入损失;碳交易市场可使农业碳汇转化为经济收益,激励企业与合作社参与碳汇农业;绿色保险制度则可降低农户因极端天气导致的损失,增强农户采用绿色技术的信心。由此,政策组合能够使政府、市场和农户目标达成一致,实现生态保护、经济收益、生计稳定等目标之间的协同,进而保障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三、气候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多维影响及韧性需求

鉴于前文所提出的理论逻辑碎片化、融合机制模糊、路径靶向性不足等三大问题,本部分从问题识别与韧性需求匹配的视角出发,系统剖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在生态、生产、社会经济三个维度所造成的冲击,明确各维度的核心问题及对应的韧性需求,从而为后续路径设计提供靶向性依据。

(一)生态维度:资源基础受损与生态韧性需求

气候变化在生态维度层面对农业绿色发展所产生的冲击,其核心在于对“资源基础”造成破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耕地土壤退化态势加剧。气候变化一方面对土地利用格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作用于耕地土壤质量。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会引发水土流失、土壤沙化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等问题,直接削弱土壤肥力与固碳能力,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土壤基础造成不利影响,部分传统农业区或因此转变为不适宜农业生产区;极端天气所引发的其他灾害,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化学品,进一步增加耕地土壤中的面源污染物,导致耕地土壤健康水平下降。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失衡。气候变化会引发降水模式的改变,不同区域水资源总量及其时空分布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导致“南涝北旱”的态势加剧;与此同时,冰川融化使得北方河流径流量减少,水资源总量与农业生产需求出现错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水资源供给形成制约。三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温度升高会使病虫害越冬阈值降低,从而导致次年病虫害的发生面积扩大,农药和杀虫剂使用量无疑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进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面源污染。与此同时,农业生态系统中害虫的天敌数量大幅度减少,从而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调控机制,加大了绿色防控的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生态维度的核心韧性需求在于提升基础韧性,即通过生态修复与资源管理等手段,恢复并强化耕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功能。对水土资源韧性而言,需构建具有“旱能灌、涝能排”功能的水资源调控体系,运用土壤改良技术增加耕地的保水保肥能力,以实现水土资源的供需平衡;对生物多样性韧性而言,需通过建设生态廊道以及恢复、保护天敌栖息地,将生物多样性维持在安全阈值范围内,增强农业生态系统对病虫害的自然防控能力;对碳循环韧性而言,则需采用土壤固碳与植被固碳技术,提升农业碳汇能力,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碳减排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效应。

(二)生产维度:产能波动与技术适应性韧性需求

气候变化在生产维度层面对农业绿色发展所产生的冲击,其核心在于破坏农业绿色发展的“产能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物减产与产能波动。洪涝、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导致农作物,尤其是主要粮食作物出现大幅度减产情况,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与农业绿色发展所追求的“产能稳定”目标相背离。二是种植制度与作物布局的重构。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温度上升会促使农业生态系统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纬度和海拔在空间上拓展。这使得传统种植制度,例如,华北平原广泛采取的冬小麦—夏玉米轮作模式,因积温不足或干旱加剧而难以维系,需对作物布局进行重新调整。然而,农户因缺乏适应技术与相关信息,致使转型面临一系列困难。三是病虫害防控难度显著提升。气候变化一方面会提高农作物病虫害虫卵的越冬能力,进而增大次年病虫害大面积暴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会改变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增加病虫害发生的不确定性及防治难度。在此情况下,传统防控技术的成效会降低,同时绿色防控技术的适应性与推广程度不足,致使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加剧。

针对上述问题,生产维度的核心韧性需求在于提升技术适应性,即依靠技术创新与推广,确保极端天气条件下产能的稳定性。对绿色技术韧性而言,需培育具备耐旱、耐涝、抗病虫等抗逆特性的作物品种,研发契合气候特点的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等绿色生产技术,实现技术与气候的精准适配。对生产流程韧性而言,需优化种植制度与作物布局,构建与当下气候特点相适应的种植模式,减少对外部化学投入品的依赖,增强生产流程的抗干扰能力。对监测预警韧性而言,需构建多灾种监测预警系统,推动灾害应对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御”转变,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三)社会经济维度:主体脆弱性与协同韧性需求

