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志华 | 中国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华民族在长期农耕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的现实呈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的贺信和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关部门大力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活态利用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国农史研究已逾百年。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农史学科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概念、话语体系、农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业不是一个单一学科，而是一个与农业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行业，甚至是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系统的复合性与交叉性自然会反映到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和文化遗产体系的构成上。农业文化遗产有多种类型，农业文献类遗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是各种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和生产经验的载体，离开了农业文献资料，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往往无从谈起。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并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有其典型性，流传下来的农业文献一脉相承，丰富而独特。我国农史研究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有别于西方知识范式。近年来兴起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发轫于农史学科，其研究成果是构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自主知识体系的有力支撑。知识体系由学科、学术和话语组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应具有鲜明的自主性、本土性与时代性特征。构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对于创建我国农业历史知识范式、彰显农史研究历经百年发展所形成的时代特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着重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融合演进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时代性等角度，对我国农史学科发展与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作进一步思考。

一、百年农史研究之渊流与农业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的构建

（一）百年农史研究肇始于中美合作

国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高润生、罗振玉等学者在农业历史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1915年，施永高作为美国农业部专家曾在中国寻到古代农业历史文献资料中关于柑橘类水果坏死病的防治方法，这对于现代农业生产有着重要启示作用。为了进一步促进美国人对柑橘知识的了解，迈克尔·哈格蒂在美国农业部植物管理局官员瓦尔特·斯温格尔的支持下，将清代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柑橘部分共500页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种资料汇编翻译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农业历史价值的再认识。1920年，由金陵大学校方、农林科科长芮思娄和美国农业部图书馆委员会主任施永高等组织建立了金陵大学图书馆合作部，这个合作部具有典型的中外合作的特点。而收集、整理、研究中国的农业历史资料是当时合作部的主要工作，该合作部成为我国最早的农史研究机构。

可以说，我国的农业历史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金陵大学成为我国农史研究的发起地之一，培养出一批农史研究学者，开启了我国农业历史学科化发展的进程。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古农书”这类前人留下来的农业文化遗产上，为各种古代农书编制索引，后来逐步发展到“整理古农书”，以抄录、搜集方志资料为主，收集整理了大量农史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金陵大学也开展了中国农史研究、农史教育工作。可见，20世纪20年代在金陵大学开展的对中国古农书进行索引、目录汇编以及收集整理有关农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具有中美合作的特点。

（二）政府主导下的整理工作丰富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农史研究契合当时国家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需要，得到了蓬勃发展。1953年，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整理并研究祖国医农遗产。1955年4月25日至27日，农业部宣传总局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统一了对农业遗产重要性的认识，要求各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迅速开展相关工作。各部门随即落实会议精神，例如，1955年6月农业部发文指出，“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总结劳动人民长期创造和累积起来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加强当前农业生产实践的指导，除已注意搜集古农书及相关地方碑志等文字记载外，对于流传在各地农民群众中的农谚，亦是体现祖国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资料，亟应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搜集整理”。

在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20世纪5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学院、西北农学院、华南农学院、浙江农学院等农业高等院校都大力开展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相关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南京农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史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的设立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设立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和编印中国农学遗产资料及图书，并进行有关中国农学遗产的专题研究。

从当时农业部的发文和农业高等院校的实际工作看，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目的在于从传统农业生产经验中汲取农耕智慧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而传统农耕生产技术经验集中于古农书、地方碑志和农谚中，当时，整理古农书备受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三项内容：编印古农书总目、重刊古农书、标点注释古农书（及若干重要古农书的辑佚）。当时，研究成果最多的当属辑佚、校释古农书的项目。因此，当时宣传、弘扬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主要指挖掘、整理古农书等农业遗产，农业遗产的丰富内涵厚植于传统农耕社会流传下来的农业历史古籍文献之中。

（三）农史研究范围的扩展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学术体系的建立

随着整理农业遗产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关于农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范畴、学科体系构建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并达成了学术共识。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哪些属于农业文化遗产。王毓瑚将农学文献分为三类；万国鼎对农业遗产提出古籍文献和实践成果两分法；梁家勉将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分为文献（包括谣谚）、资源（生物和古文物）、传统操作三大类；石声汉提出农业遗产研究分为实物、经验技术和文字记载三类法。这些讨论很重视有形的农业遗存和无形的传统技术，强调我国农业历史文献的重要价值和农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学术体系性创建的必要性。

