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 | 农业、文明与中国社会转型：第六届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成功举办
2026年4月17日至19日，第六届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航头镇航川村成功举办。本次工作坊由中国社会学农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农林大学乡村文化共富研究院（杭州市新型重点培育智库）、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建德市航头镇人民政府、建德市航头镇航川村村民委员会承办，并得到《北大社会学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青年研究》《中国农村观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江西财经大学学报》《Agricultural & Rural Studies》《农业经济与管理》《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术月刊》等十余家学术期刊的大力支持。工作坊吸引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工作坊以“农业、文明与中国社会转型”为主题，采用“田野调研＋实务座谈＋学术研讨”的融合模式，将村庄调研、农创客座谈、专题研讨、圆桌讨论和平行论坛嵌入航川村真实场景。既亲临研究对象所在村庄进行学术思想碰撞讨论，也建立与研究对象面对面对话的平台，使研究贴近乡土，贴着老百姓的酸甜苦辣，也使村民理解学者们研究讨论的关切，增进相互理解。本届工作坊的会议组织方式本身即构成了一种学术方法。它没有把村庄作为静态的背景板，而是把航川村作为理解农业转型、乡村运营、青年入乡、集体经济与农业文明问题的田野入口。正是在民宿、农场、大棚、美术馆和村委会议室之间的往返中，学者们共同讨论农业社会学何以面对新时代的技术、资本、组织与文明问题。
专题研讨主要围绕“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变迁与路径探索”“技术治理与牧区的社会转型”“城乡关系重塑与乡村发展新路径”“城乡关系重塑与乡村发展新路径”“城乡关系重塑与乡村发展新路径”“农村集体经济的未来与希望”等六项议题展开，集中回应农业现代化、城乡关系重组与乡村制度变迁中的前沿问题；圆桌论坛则聚焦“AI时代下的农业文明传统与道路演进”“AI时代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村运营”“AI时代下的农业经营主体、乡村主理人与农业经营新模式”三大主题，围绕AI时代背景下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议题、田野工作与学术方法展开深入交流；四个平行论坛则分别以“制度变通与乡土实践：乡村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劳动重构与农业转型：黏性、链条与县域生态”“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与个体：社会结构与心态”“特色农业的地方实践：产业承接、品牌预期及组织延续”为主题，就20篇论文展开深入讨论。
4月18日上午，与会学者首先进入航川村开展田野调研。随遇民宿、如宁所院、军中梦特训营、玉见乡甜水果玉米基地、云下美术馆等点位，构成了航川村乡村转型的几个关键剖面。这里既有农户家庭劳动力重新进入村庄经营的故事，也有集体经济组织、乡贤、返乡青年、乡村振兴特派员、文化特派员、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组织过程。
航川民宿的生成并非简单的乡村旅游项目。随遇民宿经营者原在外经营餐饮，后在村干部动员下返乡创业，依靠低房租、家庭劳动力和就近用工形成新的生计结构。如宁所院则呈现出从“第一批动员”到“第二批主动报名”的转变。展现出航川村从首批12家民宿、204个床位发展到如今32家民宿、726个床位，背后并非单纯的市场扩张，而是村庄信任、干部带动、银行授信、政府项目和农户风险判断相互嵌合的结果。所谓“农房变客房、自然人变法人”，正是农户从家庭资产持有者转向经营主体的过程。
玉见乡甜水果玉米基地展示了另一种农业转型逻辑。基地通过土地流转、设施大棚、特色鲜食玉米、火龙果采摘、椰枣包装和秸秆再利用，把种植、加工、销售、旅游和村民就业连接起来。基地长期用工以本地妇女和老年人为主，按小时计酬，时间相对灵活，由此使农业不只是资本投入和技术应用的场所，也成为村庄劳动力再组织的空间。军中梦特训营、云下美术馆和航川爱情村等业态，则说明航川村正在通过研学、文创、非遗体验、婚恋场景和摄影培训，把公共空间转化为可经营、可体验、可传播的乡村资源。
