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互助合作化时期的 “工分” 制《孟津文史资料》第12辑

赵和甫

从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的 30 年中，我县农民和全国一样，都是靠 “工分” 吃饭度过了大约 1 万个日日夜夜。凡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中老年人，大都清楚记得这样一段来历：“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 这句总结性实话。这种喊法，千真万确，并不夸张。这段历史有必要记载下来，留给后人研究和借鉴。为此，就回忆当年涉及 “工分” 的方方面面，分述于后。

一、“工分” 其名的由来与用处

“工分” 这个名词，在过去老辞书、词典中都找不到，只在近期出版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中注释说：“工分” 是 “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 那末，这个名词是由何起源呢？既找不到历史根据，也无文件规定，而是解放后，农民在互助生产中自创出来的。从我县来说，最早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吴福祥等就是首创并使用者。我 1954 年在他村（现曙光村辅笃庄）驻时，吴福祥曾说过这样一段来历：1950 年，他与几户邻居响应上级号召，成立农忙时在一块做活的互助组。初开始是工换工，你帮我做几天，我帮他干几晌，但天数多了，凭心记，容易忘，因户与户间互用工数不同，就说成谁多做一天按三斤五谷或谷子，隔几天一清互找补。但劳动一天者，算一个工；不够一天呢？按晌算，一天三晌，每晌一斤粮。可是，晌有长短，如农村忙季干活，下午一响就比早晨、上午时间长，咋办？又如干活不够一响又咋算工？在遇住这难题时，他们回想起山西老解放区农民互助生产有记 “分” 的办法。可为什么叫 “分儿” 而不起个别的名字呢？他们讨论结果又想，计长短者，是丈、尺、寸、分；计重量者是斤、两、钱、分；计钱者是元、角、分…… 总之，“分” 是最小的计数单位，凡做活不够整天整晌者，记成 “分” 这个名字最合适。在当时，还很少有包工的作法，多数农活都是实行按劳力底分记工。即最强壮劳力一天按 10 分定成底分，早上和上午各记 3 分，下午 4 分。较弱的劳力，因人制宜分别定为每天 9、8、7、6、5 分不等。从此 “工分” 的应用，一直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日益畅兴，竟有久盛不衰的生命力，而且是人人关注，家家户户都把多挣工分作为生活的靠山和全年计划的奋斗目标。指挥生产的社（队）长们也把工分作为调动社员积极性的 “灵丹妙药” 和促进社员打胜仗、攻难关的有力武器。因为 “工分” 既不同于金银纸币，又不同于粮棉实物，也不同于我国曾一度实行的粮、油、布、糖等票证。它的 “发行” 数量，既不用政府授权批准，又不妨害别家单位利益，也不必让社员大会事先讨论通过，而是可多可少，因需而定，需要多少有多少，由社（队）长一语定音，独拦 “发行” 大权。因而，不仅平时靠它调动千军万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任务，而且凡遇到生产中难攻的 “堡垒” 如冒雨抢险，劈山筑渠，井下救人，或遇特殊脏累农活社员望之生畏大都不愿干时，干部就使用 “重奖（酬）之下必有勇夫” 的 “法宝”，以定高分，奖励分的办法，来保证一切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工分” 的产生及其应用的复杂性

劳动工分的使用方法，随着农业互助合作形式的发展变化，群众摸索创造，不断改进完善。

（一）互助组阶段

从 1950 年后的二三年中，各村农民先后成立了互助组，被称为 “社会主义萌芽。” 当时农村土地改革刚结束，土地还全属私有，只是劳力互助干活，牲畜互相使用。这又大体分三种形式：