万国鼎认为大部分未经农事生产的知识分子写在书本上的农学文献难免有不切实际之处。王毓瑚、石声汉与万国鼎的观点存在共识之处，认为民间流传下来的从生产实践中直接总结出来的生产技术和法则更具真实性、现实价值。这些民间流传下来的技术与法则集中体现在农谚方面。1958年,在农业部的主导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收集农谚的工作，最终在所收集十多万条农谚的基础上归并整理出31400条汇编成《中国农谚》书册，20世纪80年代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包括上、下两册。这部系统的农谚资料集将我国农谚分为作物谚语、措施谚语、林牧副渔谚语和气象谚语四大类。农谚直接反映了农民的传统经验，在此基础上将农业科技与传统经验高度融合而成的农业“八字宪法”应运而生。

在农史研究方法上，学界强调农学文献整理应与实地调研相结合，不能一味钻进故纸堆中。《补农书研究》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诞生的名著。《补农书》是明末清初张履祥创作的反映嘉湖地区农业生产实践的农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陈恒力及其助手王达为了著校该书，多次到浙江嘉湖平原实地调研，将实地调查结果如人力规整的田地、农具、插秧密度等第一手资料与古农书研究深度结合，二人所编著的《补农书研究》多次再版，至今仍是研究江南农业经济史、明清太湖流域农业史的重要参考书籍。

随着农史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固态的、物质的、活态的和发展的农业文化遗产。具体涉及农田水利、作物栽培、农业思想、农业制度、农事节庆、农业文献等方面，出现了很多代表性著作，农业考古也有很多新发现，还出现了专门以考古为特色的学术期刊。20世纪90年代，吕平提议建立“农业考现学”，提出应关注现实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传统因素、事物，这些或是传统的传承、发展、变异，或是传统的残片。有的表现为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考现学”关注传统与现实的融合，是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重要方式。可以说，经过农史研究学者的不懈努力，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内容、思路都有了进一步扩展，农业文化遗产学术体系已经构建起来。

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融合演进

（一）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我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创造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2002年，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了名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保护和适应性管理（Conservation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of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的项目。其中“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直译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将“GIAHS”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粮农组织界定的农业遗产系统主要指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尤其关注其中对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作用的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国内较为通用的名称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虽然所译名称略有不同，但其内涵没有改变。

我国是率先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成为首批项目保护试点。2012年4月，原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发掘工作”，我国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个进行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评选、保护的国家。2013年之后，原农业部先后出台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编写导则》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试行）》，并评选了包括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内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近年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数量、类型不断增多和丰富，其中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有25项，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达188项。2026年1月12日，农业农村部公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名单，拟将“北京大兴沙地西瓜栽培系统”等90项传统农业系统列入其中，这些项目涵盖种植、养殖、渔业、茶文化、果树栽培等多种农业类型。这些候选项目若被评为正式项目，那么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数量将有一个重大提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认定既体现了国家重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亦表明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已被全社会广泛认知，其被破坏、被遗忘、被抛弃的危险局面正在被扭转，其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独特的生态景观深受民众的关注和喜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以此为主题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中，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预期目标。

（二）新时代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融合演进

新时代，在农业文化遗产被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下，我国的农史研究契合“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需求，迸发出更加深远而持久的发展动力。农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偏重于技术性遗产到如今扩展到更广泛的文化遗产，至此百年农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目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已经成为农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农业高等院校的农史研究机构深入参与到社会服务中，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例如，2023年，南京农业大学与苏州市共建南京农业大学苏州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院，依托高校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当地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利用工作。从“文化遗产”这一术语看，其内涵是不断演变的，“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强调历史和艺术意义拓展到非艺术创造；从普通环境拓展到特定环境；从有形拓展到无形”，随着内涵被不断扩展和丰富，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包容性也在逐步增强。李文华指出：“农业文化遗产植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传承了故有的系统、协调、循环、再生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了许多宝贵的模式和好的经验，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是区域文化的杰出代表。

实际上，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语境下已经成为公众广泛认可的一种“话语”，而学界百年的农史研究在融合当今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构成了我国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这里的农业是一个包含了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概念，既包括生物资源以及耕作技术、制度，还包括农业生产礼俗、农作文化等。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是由品种资源、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农业习俗、传统技艺“五位一体”而组成的系统（见图1）。

