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选阅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职业化问题论析

农民的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实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小农户向职业农民的转变，是劳动工具由传统农具向现代化农业生产工具的转变，是农业家庭由“靠天吃饭”向依靠农业生产科学规律吃饭的转变，是组织方式由家庭代际传承向职业化选择的转变。

（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

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6%，而第一产业劳动占比达到70.5%；第二产业劳动占比为17.3%，生产总值占比为47.6%；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只有11749.9万千瓦，人均粮食产量为319公斤。可以看出，彼时农业劳动人口占比巨大，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生产主要依靠人力，效率低下。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僵化的农业组织方式的束缚，表现为大规模的劳动力壅塞在狭小的农田中，大量的劳动力蜷缩在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中。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劳动力在向外流动的过程中也带动了农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提高了农村生产效率。

改革开放后，各类农产品产量逐年上升，在人口总规模翻一番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提升至2024年的501公斤。通过机械化耕犁、播种、收割等，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截至2024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15888.4万千瓦，是1978年的9.86倍。新时代以来，农业机械总动力规模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机械产品的升级更新。在总动力提升的同时，农机数量有所减少，小型拖拉机降幅尤为明显，2012年和2024年分别为1797.23万台、1482.55万台。这说明，农业生产机械正处于向高质量升级换代的阶段。从总量上来看，农业投入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显著提升，但是与农业强国相比仍然有明显的差距。随着大中型农机逐渐替代小型农机，农业生产方式也逐渐向劳动节约型方式发展。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农机设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而且也带动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做出面向现代化的优化，这些都要求传统小农户做出相应的改变。一是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不断提升与农机设备的更新换代，强化了对操作者技术技能水平的要求，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就业门槛，要求农业劳动者具备专业的设备操作能力。二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加持，需要在种植、收割、粮食存储以及土地的监测与管理等环节形成科学作业方案，需要对播种密度、水浇灌溉、施肥用量、农药喷洒等一系列环节的把控更为精准，这都需要农业劳动者掌握科学种田知识和农作物管理技术。三是更强大的现代化生产能力要求对耕地资源进行进一步整合，并需要更高水平的劳动分工，“新型农民”不仅要掌握农业生产知识，还需要掌握并适应相应的管理与经营模式。

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既要求农业劳动者具备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生产作业的能力，也要求其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在此过程中，以人工耕锄、背桶喷药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将被淘汰。同时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大规模应用，将进一步推动农业劳动形成职业性的门槛和标准，要求农业劳动者具备职业劳动者所需要的能力与素质。

（二）现代化社会流动要求下的结果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进行社会流动是其必然的伴生性社会现象”。无论是基于现代化建设需求，还是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传统农民都将持续分解与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民阶级的分解与流动是推动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村成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一个直接原因。随着一系列制度性变革对农村社会成员多重束缚的逐渐消除，农民群体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也逐渐分解为不同的概念群体。当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已经形成了农村户籍人口、农村居住人口和农业劳动者三个由大到小、交错叠加的圈层结构。截至2023年，三个圈层对应的人口规模为7.29亿人、4.77亿人和1.69亿人，表明已有相当规模和比例的社会成员从劳动内容和居住环境的角度开始脱离“农民”的概念。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转移已成定局，传统农民群体进一步分解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也有城市居民开始向农村渗透，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社会流动要求农业劳动职业化。

一是农民的分解流动整体上表现出单向性的特征，即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居民向城市社会转移。第一产业劳动者占比由1978年的70.5%降低至2024年的22.2%，下降幅度很大，并且仍在持续，农业劳动者在规模比例上进一步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率先向工商业转移、向城市流动。“人口流动造成乡村人口结构失衡，民生社会问题凸显”，特别是相比于城市地区，“老年人口在农村更加聚集”，加之生育率普遍降低的趋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三是青年人口在择业过程中对劳动内容、居住环境、收入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成员在自身及子女择业的过程中更希望接受本科教育，从事白领工作。”追求城市中的高效率和高品质生活仍然是大多数农村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期望，社会流动仍然以“农转非”为主流趋势和基本特征。