1. 临时互助组
   ：即过去农民曾自觉采用的农忙帮工，以人工换畜工，牲畜配惧，犁、耙、耧、车等大件农具互通有无，互换互借等，以大体互不吃亏为原则，一般多不斤斤计较。这时，还没有 “工分” 这个名堂。
2. 季节互助组
   ：一般有三户以上，在农忙季节如春耕、三夏、三秋期间，劳畜力大件农具组织起来，协商排开各户农活的先后次序，合作按时完成。户与户间人畜工不平衡者，记好账，以后还工，或折粮款付清。有的组就开始评工记分，按议定每分顶多少粮或钱的分值，多退少补。农闲时，组织解散。
3. 常年互助组
   ：有人叫它是 “初级社坯子”。除具备季节互助组相互帮助的内容外，一般还有以下几种特点：①开始正式评工记分。有一些容易按件计工或小包工的农活，如割一亩麦子，锄一亩地，挑一担（百斤）粪等，都事先议定出定额包工分数，有些农活如打坷垃，锄地边，犁地、扬场等不便计件或计件暂无研究出定额分数的，就按劳力底分计工。办法是，组里统一印成或自制工分票，按议定每分所值金额或粮食数，每天干罢活，由选定的记工员发工票；也有的是把所制的工票等份制到各户，每干罢活由农活户主把自己的工票按应发数发给别户干活者，每月、每季或一批工票用完后结算时，谁手中集票多者，证明是给别户干活多；少者，是干活少。最后结算时，多退少补结清。②农闲时组织不散，搞土地基本建设如垫塄、补壑、锄地边等，搞谁的地由谁给工分。③干副业者，采取副业收入与农业挂钩，交钱记分，先议定交多少钱顶一分，交来的钱作为公共积累，用以购大件农机具，或者让别的组员分钱出工分。

（二）初级农业社后 20 多年的记工办法

从 1952 年至 56 年初级社，以后高级社，又至 58 年后的人民公社，这三个阶级，虽然农业制度、性质不同，机构范围大小有异，但其内部社员劳动报酬记工分的形式与办法则大同小异，并都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不断改进完善的。其有关内容是：