因此，航川村的经验不能被概括为“环境好、项目多、游客来”。更有分析价值的问题是：一个村庄如何通过集体统筹、农户参与、青年返乡、外部资源嵌入和公共空间运营，把分散的房屋、土地、劳动力和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产业结构。这一问题也成为随后“青乡共融”座谈和圆桌讨论反复触及的核心。
青年入乡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地方人才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浙江近年来持续深化青年入乡集成改革，截至2025年11月，全省累计培育农创客超10万名、现代“新农人”58.4万名，并形成“一区一园两站”等乡村创业创富平台。航川村的青年入乡与农创客实践，正发生在这一政策与社会背景之中。
在“青乡共融”座谈中，宏羽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慧、鸿浩智慧农业负责人姜涛、家味航川公司韩芳以及家味航川公司董事长劳立江，与学者们围绕规模化养殖、智慧农业、乡村运营和集体经济展开对话。黄慧是典型的农二代经营者。她从父母5万羽蛋鸡的老厂起步，扩展到30万羽蛋鸡、年产鸡蛋5400多吨的现代养殖场。她的分享表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不是简单的“多养一点”，而是技术体系、生物安全、原料采购、人员培训和生产数据管理的整体升级。规模扩大以后，老经验不再足够，标准化流程和实时数据成为经营安全的基础。
姜涛的双孢菇工厂化种植则体现了另一种青年入乡路径。他受父辈农业经历影响，在航头镇建设智能化、全温控的双孢菇基地，设备投入约1600万元，日产量达到3.5吨至4吨，年产约1300吨至1500吨。其困境并不在于“不会种”，而在于如何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稳定量产标准，如何处理每年数千吨菇渣，如何培育本地技术工人，如何在产能不足时处理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之间的张力。这个案例说明，智慧农业并不是技术设备自动带来成功，而是技术、地方资源、劳动力组织和市场渠道之间的持续调试。
韩芳的故事则展示了乡村运营人才的地方性。她并非作为外来职业经理人进入航川，而是从临时协助村里“三改一拆”等工作开始，被逐步卷入村庄公共事务和乡村运营之中。她熟悉村民关系、民宿经营者诉求、公共空间维护和外部团队接待，正好处在村集体、农户、游客和政府项目之间。劳立江进一步把航川经验概括为“需求”和“生态”两条线索：乡村运营既要回应游客与市场需求，也要形成能够托举农户、集体与企业的生态系统。
与会学者围绕这些案例提出的问题，超出了“青年返乡创业”的叙事。周飞舟教授指出，新一代农业经营者已经出现，但农业社会学不能只研究手机、无人机和平台，还要进入生产现场，理解真实的劳动、风险和组织过程。他特别关注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提示学界思考乡村运营公司是否可能形成一种类似合作组织的新型社会组织。熊春文教授则追问“共富”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农创客如何带动普通农户，村集体如何与经营主体分配收益，乡村发展如何避免只成为少数经营者的成功故事。这些问题使座谈从经验介绍转向了农业社会学的分析议题。
18日下午，工作坊正式开幕。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鲁可荣教授主持开幕式。鲁可荣教授在主持中表示，本届工作坊首次将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放在村庄现场举行，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上午的航川村调研和“青乡共融”农创客座谈，使与会者不是在会议室中抽象讨论农业、农民和乡村社会，而是在村庄现场观察乡村产业、青年入乡、家庭经营和地方治理之间的真实关系。他指出，组委会始终致力于为青年学者提供学术成长机会，此次将会议放在航川村，正是希望把文章“请”到大地上，让学术讨论从鲜活田野中生长出来。
建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副主任李佳在欢迎辞中介绍了建德深厚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和近年来推进青年入乡的实践。她表示，建德是一座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山水名城，也是新安江水电站所在地和“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建德围绕“青·城纪”青年入乡品牌，系统推进青科、青创、青训、青匠、青潮等板块建设，整合闲置农房、山水林田湖等资源，为青年创业、乡村实践和校地合作提供支持。她希望农业社会学界能够在建德留下更多理论启发、实践建议和青年人才，也欢迎更多高校学生与青年学者把建德作为理解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田野。