综合这些因素可以明确：一是农业劳动者在数量和劳动占比上仍将进一步减少，这种减少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农业劳动人口占比逐渐降低，为化肥、农药、农机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大规模使用提供了可能性，也为耕地资源整合提供了空间。农业劳动人口的量变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质变，农业生产过程需要作出适应更少劳动力规模和更大经营面积的生产方式改革。二是农业生产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实现转型升级，这不仅是适应现代生产力的需要，还是新一代青年劳动者对劳动岗位的要求。换言之，农业生产活动要吸引青年劳动者参与，就需要提高农业劳动过程的质量，优化劳动环境和提高劳动收入。由社会流动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作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也要求农业劳动者以一种新的、更高质量的劳动形态呈现。保障粮食生产，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提升农业劳动者收入等一系列问题，仍然要在高水平社会流动的基本背景下通过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来实现。农业劳动职业化是以更小规模的劳动人口进行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农业生产劳动的根本性出路。

在大规模的“农转非”社会流动下，土地承包者、农业经营者与农村居住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开始松动，这为耕地资源的整合和提高农业劳动质量提供了可能。部分农村人口开始在政策的支持下尝试以租赁或扩大承包的方式整合更多的土地，如通过家庭合作、乡邻合作的方式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在现有的条件和制度下，城市人口直接进入农业活动的还是极少数，但已经开始出现以资金或创意的形式投资涉农产业的现象，开启了一场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各类新型设备工具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农田耕作，为农业农村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城市要素的进入，城市社会中的优质精神文明会逐渐拓展到农村社会的生活领域，重塑着农村社会的生活理念，深化了工农商之间的合作，促使农业在交流和竞争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密切农业劳动者与外界市场的联系。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各国，城乡差距普遍存在，但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公共产品供给差距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社会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一系列制度性约束不仅使城乡之间存在客观的发展差距，而且隔绝了城乡之间包括社会成员在内的各类要素流动，形成了城乡割裂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流动、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有效防止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农业生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底色，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要缩小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农业农村能够吸纳城市工业中的积极因素，推动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不仅要吸纳城市中的资金资本，还要积极运用科学技术，改进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组织方式，吸纳优秀的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此外，还要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方案的科学化和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水平。这不仅要求农业产业模式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和农村社会主体能够进一步实现人的现代化。上述要求需要农业劳动实现职业化的转变，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这并不是要消灭农民，而是要让农业劳动者在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方面得到提高，并使其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

从农业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一方面，农业劳动者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参与者，也必然是农业现代化成果的分享者。城乡融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农民与其他行业劳动者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安全才有保障”。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绝不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收，而只能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劳均耕地面积来提高种粮收入。另一方面，农民的概念总是伴随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的农业劳动者，要求农业劳动者从劳动力素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方面全面适应新型农业生产活动。

在“三权分置”的政策支持下，随着先进农业生产科技的应用，耕地资源也开始在不同的社会主体间流动和整合。截至2022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5.32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4.08%，这就使得职业农民有了存在的客观基础。随着农业劳动的职业化不断深化，其内部构成方面和劳动力规模占比都会产生新的变化，需要我们认识职业农民的构成情况，预判各类农业劳动者的规模变化。

（一）职业农民的构成群体

现阶段，农业劳动者仍然以传统小农户为主体。2017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中的农业劳动者占到总农业从业人员的90%。随着技术革新和社会流动加快，农业劳动者概念下的社会群体也开始在劳动方式和组织方式的维度进行进一步分解和重组，目前主要由“传统小农户”“种粮大户”“农业技能劳动者”三个规模上由大到小的群体构成。

耕地资源的经营权在不同社会主体间的转移，使不少小农户从劳动内容和土地经营的角度脱离了“农民”范畴，促成了“种粮大户”和“农业技能劳动者”的快速发展。他们实际上已具有“职业农民”的雏形。传统小农户通过扩大经营面积发展为种粮大户是他们提升自身能力的表现，也是获得更高收入水平的现实途径。根据学者的调查数据，截至2018年，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平均达到了380-430亩。对于中国而言，这已经不小了。但是，农田分散零碎仍是突出性问题，平均每个家庭农场经营15块土地，农田分布甚至还面临着跨行政村的现实情况。在现阶段农场的主要生产经营模式下，“种粮大户”仍是小农户的扩大版，人力投入过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具体的农业劳动过程和劳动环节中仍然需要与农业技能劳动者相结合。