1. 有较具体完善的包工定额
   ：各种农活凡能以计量定出分数者，都按一般劳力一天付出劳动可以完成的原则和所定尺度，定出每个劳动力当日应完成的农活定额。对个人和小组派活都实行四定（完成时间、农活数量、质量标准、定额工分）责任制。例如在离村距离一里远挑 100 斤粗肥记 2 分，人带架子车拉一方粗肥记 8 分；犁地不撤格子，达 5 寸深以上，每亩按远近、土质、地块大小分别记 4、5、6 分；耙地一遍每亩 1 分；锄麦 1 亩 5 分；割麦、割谷子每亩 12 分…… 还有各种夏秋作物从犁耙、播种到收打，每道工序都分项定出分数，有的还把农活名称、定额工分、质量要求标准等制成表贴在墙上，也有的印成小表订成本子，干部社员人手一本，使大家清楚自己做啥活，做多少，做成啥样，能记多少分。
2. 记工方法，形式多样
   ：各地根据本单位干群的文化水平，习惯爱好，经验教训，因地制宜，采用不同记工方法，有的还不断更换，或交替、混合使用，较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 ①记工单：这一般是用作记工的辅助 “工具”，或者叫社员干活应记工分的原始凭据。因为较大的核算单位，劳力多，农活杂，一天甚至一响就出动多路人马，干不同农活，记工员或队长不可能都在现场，因此各工地的带工小组长或临时负责人就可用自带的笔、纸，甚至纸烟盒废纸也行，把干啥活，劳力姓名记下来；有的队还专门从印刷厂买回象医生 “处方” 大小的长方形正式 “记工单”，上面印有月日、午别、地点、干啥活，领工（或记工）人；下面写干活人姓名。有现成包工分数者，也可就地把各人应挣的工分数记在劳力名下；无定额工分者，就按底分记工，或只记人名，回去交给记工员。
• ②工票：印刷或自制工票，分 1、2、3、5、10 分等面额，加盖队长、记工员私章，由社员掌握，每做罢活地头发票，或每晚社员到记工室发票。这办法好处是发着方便，社员拿到工票心里落底。缺点是，印制太多了，投资大，有些开支不起，也易混乱丢失；印少了，周转期短，尤其是忙季用量大，不几天用完了，想叫社员把工票全交来分户记在账上，不误工票周转循环使用，但这样往往多天收不齐，容易混乱；还有对记工员发票不放心，必得另选别人盖私章专给记工员及其家人发票，易出矛盾。因此，用工票的办法，以后逐渐减少。
• ③工折：即多数是购买印刷厂正式印刷的 32 开、64 开或 128 开纸的小本本，一般是凡属劳力，每人一本，皮上写着劳力姓名、队名等，内边每页上方印有月日、早晨、上午、下午、加杠等栏目。每天记工员在各响栏中记清应记的工分数。一般是按截止工分季度，一年用一本，下年即换用新工折。一直到高级社、人民公社几十年中，用此办法较普遍，好处是，劳力大都能随身自带，当天甚至地头就可由记工员把工记上；细心人还分月分季用算盘合计自己和全家的总工分；记工员只要把工折上记上，一般自己不再重复登记存根，也不盖私章，只到季终收回工折合计各家总工分，再记入帐上，比较省事。但有弊端是，社员在工折上涂改工分者，屡见不鲜。
• ④工表：是把全队或分组用一张大纸画成工表，上边的横表头一般分 10 天、半月或 1 个月，每天又分早、午、下午、夜晚加工等应记分数的栏。表左边从上到下把全队或组所有劳力姓名都写上，把表贴在墙上或放办公桌上，每天或隔几天记工员按各组报来的记工单把各劳力名下记上工分，无出勤者，都空白或划上 X。也有的单位是只在劳力出勤栏内用笔杆或细竹筒盖个红圈，无出勤者空白或按个别的记号。到月底再合计各个人出勤总数和应记的工分写在工账上。这个记工表的办法，好处是每个劳力在大表上都能一眼看出谁出勤多少，有利于比较，竞赛追赶；记工员只凭各组送来的记工单当天或隔天在表上登记就行了，不用每晚挤一屋子社员记工熬半夜。但缺点是，社员心不落底，怕自己做活工分记不上。据实践，也确有记工单当天甚至几天不到记工员手，有的竟会丢失；记工员若稍有粗心、漏记、错记或张冠李戴者，不断出现。
3. 干部待遇是 “工分”
   ：除了人民公社的干部是脱产干部，国家发工资外，凡不脱产的前高级社和以后变为大队的干部，都靠的是挣工分。根据范围大小，选出数名管理干部，其待遇是按职位高低，公务误工多少，采用记全工、半工或定额补助等办法记成工分，同社员一样分红。其中，根据机构体制不同，又大体分三个阶段、三种干部计酬办法。①初级社时，是属由国家供给半脱产的小乡（有一段改为管理区）干部领导。各初级社少者一二十户，多者七八十户，一般是 30 户左右。社务委员会的干部一般 5 至 9 人，正社长 1 人，副社长 2 人（男女各 1），会计 1 人，保管员 1 人。委员（鞭把组长、生产组长、记工员等）数人。都根据公务误工多少，定额补助工分，与社员同样分红。②1956 年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 1958 年公社化后的 1961 年，这一段正是毛泽东 1961 年 9 月在邯郸写给政治局的信中说：“我们对农村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在大队”。他还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队而不在大队，我们过去过了 6 年之久的糊涂日子（56 年高级社时起）。” 在这 6 年的时间里，高级社以及后来都变为生产大队，一般都在百户以上，甚至千户，范围大了，机构层次和干部人数都相应增加，如高级社（大队）下设生产队，队下还有生产组等。在干部待遇上，高级社（大队）“主干” 全年要挣 3600 分以上，副职干部及生产队、生产组干部都实行误工补助工分，在本队参加全大队统一工分的分红。③1962 年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后，小队的干部，仍在本队与社员一样分红，至于分值高低，各无异说。后来，各小队贫富不同，劳动日值也高低悬殊，大队各位干部从大队拨回误工应补的工分到本家生产队，分值高了，自然没啥说；若过低，就有意见。如某大队的秘书、会计、副支书、公安员、民兵营长、妇联主任等副职干部，年底都从大队开回误工补助 180 个劳动日，他们都用此数在本队打入分配，但是，不仅所分粮食有差别，而日值金额有的高低相差近一倍，这问题，各村都存在。有的大队就采取不开工分而开金额、粮食数，但分值低的队一看大队副职干部仅误工补助就比小队主干待遇高出一大截，不接受，常有为此争吵不休。最终也很少有满意的解决者。
4. 包工包产和以产定工
   ：在高级社后的 6 年中，由于分配权在大队，而产生了 “大锅饭” 现象，社员劳动不积极，在分配和记工方面出现几个矛盾难解决。其一是各小队或分组记工分，各组对工分掌握宽严程度不同，实用的同样工分，其所产的粮食等实物数量不能一样，大队统一核算拉平分配有困难。其次是各小队的人口多少，地质好坏、人均土地面积和所产粮食等各有差别，若统一按人拉平分红，既不合理，又挫伤高产单位的积极性。于是出现有些地方试行包工包产，超奖减罚，或 “以产定工” 的办法。所谓包工包产，是大队统一对各小队进行 “大包”。在进行顺序与方法上，是首先按上级布置各种作物种植面积（当时是计划经济，农村各种作物面积都按上级分配计划种植播种），再因地制宜规划到地块，定出每种作物从犁耙播种，底肥追肥，田间管理，到收打结束，按大队统一制订的包工定额，算出每亩、每种作物及全队各种作物全年总需用工数；再加上牲畜饲养，运送公粮，干部待遇，小型基建，抗灾等田间以外用工，定出全小队（或组）总应用工分数。与此同时，定出小麦、红薯、棉花、五谷、谷子、豆类等作物面积、单产、总产量，依据当时国家收购价格，再算出总产值。这样在一个小队（或组）就算订成了 “双包” 计划，并写成文字，附上超奖减罚的规章，大小队签名盖章。到年终只要完成这产量（各种作物增减不同者，可按价值互折以总产值为准）计划，就可以按原定工分与全大队统一分值参加分红，若超产者，按原订规章奖给粮食或工分；反之，若无完成计划，按罚规少给粮食或工分。