鲁可荣教授在串场中进一步指出，浙江长期重视乡村人才振兴，从“两进两回”到“金牛奖”等实践，为青年入乡和乡村发展提供了丰富经验。航川村之所以成为本次工作坊的举办地，并不只是因为民宿发展较好，更在于其以农业为基础，在建德市委市政府、航头镇和村庄经营主体共同推动下，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与航头镇共建MPA研究生实践基地后，持续开展社会实践和田野调研，也使航川村成为青年学子理解农业社会学问题的重要现场。
中国社会学会农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在致辞中，把农业置于“农业、文明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议题中加以理解。他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农业转型和社会转型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农民正在年轻化，农业生产正在高度技术化、工厂化和产业化，这些变化正在重塑人们对农业的传统理解。农业之所以值得被反复研究，正在于它始终是与水、土壤、空气、植物、动物等自然要素关系最密切的产业。即使现代农业不断通过设施、技术和管理手段把生产过程与自然环境隔离开来，人对自然亲近、对有机生活和本真存在的追求仍不会消失。
周飞舟教授进一步谈到，农业现代化不仅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深刻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只是市场、技术和资本问题，更是劳动力和社会关系问题。无论是民宿经营中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弹性协作，还是规模农场中对本村劳动力的灵活组织，都说明农业经营无法简单照搬工业化、工厂化的劳动逻辑。真正从事农业经营的人，虽然会使用现代化话语和技术工具，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必须处理家庭、邻里、雇工、村庄和地方社会之间复杂而细腻的关系。
结合航川村调研，周飞舟教授认为，当前乡村振兴实践往往是一种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模式：农民出地，政府和集体提供基础设施，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投入，乡村运营团队负责策划和经营，而真正与土地、作物直接接触的，仍然是农民。这种看似“麻烦”的组织过程，恰恰体现了农业社会学的价值所在。农业社会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所有文明产业的根基都在农业之中，所有现代产业即便高度发展，也无法完全脱离动物、植物和自然过程，更无法取消人对自然、生命和共同生活的基本体认。
周飞舟教授强调，在文明意义上理解农业社会学，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这里的“和”并不是简单的要素流动或市场交易，也不是把城乡融合理解为资源、资本和人口之间的单向流通，而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之上形成一种互相体谅、互不伤害、以对方为重的关系方式。这种“和”的根源，来自人对自然、动植物、天气、灾害和生命过程的原初尊重。它不是反对市场，也不是拒绝技术，而是在市场和技术之上保留一种文明层面的节制、体谅与共生。如何使这种农业文明的本质在高度技术化和AI时代焕发新生，正是理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
开幕式最后，鲁可荣教授作简要总结，认为周飞舟教授的致辞实际上围绕“农业、文明与中国社会转型”作了一场高度凝练的学术报告，也向与会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业社会学的田野究竟应当关心什么、研究什么，又如何使高校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李佳副部长、周飞舟教授和鲁可荣教授共同预祝本届工作坊圆满成功，也祝愿与会学者在航川村的田野、交流与讨论中收获满满。
专题学术报告环节，与会者围绕中国农业转型议题，就六个专题展开讨论。每个议题单元35分钟，采用“1+3”模式，设1位主持人、1位引谈人和3位与谈人（含1位期刊编辑+2位领域专家）。发言15分钟、与谈兼讨论20分钟，总计35分钟。