气候变化在社会经济维度对农业绿色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其核心在于破坏农业绿色发展的“主体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小农生计脆弱性增强。小农作为农业生产的关键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由于耕地碎片化、水资源获取能力有限、资金与技术支持不足,小农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较弱,其生计系统呈现出显著的脆弱性。极端天气一方面会导致小农经营性收入出现大幅度波动,另一方面会增加应对风险的生产成本,进而进一步加重生计压力,导致小农参与绿色发展的意愿降低。二是农业产业链中断风险加剧。气候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冲击是全面且系统的,其影响会沿着产业链依次传导。一方面,极端天气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对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极端天气也会对农业劳动力的健康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引发季节性劳动力短缺,对劳动力供给造成冲击。此外,极端天气还会对农产品加工与物流造成冲击,致使农产品产业链断裂,农产品价值难以有效实现。三是政策与市场协同性不足。如前文所述,当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多聚焦单一目标,与市场机制的衔接不够通畅,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对小农实施精准赋能,导致政策成效受限,市场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激励效应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从社会经济维度考虑,核心韧性需求体现为协同韧性的增强,即依靠主体协同与制度创新,保障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小农赋能韧性而言,需研发并推广低成本、易操作的绿色技术,恢复并健全技术服务体系与绿色农资供应渠道,提高小农应对气候风险以及参与绿色发展的能力。对产业链协同韧性而言,应运用数字技术搭建产业链信息平台,通过契约机制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小农,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全产业链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对政策市场协同韧性而言,需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激励的协同,激发各主体参与农业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四、基于不同维度的农业绿色发展路径选择

针对生态维度、生产维度及社会经济维度所存在的问题与韧性需求,本部分基于维度靶向性,提出系统性路径,旨在解决现有路径分散化、缺乏精准性等问题,实现韧性提升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效应,更有效地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一)生态维度:提升基础韧性,夯实农业绿色发展的资源基础

从生态维度的韧性需求视角审视,应围绕资源高效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恢复等选择相应路径,以更有效地夯实农业绿色发展的资源基础,增强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效能。

一是推广保护性耕作与轮作养地技术,提高耕地土壤健康水平。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实现耕地资源管理创新和可持续利用是核心实践路径。借助保护性耕作与轮作养地技术,重构耕地土壤生态系统,实现固碳增汇、减灾稳产、地力提升三大目标。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选择契合区域气候特点的保护性耕作措施;另一方面,实施豆科、禾本科轮作以固氮减肥、绿肥轮作激活土壤微生物等轮作养地途径,实现生物驱动的养分循环。

二是通过节水灌溉与雨水资源化利用途径,实现水资源韧性的提升。一般而言,节水灌溉与雨水资源化利用可通过工程、农艺、管理三个维度的创新实现多重目标。一方面,采用节水灌溉技术体系,促使水资源利用从粗放式到精准式转变。例如,智能微灌系统能够依据农业生态系统的需求进行供水;同时,可在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实施非充分灌溉,既能够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又可保障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强雨水资源化工程建设,如田间微集雨技术、区域级雨洪调控系统等措施,特别是灌排渠道与水库的联通体系建设,增强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

三是借助生态廊道与天敌昆虫栖息地的构建,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水平。该路径遵循空间联通、生境优化、种群调控的生态逻辑,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目标。一方面,依据生态学原理和规范,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科学规划生态廊道网络,并移除其中的部分障碍物,以更有效地解决农业生态系统中动物、微生物栖息地的碎片化难题。另一方面,加强农业生态系统的监测与适应性管理,构建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智慧监测网络。

(二)生产维度:提升技术适应性韧性,保障农业绿色发展的产能水平

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升生产维度的韧性,其关键在于依靠科技创新,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此保障农业绿色发展的产能水平以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应能力。