农业技能劳动者目前主要是指各类农机手和智能农机操作员。与发达国家农机设备主要由农场主家庭自己掌握自己使用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农机设备主要是以社会服务的方式进入农业。一台农机在农机手的劳动中可以服务不计其数的经营主体，甚至可以跨省作业。因此，农业技能劳动者未必经营大规模的耕地，而是以操作设备、提供劳务的方式参与农业活动。他们能够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技术，是最狭义、最初步的“职业农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力量。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新型农机设备正在快速发展。新型农机和农业技能劳动者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在更多的劳动环节由机械力取代人力，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机械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的农业生产力持续提升，以及耕地资源进一步整合的空间扩大，使得以传统农具进行农业劳动的方式得到更大程度的淘汰，这些因素的叠加将进一步压缩小农户规模，扩大农业技能劳动者的规模。因此，随着农业劳动职业化的推进，“小农户”“种粮大户”“农业技能劳动者”之间的规模关系很有可能发生反转。

各类农业技能劳动者目前主要以“个体劳动”“流动作业”的方式参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部分劳动，就业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由于农业劳动作业受季节性和地域性影响较大，就业也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推进和职业化农业劳动者规模的扩大，“职业农民”概念下群体类型将进一步丰富发展。农业生产环节更细化，劳动标准更精细，“职业农民”的内涵也将更丰富，进而像工业生产活动一样逐步形成各类“工种”，使农业劳动的组织更科学、更专业。因此，各类农业技能劳动者在数量增加的同时有望超越“个体劳动”的形式，以企业或社会组织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服务农业产业的新型市场主体。新型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劳动力需求在市场中进行匹配，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他们可能就职于“农业工作站”或“农业生产公司”，以更完善的培训、管理与服务进入农业。

（二）农业劳动者的规模变化

随着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土地资源利用的进一步优化，农业劳动者在规模和结构上也会进一步变化，最终与其他产业构成人员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中国在农业劳动职业化后需要多少“农民”呢?这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变迁议题，需要根据经历了现代化阶段的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加以综合考虑。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农业劳动力占比过高的国家难以称之为农业强国。一般而言，农业强国的农业劳动者占比不超过10%，剔除新西兰这类以农业为重要经济产业的国家后，“世界农业强国的这一比例均低于4%并且多年来基本稳定”。可据此推算中国的情况。

——考虑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的长期性和土地资源的分散性，初步按照10%的劳动力占比规模进行计算，那么在当前的7.3亿劳动力总规模下，第一产业需要7300万左右人口，届时劳均耕地面积约为25亩。

——如果按照4%的标准进行计算，则第一产业劳动者需要3000万人左右。从第一产业劳动力规模的绝对值来看，这都仍然偏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业强国相比仍然偏小。同时，对于职业化后农业劳动者规模的估计，不能只关注其他国家的参数比例，还需要根据生产力要求和劳动者的生活要求进行衡量。职业化的农业劳动者不同于小农户农业劳动者，他们需要进行全职劳动。这样，才能够保障其收入与其他相当水平的劳动大体相当。如此，农业劳动才有吸引力，高质量的职业农民队伍才能真正形成。这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水平需要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进行衡量，即只有获得与其他产业劳动相当水平的工资收入，才可能保证农业现代化就业质量和职业农民的发展质量。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41314元，在一般家庭农场经营中，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水浇、机械化播种、收割以及松土之后，“每亩净收入在300至500元”（取中间值400元每亩）。

——基于以上数据折算，平均每位职业农民需要经营管理100亩土地方能达到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因此，在18亿亩红线的基本要求下，保守估计职业化后农业劳动者规模不大可能超过2000万。

——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下，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差距也将全面缩小，农业农村劳动者对于生活的要求标准也会进一步提高。如果以当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的水平和粮食种植的亩均收入标准进行推算，劳均耕地面积需要进一步扩大至130-140亩，第一产业劳动者规模可以缩小至1500万人以内。