在“大农业、大食物观”不断拓展的背景下，畜牧业尤其是草原畜牧业，已成为理解食物供给、生态治理、边疆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道路差异的重要切口。农业社会学关注的并不只是牛羊生产方式本身，更是自然条件、国家制度、市场体系与牧民行动逻辑如何共同塑造牧区现代化的历史路径。议题一由浙江农林大学鲁先锋老师主持，北京大学王娟老师进行论文汇报，题目为《从生计到经济：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模式辨析——基于对内蒙古牧区的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宋雪飞老师、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中山大学陈奕山老师与谈。
王娟基于对内蒙古牧区的考察，指出既有研究存在对传统牧业浪漫化想象、将牧区问题视为封闭系统、忽视牧民能动性等不足，并提出应在更长时段中考察草原畜牧业从“生计型牧业”向“商业型牧业”的转型。论文强调，传统时期未大范围发生“公地悲剧”，并不意味着共有草场天然稳定，而在于粗放牧业中自然灾害充当了天然的草畜平衡器；新中国成立后的集约化改造、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与草场商品化，则推动牧民从“有需要时卖一只羊”的生计逻辑，转向“出售羊羔/牛犊”的周转逻辑，并进一步嵌入“牧繁农育”“北繁南育”的产业链分工之中。宋雪飞老师肯定论文通过区分“生计型牧业”与“商业型牧业”，将牧民行动放回制度变迁、市场结构和产业链重组之中加以理解，从而避免了简单批判现代化或浪漫化传统牧业的二元叙事。她进一步建议，文章可围绕“牧民的理性”展开更充分的理论化阐释，特别是补充大市场结构、流通渠道和价格形成机制，以揭示牧业从生计体系转化为经济体系时社会组织、空间分工与风险逻辑的深层变化。朱启臻教授认为，论文提醒学界在重视“三农”的同时，也要更充分理解“三牧”，尤其要看到游牧文明并非落后形态，而是具有自身生态智慧、文化价值和社会组织逻辑的生产生活方式。他建议文章在讨论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模式时呈现更加多元的路径，既看到转场游牧作为生活方式和文化资源的价值，也看到牧场经营、饲草种植、牛羊养殖与产业融合之间可能形成的复合型现代化道路。陈奕山老师肯定论文清晰呈现了传统牧民生计、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业集约化改造以及市场化背景下牧业转型的连续过程，认为文章关于传统草原为何较少发生“公地悲剧”的解释具有较强启发性。他进一步指出，草场生态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草地承包制度，还应同时看到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畜群数量上升和大市场嵌入带来的复合影响，由此深化对市场化、生态治理与牧民理性之间关系的讨论。
在基层治理日益依赖数据、档案、图表和空间测绘的背景下，技术已不只是政策执行的工具，也在不断改变权利被识别、被确认和被争议的条件。草原牧区产权治理的特殊性，使我们得以观察社会性差异如何被转写为技术口径，并在多轮制度更迭中逐步沉淀为难以撼动的权利依据。议题二由浙江农林大学鲁先锋老师主持，内蒙古大学孟根达来老师进行论文汇报，题目为《技术定权——基于草原牧区的经验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张洁老师、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河海大学郑琰老师与谈。
孟根达来基于对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牧区的长期田野调查，关注一群被贴上“不会放牧”标签的东北蒙古族农业移民，分析其最初的社会性分类如何在后续制度序列中被不断技术化、档案化和固定化。研究指出，在草场承包、测绘确权、草畜平衡责任卡、禁牧补奖和股权量化等政策环节中，技术嵌入使原本可协商的社会性合约逐渐转化为难以争议的技术事实，并通过去道德化、去历史化和通约化机制形成“技术定权”。张洁老师认为，论文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提出“技术定权”这一具有概念潜力的分析工具，并通过持续田野把政策节点、权利变化与行动者处境贯通起来。她指出，案例中原住民与新移民围绕草原牧场产权经历了长期博弈，但最终争议空间被技术判定和技术锁定不断压缩，这使文章能够较好揭示技术治理如何重塑产权争议的边界。周飞舟教授指出，论文的重要启发在于揭示“产权是一种历史现象”，中国农民和牧民对产权的理解往往通过向前追溯历史来获得合法性，而不是只依赖抽象法律规定。他强调，技术是一种“去历史”的治理术，证书、图件和测量数据会截断复杂历史并形成新的技术起点，因此“技术定权”既要看到其消解历史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制造新历史和新治理秩序的一面。郑琰老师认为，论文打破常识之处在于，技术治理在牧区草场产权鉴定中能够比在农区更加顺滑地进入并发挥支配作用。他指出，草场作为公共资源，其权利客体和使用方式不同于农地，削弱了历史性主张对技术治理的反制力量，因此文章可进一步挖掘“技术定权”的社会技术基础，并将这一概念推广到更广阔的产权治理研究之中。