一是以培育抗逆品种为关键切入点,增强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一方面,基于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区域的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加大针对极端天气条件下具备较强适应性的种子技术研发投入,通过持续创新与突破,提升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与稳定性,确保作物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仍能保持良好的生长态势;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适应极端气象条件的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加快现代化种质资源库的建设,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有效应对极端天气等气候风险所带来的挑战。

二是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依靠智慧农业技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生产的空间布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部分农作物的物候期亦出现改变。通过借助信息化技术,运用大数据系统开展分析,筛选出农业生产中精准施肥(施药)与灾害预警等关键领域的智慧农业技术。一方面,促使农业生产从依靠经验施肥(施药)向依靠数字处方施肥(施药)的模式转变;另一方面,构建多灾种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农业灾害预警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御模式转变。

三是加强农业气象服务能力建设,保障农业绿色发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及时有效的气象信息尤为关键。为此,一方面要搭建气象监测与预警平台,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系统的建设以及响应机制的优化,以提供高质量的农业气象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监测及预报服务水平,进而实现对不同区域极端天气的精准监测与及时预报,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精准的气象信息服务。

(三)社会经济维度:提升协同韧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

前文已提及,社会经济维度的核心韧性需求在于提升主体协同韧性。基于此,应兼顾保障小农生计与产业链稳定的双重要求,遵循“三位一体”协同赋能路径,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是以小农生计为切入点,筑牢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重点开展契合小农经营规模、具有低成本与低风险特征的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工作,逐步提升小农对绿色生产技术的认知、接受水平以及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健全技术服务体系,通过农民田间学校、合作社技术员、村级科技特派员等渠道,提供持续的技术培训、示范及咨询服务,增强小农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能力与信心。同时,根据不同区域的地质地貌特点和农业生产实际状况,建立良种、有机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的稳定供应渠道,科学规划绿色农资供应点布局,提高供给主体的辐射效能,保障小农户能够及时、便捷地获取所需的绿色投入品。

二是以产业链协同与价值共创为手段,保障农业绿色发展价值的实现。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农业生产环节,还是产品加工、销售环节,均日益依赖数字化手段。为此,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搭建涵盖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的农业产业链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过程可追溯以及质量有保障。推动数字工具助力小农与市场的衔接,降低小农进入市场的壁垒,拓展销售渠道,减少中间环节,保障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电商平台等与小农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长期购销合同,规范订单农业,通过契约机制保障利益实现的公平性与稳定性。

三是通过政策制度创新,保障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一方面,将农业补贴政策的重心转向支持绿色生产技术应用、耕地土壤健康水平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护范畴,以此提高基层政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参与农业绿色发展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升级及韧性的增强;同时,依据区域实际情况深化小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托管等模式,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和规模经营,进而更好地保障农户权益。此外,应完善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农产品认证体系和监管机制,确保农产品能够实现优质优价,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收益,从而激发其投身农业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韧性理念融入农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升农业生态系统韧性的目标、任务和空间布局;推动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特别是不同区域应结合自身特点选择生态农业模式,例如构建农林复合经营体系、种养结合的循环型生态农业模式等,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抗逆性和稳定性。

五、结语

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背景下,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成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明确气候韧性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维度及耦合关系,构建了以四大理论为支撑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三维冲击及韧性需求,进而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路径。研究表明,气候韧性与农业绿色发展在能力与目标层面呈现深度耦合关系。需通过提升生态维度的基础韧性、生产维度的技术适应性韧性以及社会经济维度的协同韧性,实现抵御气候风险与实现绿色发展的双重目标。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对不同路径的“成本—收益”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具体区域开展实证研究,从而为路径优化提供更精准的依据。同时,可探索数字技术在气候韧性农业中的深度应用,例如,利用人工智能预测气候风险、优化种植方案等,进一步提高农业绿色发展的精准性与高效性。

（引文详见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