若是以产定工，其作法与 “双包” 一样，所不同者，全大队统一按产量（值）定分红的工分，也可以说是以产值换工分。增产者，按比原计划增产幅度增加同样比例的工分；减产者，同样按比例减少分红的工分。

这些办法在执行中，虽然干部绞尽脑汁，仍是矛盾重重。由于各小队平时工分开支的宽严程度不同，再加上农业生产是露天工厂，虽在定时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到，但毕竟它既有强烈的季节性，又有地理环境差万千别的难料性。到年底一结算，实用的工分与大队原定的总包工数很难一致，不是多，就是少，咋办呢？因为全大队统一分红的工分值一样，各小队实用工分多者，本队各户原挣的工分就得比例下降；反之，若减工者，就可按比例上升后参加分红。

总之，不论包工包产或以产定工，超产减工得奖者，皆皆大欢喜；凡减产或超工受赔者，都要找出各种客观理由，纠缠不清。也有的小队闹本位，宁愿受罚，也故意隐瞒产量，产多报少；在生产中搞掠夺性经营，尽量少投工投肥急功近利，搞一点长远性建设。这样一来，有些大队就采取监督办法，大队干部分工包队，尤其在收麦收秋季季节，叫各小队互派场长，日夜监视粮食过秤。但越这样搞，不仅小队之间互相猜疑，越有矛盾，分配困难仍然不少，弄得公社、大队干部无所适从，社员也越干越没劲。难怪毛主席说 “过了 6 年的糊涂日子。” 一直到 1962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止，孟津才据此把各社队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小队，纠正了生产队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才相对减少了一些不该发生的矛盾。

三、工分的结算和参加分配

社员所挣工分的分红办法，通常是，夏季工分分夏粮，秋季工分分秋粮，金额全年统算。因为麦秋农活是穿插进行，工分难以截然分清，夏秋作物用工数量各不相同，收入产量、产值也不同，况且哪一季丰收，哪一季受灾也难预料，因此夏秋截止工分的时间各队不完全一致。一般是分麦用上 10 月至当年 6 月 15 日前后截止的工分；分秋粮的工分在 10 月 1 日前后截止。大体掌握既使两季总工分不过分悬殊，又不太耽误会计总结各户工分参加分配粮食。在这个阶段，记工员是大忙人，因为平时不论采用哪种记工办法，都很难做到日清月结，按时算清，有一些责任心强办事利索的记工员，又有会计帮助，早动手，到截止工分后三两天就能把各户工分彻底算清；而有不少生产队往往过时多天，还有漏记的，错记的，小队、大队干部补助工分没弄清等等，拖拖拉拉几十天还算不清。不仅耽误会计准确给社员计算分配，还有的粮食、红薯坏到地里或堆在场里分不下去，引起社员不满。