品种资源可以称之为种质资源，包括植物与动物品种资源，植物资源包括种植业的农作物品种资源，如传统的五谷品种。动物资源包括畜牧业品种资源，如传统的六畜品种。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在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传统绿色循环生产模式、农业工具与器械、农田水利工程、地方特色农业产品、农业聚落、遗址遗存、农业生态景观等；而遗存的实物、环境等有形遗产包括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生态景观，主要是由传统农耕社会长期的生产技术、耕作制度所形成的，如江南地区独特的塘浦圩田景观系统就是与这一地区水稻生产技术与稻麦两熟制相适应的。如果将品种资源、生产技术、耕作制度作为农业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农业习俗、传统技艺等民俗就是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习俗与农业生产、耕作系统密切相关，农业生产礼俗来源于农业生产，饮食礼俗与农业生产程序相一致，“不时不食”与“不时栽培”有着共通之处。从传统农耕社会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来源于农业生产、耕作制度，如传统的农人衣着设计是出于适应和服务农业生产的目的。因此，这一体系中的品种资源、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农业习俗、传统技艺是相辅相成的，在相互联系中统合成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

图1 农业文化遗产“五位一体”学术话语体系

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具有复合性及学科交叉性的特性，研究农业文化遗产需要借鉴历史学、农学、考古学、生态学、环境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管理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具体农业文化遗产时应将农业考古学及农业历史文献学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不仅要从历史上遗存的实物（如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景观方面去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更应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农业文献方面去挖掘其中的价值。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中，对“历史性”标准的要求是系统及其包含的物种、知识、技术、景观等在中国使用的时间至少有100年历史。现在继承保护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是经过我国传统农业历史积淀遗留下来的，研究当前的农业文化遗产问题就需要立足于历史时期我国传统农业研究的基础上，在农业考古发现、农业历史文献钻研方面下功夫。农业考古是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和遗迹、画像等材料来研究农业问题的学科。农业考古重视农业发现，需要研究考古发现的出土环境与背景、时空分布及区域类型、传播和发展变化等问题，并从实物中分析其中的联系、包含的信息等。除了考古材料外，农业文献（古农书）是我国农耕文明最直接的载体。因此，应对那些保留下来的农耕文化遗存进行有效保护，那些已消失但对农耕文明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遗产则需要我们依靠古代农业文献去挖掘，并进行活化利用。在历史研究领域，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农业文献的深入钻研，应沉浸于文献中钻研经典，搜集整理农业文化遗产文献资料并分析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生态、社会等层面的价值，更好地支撑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时代性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鲜明自主性、本土性的知识体系。

首先，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本土性根植于丰富、悠久、独特的农业历史文化。从农业考古上看，我国的农业发展有上万年历史，是最早驯化水稻、粟等作物的国家，从三谷、五谷到九谷、百谷，中国人对于栽培作物有着自主认知体系；除了粮食作物之外，中国人对蔬、果、花卉等园艺植物亦有独到的认知。古代文献承载着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元素，从甲骨文中零碎、有限的关于农产品和农事作业的记载到清代大型官修农书《授时通考》，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性农书、专题书等，农业历史文献在一脉相承中被不断丰富。悠久的农业历史文化孕育产生了优良的农业技术传统，包括“三才”和“制宜”的思想认识以及传统技术，如精耕、间作和套作，生物防治，沟洫和农田水利，选种与育种，“不时栽培”，农产品贮藏和加工等。由于我国的农业种植代代传承，几无中断，因此形成了人们多元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信仰，以及各种代表性的农业遗存。这些丰富、独特、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遗产是形成中国特色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

其次，我国百年农史研究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我国农史研究最初呈现出中外合作的特点，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农史研究的主力一直是我国的农史学者，在政府主导下推进农史研究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农史研究专家，如北京农业大学的王毓瑚、薛培元，前者搜寻农书，后者研究中国农田水利史；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南京农学院的万国鼎致力于搜集古代农业文献；研究畜牧史和果树史的专家有谢成侠、戚成柱、张勔新等人。西北农学院的代表性人物有夏纬英、石声汉；华南农学院的丁颖、梁家勉、谭彼岸等专家致力于整理农业遗产，丁颖是我国水稻栽培史研究专家，梁家勉为我国古农学书目的辑录作出过贡献。浙江农学院的游修龄作过《齐民要术》的专书介绍，后致力于中国稻作史的研究。以这些院校为前身的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涉农高等院校后来都成为我国农史研究的重地。农业重点高校的农史研究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万国鼎认为：“祖国农业遗产，一方面固然必须充分掌握古农书和其它书籍上的有关资料（有时还须兼及考古学上的发现），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梁家勉提出，农业的现代化要遵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百年农史研究是农业文化遗产形成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

