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不再是提升产量

提到农业现代化，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指标就是亩产多少斤？

这个指标曾在过去几十年内，牢牢占据着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位置。当中国人民还在为吃饱饭发愁时，提高土地生产率，让每一亩地多打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最急迫的任务。这种“向土地要产量”的努力，让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功不可没。

然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农产品供给已经较为充裕，我们是否还要抱着“亩产论英雄”的老观念不放？

01土地生产率：历史的功臣，当下的局限

土地生产率，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出。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多打粮食”是农业生产的首要目标。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农业发展首要目标就是解决粮食短缺和农产品供应问题，农业发展侧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

早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后，就出现过一个尴尬的局面：农民“卖粮难”、“增产不增收”。单纯增加产量，已经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关键的是，土地生产率的增长有其天然极限。一块地通过精耕细作、增施化肥能提升的产量是有上限的。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地”转向“人”，会发现另外被长期忽视的指标：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回报率。

02劳动生产率：农民能否成为体面的职业？

什么是劳动生产率？简单说，就是一个农业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能创造出多少价值。

从长远来看，必须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在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后，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会相应减少，但不能因为局部地区短时期内农业规模的扩大影响了土地生产率而因噎废食，否定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举措。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劳动生产率？因为只有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农业劳动者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农民的农业收入才能提高。而只有农业收入能够与第二、第三产业相媲美，务农才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而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劳动力存在明显的老龄化、兼业化和低受教育水平等结构性特征。纯农民在农村人口中的占比仅为7.4%，农业劳动的主体是45到60岁的中老年农民，年轻一代“厌农、弃农”现象突出。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务农？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意味着务农的收入太低。

03资本回报率：农业能否吸引真正的投资？

农业现代化不能只靠农民的自我积累。现代农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机械、生物技术、优良品种、水利设施……这些都需要钱。但钱是“长脚”的，哪里有回报就往哪里跑。

如果农业的资本回报率低，资本就会流向城市、流向工业、流向服务业。农村的资本被牢牢地限制在农业或部分商业零售等有限的领域，再生产性资本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当前，农业资本积累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农业投资回报不确定性过大。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叠加，让资本望而却步。

笔者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高于工业。这说明农业本身不是一个低效率的部门，资本也是能够农业获利的。真正制约农业发展的是体制性因素，如农村金融抑制、土地制度不完善等。

只有让资本在农业中能“赚到钱”，资本才愿意“下乡”；只有让资本不只是一时的“过路财神”，而是能够长期“留乡”获得可持续回报，农业的现代化才有坚实的资金支撑。

04.从“产量思维”到“效益思维”

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过去我们紧盯土地生产率，是因为“吃饱”是头等大事。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宽：劳动生产率决定农民这个职业的收入前景：务农，能不能养家糊口？能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资本回报率决定农业这个产业的吸引力：农业，能不能吸引人才？能不能吸引投资？

农业要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必须让这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回报率这两个指标亮起来。我们需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改善农村金融环境，让金融活水浇灌现代农业；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业成为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愿意投身的事业。

当我们不再只问“一亩地打多少粮”，而是问“一个农民能创造多少价值”、“投入的钱能不能赚回来”，农业现代化的命题才算真正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