当然，这只是考虑粮食种植农业，如果考虑渔业、畜牧业以及相关辅助产业的就业，也考虑农田资源的分散性、崎岖性等不利于大型农机进入的负面因素，以及小农户的长期存在和中国农民的兼业传统，这一数据偏于理想。但是，如果考虑到地理条件较好的农场和农业科技的更充分应用，又会相应压缩农民规模。在目前的生产力下，这都是完全可行的。

总之，在农业劳动职业化的推进下，大略地说，中国对第一产业劳动者需求减少到两千万人左右，占到当前劳动者总规模的2%至3%或再略高一些，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大体符合农业强国建设和已经走过这条道路的国家的发展规律。

职业农民在中国的发展刚刚开始，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效果尚未清晰显现。但借鉴国外发展的规律，结合中国农民和城乡发展的特殊背景可知：在农业劳动职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者不仅在全体社会成员结构中的占比和规模发生了变化，而且在社会属性上会发生某些质性改变。这些变化整体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一场积极的社会运动。

（一）经济意义：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构成部分。”2024年，全国城乡收入比为2.34。从基尼系数的角度看，全国层面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新世纪以来一直处于0.45以上，截至2024年，全国基尼系数水平为0.465。2011年，农村基尼系数发展到0.3897，为所公布的历年数据中的最大值。2012年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城乡数据的最后一个年份，该年农村基尼系数为0.3867。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全国层面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

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薄弱、收入差异较大是全国层面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根本性原因之一。一方面，农业生产劳动的附加值较低，劳均规模较小，总收益难以提高。在2021年刚刚实现脱贫的9900多万人里，多数是以务农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活标准刚刚超过每人每年2300元的水平。另一方面，在部分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工商业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从整体上拉大了农村社会的收入差距。在城市更高收入水平的叠加下，造成了全国层面高基尼系数的现象。

从劳动力构成情况来看，截至2024年，农村社会中拥有2.61亿劳动人口，其中农业劳动者为1.63亿。这说明，有至少1亿农村劳动人口全职从事第二三产业，如果考虑农业人口普遍兼业的情况，农村社会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当量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从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构成情况来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已经成为农村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占到76.3%。农业劳动与工商业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农村社会收入差距的主体。种田收益低，从事农业劳动就缺少动力。在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单元，劳均十余亩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劳动的确不利于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占比为22.2%、29.0%和48.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则为6.8%、36.5%和56.7%，农业劳动产值与劳动力投入形成倒挂。这说明，当前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占比过高而产值较低，大量农业劳动者难以获得与从事其他产业劳动相当的经济收益。

支持推进农业劳动职业化进程，一是有利于在各个农业劳动环节中深入应用科学技术，以更多的机械劳动替代人力劳动，以现代农机设备替代传统耕锄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扩大劳均面积，提高从业者的收入水平。三是以农业劳动职业化过程提高农业劳动质量，以高质量劳动换取高水平回报。当前中国的农业劳动者普遍兼业，如果将兼业群体视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来看，那么农业生产活动是农村广大务工人口在工商服务业的劳动间隙中完成的。农业劳动职业化有利于提升以农业劳动者为核心的农村成员的现代化能力，适应更高水平的农业产业发展，使之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提升生活水平。

（二）政治意义：促进工农之间多要素融合

促进工农之间多要素融合，是一个涉及工业与农业、农村与城市、工人与农民多角度全方位的复杂议题。这其中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既包括社会成员间交流融合，也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尊重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也需要通过政策进行引导与推动。因此，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和社会议题，而同时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发展战略。推动农业劳动职业化，不仅能提升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还使其劳动过程、劳动组织显著区别于传统小农户，这也决定了其在经济关系和社会属性上与传统小农户存在明显差异。

农业生产中，农业劳动者是农民概念的核心，农民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是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在社会成员方面的集中表现。农业劳动者与二三产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反映了农业的生产关系与第二三产业组织生产关系之间的差别。从传统小农户到职业农民的发展，本质上是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农业劳动职业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农业劳动者自身的事情，而且是以吸纳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先进因素为主要方法，革新农业产业，促成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新变化。