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在原农业部的有关规章中，“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定义为“我国人民在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世代传承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一定义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导下的“GIAHS”项目，而我国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评价体系。粮农组织将典型的“GIAHS”项目分为十种类型，即以山地水稻梯田为基础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复种/混种为基础的农业系统、以林下叶层植物为基础的农业系统、以游牧与半游牧为基础的畜牧业系统、传统的灌溉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复杂的多层庭园系统、海平面以下系统、部落农业文化遗产系统、高价值的作物和香料系统及狩猎—采集系统。

从这些典型类型可以看出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评选项目时更加关注农业遗产系统，强调农业遗存及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并且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一直“活着”发扬现代价值的农业生产生活场景、遗址，这些系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化景观。而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粮农组织认定的实物性质的农业遗产系统（遗址），还包括农业历史文献、技术方法等。总体来讲，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既包括固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又包括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传统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文献（古农书）及农业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称之为固态、物质性的农业文化遗产；世代流传下来的农业实践经验和成就，比如能保持甘薯经年不坏的因时因地的井窖贮藏技术方法，有效防止白菜根腐病的白菜、韭菜间作等经验，以及已消失或保留下来的与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农耕文化遗存，都可以称之为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依据我国具体情况，王思明将农业文化遗产主要类型划分为农业种质资源、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工具与器械、农业工程、农业特产、农业聚落、农业遗址遗存、农业景观、农业文献档案、农业制度与民俗十大类。这样的划分既符合我国国情，也彰显了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鲜明的中国特色。

除了自主性、本土性之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具有时代性，积极回应时代需要，是与时性、包容性农史研究的必然结果。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在引入我国时是存在争议的，争议点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上，粮农组织关注的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遗产系统，有些学者认为“农业文化遗产”这一名称存在误导性，且农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以农业遗产为研究对象，农业遗产是公认的学术话语。对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相关讨论促进了国内学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实际上，农业遗产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致的，农业文化遗产从广义上讲就是农业遗产。目前，从“农业文化遗产学”到部分高校开设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本科、研究生课程表明，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时代学术话语。农史研究从来不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从20世纪初中美合作的农史研究从传统农学文献中挖掘出解决美国现代农业问题的技术方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技术性农业遗产研究成果为基础提炼的直接指导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再到当今以思想、文化遗产为主导的学术研究，揭示出农业文化遗产绿色生态、观光体验等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启示，农史研究的包容性、与时性成就了符合时代需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是时代话语，代表着农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在加强文化自信、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语境下形成的。系统研究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丰富优良种质资源、完善绿色生态生产技术和耕作制度、传承四时共生农业习俗和优秀传统技艺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寻农业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应从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中汲取保障粮食安全、保持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经验智慧，以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服务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实践，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提升治理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在生态文明方面，现代化与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面临的难题深化了人们对人与环境和谐共进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从这个层面讲，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正是回应全球生态危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理论使命。在文化观念方面，我国优秀农业文化蕴含“尊重自然、天人合一、邻里相助、和谐共生等观念，与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命运共同体等发展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农史研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是构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鲜明时代性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国农史研究已逾百年历史，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美合作项目，经50年代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开展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工作而获得蓬勃发展，农史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并以古农书校注为基础构建了农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学术体系。进入21世纪，随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深入开展，农史研究从侧重技术性遗产转向重视文化遗产方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成为农史学科研究的重要方面。在保护农业遗产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农史研究在融合了重要农业遗产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构成了我国独特的“五位一体”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在这一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五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品种资源，农业习俗和传统技艺来源于农业生产、耕作制度，也影响着生产技术、耕作系统的发展。

新时代的农史研究在践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的理念中获得了新的契机和动力，百年农史研究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在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要加快构建符合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凸显其所具有的鲜明的自主性、本土性、时代性。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本土性体现在其根植于我国丰富、悠久、独特的农业历史文化，而百年农史研究亦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农史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不仅包括农业遗产系统，还包括农业历史文献、技术方法等，以及与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农耕文化遗存。同时，农业文化遗产是时代话语，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亦代表着农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在新时代的农史研究中，仍应重视农业考古、农业文献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业考古、农业文献支撑了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在充分认识农业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并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的基础上，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应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重大议题上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