关于夏予分、秋总结，是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粮食分配。不管工分多少，甚至憨傻 “五保” 等无工户，都得有饭吃。所以分配算法是把所收总粮食数，先扣除公粮、种子、饲料、必要的储备粮和机动粮等，余下的即为社员口粮总数，被应分粮总人数算出个平均数。按有关政策规定，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或人劳比例（人劳各半、人 7 劳 3、人 6 劳 4 等）办法，进行分配。烈军属应稍高于平均数；劳动工分多的户，人均吃粮也高于平均数；工分少者，就适当低于平均数。在各户未算清前，因急于分粮可暂定量予分数，到结算清后，与应分数不符者，多退少补。二是秋总结，即全年统算粮食、棉花、油料等实物账，又统筹金额账。各户粮食按应分数超分或不够者，多退少得；金额的算法是：全年农业收入总产值加副业等纯收入，扣除农业税金，公积金，公益金，下年各项生产费用等款额后，即为社员应分红金额，被总工分除就得出每个劳动日（10 分）日值，各户全年所挣的总工分折成劳动日，乘日值就等于该户总应分红款数。每户所得工分款与所分粮食物价值对比不够者，即为欠款户，应再拿钱交队补给余款户。

四、“工分” 的贬值和变味

劳动 “工分” 在农村几十年的广泛应用中，其 “功绩” 不可埋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 “身价” 从广大农民的心目中逐渐有所 “贬值” 和变味，其表现是：

（一）工分多少，难以准确反映出干活的数量和质量

在初级农业社之前，人们确实把工分看得既神圣又金贵。但时间一长，越来越多的人们单纯追求工分数量，而忽视完成农活数量和质量。只要出勤记上工，就算完成了任务。磨洋工，混日头，出勤不出力者一天天多起来。尽管干部想尽办法把包工定额定详细，又导致做农活量够质差、犁地撤格子、锄地草上飞、茅粪里清和粗肥 “黄土搬家”。刨红薯论亩，刨出的没掉的多；摘棉花论斤，只摘大朵，而僵瓣小朵都剩在棉棵上。虽各队都订有检查验收制度，但干部验收后，表扬容易批评难，同时，队干部确也难以处处检查周到，因而产生了做好做坏一样记工分，结果会做细活的社员也不细了。

（二）记工分的弊端多

许多社员不满地反映说：“出力不挣分，挣分不出力”，“老实人吃亏，奸滑人占光。” 除了少数人涂改工折、假报虚工、偷奸取巧混工分外，记工员本人或与队干部联手作弊者，屡见不鲜。据 1963 年笔者在曙光驻队时，负责对曙光、河清、宁咀、柿林等 4 个大队 63 个现、原任记工员进行培训、整顿与清查，据自己坦白交待或群众检举揭发，经核实，记工员本人（家）有多记贪污工分的 46 人，占 73%；为会计、队长等干部额外多记工分者 39 人，占 62%。因为多数队在分配决算前都把各户总工分出榜公布，社员们也多有意专看干部家的工分数，若少数出入，不容易看出，如果过分悬殊者，各家劳力平时出勤情况，社员心里都有个账，因而一眼就能看透。据查实，有的队长，会计家竟敢一宗多添两三千分，因此社员议论纷纷，争吵打架，上访告状者，日有所闻。

（三）工分的实际价值低，在群众中失去 “威信”

几十年的经历中，不论农业丰收或歉收，不论东南平原或西北丘山，劳动日值超过 1 元者，可以说在全县 2000 多个生产队中也是寥若晨星，一般都是三五毛钱。有些穷地区，日值更少，生活也更苦。如 1979 年煤窑公社 13 个大队，132 个生产队，劳动日值最高的煤窑，竹里两大队的生产，平均为 0.218 元，少的柳树滩，后村只有 0.14 元。后村大队共 116 户，1979 年人均只分粮食 112 公斤，就这吃粮还得倒找钱的有 54 户，占总户数的 46%。马驮生产队王抓子 40 多岁，身强力壮，光身一条，一年四季，因怕耽误挣分，亲戚舍不得串，有戏不得看，除下雨雪外，一天三响出勤，按理说，多劳应多得，勤劳应该丰衣足食有钱花，可是合作化后 20 多年中，劳动日值少时 7 分钱，最多没有超过 1 角 6 分钱。劳动一年，除了填饱肚子，每年分红还是全队人均款最多的户，多者有一二十元，少者仅三五元，连件棉袄也买不住。早晚上工回来捎带拾柴火，连煤也烧不起，一直想娶个媳妇的愿望更难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都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工分” 也随之完成了它的服务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