对于城市工业化对农业产业的改造，恩格斯曾推演了这样一幕：“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这种发展理念在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在中国，农业发展同样需要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有所区别的是，中国对于职业农民的培育是通过提升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水平，使农业劳动者能够掌握农业科学技术，进而在生活水平方面也逐渐向工人趋同。职业农民的发展并非以工人淘汰农民的方式进行，而是要赋予农业劳动者现代化的能力，从操作工具、劳动环境、劳动素质等各方面缩小与工业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农业劳动者实现由小农户到职业劳动者的升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农民的工作环境将更像是一个企业，这既可能是农场，也可能是服务类企业。粮食作为农场生产经营的产物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内实现流通交换。职业农业劳动者的劳动获得的是职业报酬，因此，他们从社会属性上更像是“工人”，大体上属于企业的员工，能够在利益的追求下自发地组织农场经营和自主地面对市场环境，这与人民公社“社员”有着显著的区别。这就在实现农业生产高效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农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了，从而为以“五险一金”为代表的各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至农业劳动者提供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更高劳动素质和收入水平的农业劳动者，也会对农村社会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正如工商业带动城市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一样，职业农民的发展也同样会带动农村社会的治理水平。因此，推动农业劳动职业化，会从多个角度全面缩小农民与工人、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

（三）社会意义：强化社会成员在多维度流动

尽管职业农民的劳动对象仍然是农作物，但是他们的劳动工具是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这要求他们能够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的岗位能力要求。在农业劳动职业化的推动下，以代际相传为特征的农业劳动力培养方式也将进一步被淘汰，转而需要通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来掌握农业劳动技能。因此，职业农民未必是出生在农村家庭或是农村社区成员，他们是根据个人的劳动意愿而选择了农业。要成为“新农民”，就需要提升自身进入该领域的专业劳动能力。职业农民的学习教育也并非针对农村社会成员，而是针对所有有意向从事相关产业劳动的群体，从而逐步破除了一部分人需要进行农业劳动的身份性义务，也从侧面扩大了农业劳动权利的范畴，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与机遇。

一方面，农业劳动的职业化发展进一步拉动着传统小农户中的农业劳动者向外流动；另一方面，在传统农民群体选择离开农业农村的同时，社会成员自主选择进入农业产业的机会也将不断扩大。一是农业劳动作为一种职业，逐渐与其他工商服务业劳动岗位一样，在市场化中进行劳动力与岗位需求的配置。在“三权分置”的政策支持下，不仅仅是土地的经营权在社会成员间得以流动，也为城市中的劳动力能够进入农业活动提供了可能，非农业家庭甚至非农村居住家庭的成员以就业的方式进入农业具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从而开启了社会成员在一二三产业之间全领域、多方向流动的新阶段。二是农业劳动职业化不仅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环节的劳动质量，同时提升了岗位竞争力。只有当农业劳动收益与其他劳动收益相当时，这种工农之间的双向流动才会规模化显现。在目前的政策制度框架下，这种流动已经初见端倪，农业劳动职业化将成为这场社会新流动的总阀门。

是否是农民家庭出身，是否居住在农村地区，将不再是对农业劳动者的要求，掌握相应的劳动能力和自身拥有参与农业劳动的意愿才是成为职业农民的基本要求。其一，农业劳动职业化使得传统农民群体能够在市场的调控下自由择居和自主择业，有利于社会成员的流动。其二，一系列农业劳动环节在专业化、高水平的推进下，将形成一系列新的职业岗位，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只是行业的差别，社会成员选择农业劳动与选择其他行业劳动一样，在物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将大幅度缩小，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其三，农业劳动职业化为从业者带来的收益，将从现实的角度增强社会成员对农业劳动的认同，这比苦口婆心的说教更有效。最后，作为职业的农业劳动，将彻底不再是部分社会群体的身份性义务。职业化的农业劳动者可以就职于各类农业产业经营主体。“离职”“跳槽”都会成为职业农民的自由选择，社会成员将更大程度地实现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机构、不同岗位之间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