城乡融合并不意味着城市对乡村的单向吸纳，也不必然以乡村衰落为代价。农业社会学对城乡关系的理解，强调从产业生态、家庭生计与乡土文化的整体关联出发，重新认识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与价值。议题三由浙江农林大学鲁先锋老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何奇峰老师进行论文汇报，题目为《超越二元对立：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底蕴》，《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曲丽丽老师、中国农业大学熊春文教授、北京大学凌鹏老师与谈。
何奇峰基于对福建省永春县的调查，指出农村并不必然在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中走向消亡，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够连接产业、家庭与文化的社会基础。研究通过对四个案例村庄的比较，分析制香、老醋、陶瓷、芦柑、佛手茶等“有根产业”如何吸纳中老年劳动力、适配家庭生计，并与孝亲伦理、家乡观念和老人食堂等乡土公共实践相互支撑，从而呈现城乡功能互补、融合共生的现实可能。曲丽丽老师肯定论文问题意识明确，尤其是人口流出县域并未衰败这一现象，能够对“城镇化必然导致乡村衰落”的常见判断形成经验回应。她建议进一步使用更严谨的数据，提炼乡村“凭什么留住人”的产业治理机制，明确与其他被虹吸县域相比的关键变量，从而把城乡协同共生和功能互补的独特机制讲得更加充分。熊春文教授认为，论文将普通经验讲出了深层道理，其中“有根产业”是最有解释力的概念，能够揭示产业类型、人口留存、家庭结构和县域产业结构之间的适配关系。他同时提醒，文章要交代永春县较好的农业产业基础和“集聚提升型”村庄背景，明确论文并非证明所有村庄都能留住人，而是通过较好案例细化其内部差异和形成机制。凌鹏老师认为，论文以一个看似“小”的县域问题打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学预设与城乡二元关系的“大视野”，有助于从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出发重新思考城乡之间的相互性关系。他尤其肯定论文将产业生态、家庭生计和文化基础三者结合起来，同时建议补充居住安排、人口结构、养老实践等家庭生计材料，并更突出闽南地方社会中的家族、宗族、祭祀和村庙等文化特点。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大国小农”条件下衔接分散农户与现代农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但其形成并非有需求便自然出现的市场过程。灌溉环节将水、电、地块、设施、天气与地方关系交织在一起，使社会化服务的落地逻辑更集中地呈现出农业生产的物性约束与乡土社会组织难题。议题四由浙江农林大学蒋培老师主持，北京大学柯雪龙老师进行论文汇报，题目为《农业节水灌溉社会化服务何以实现——以华北地区节水灌溉社会化服务企业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余婷婷老师、浙江农林大学鲁可荣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陈航英老师与谈。
柯雪龙提出，灌溉环节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难以打通的“最后一公里”，其发展缓慢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源于灌溉本身突出的物性约束。通过对一家从设备制造商转型为服务提供商的企业案例追踪，研究发现天气波动、作物差异、用水用电协调、地块边界和设施依赖，使灌溉需求难以稳定形成、服务成本居高不下、服务过程难以顺畅展开，而企业则需要依托熟悉地方社会的项目经理人，将设备存放、需求组织、工人安排、纠纷协调和服务结算嵌入地方关系网络之中，形成弹性化、节点化的服务组织方式。余婷婷老师肯定文章整体流畅、框架清晰、经验扎实，尤其能够敏锐捕捉灌溉作为社会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问题，并将物性约束、社会基础和组织调适串联成较完整的解释链条。她建议进一步围绕不同类型项目经理人展开差异化协调逻辑分析，补充合作瓦解或节点失灵的案例，从而增强文章对服务组织机制边界和限度的说明。鲁可荣教授提醒论文首先需要明确农业灌溉尤其是节水灌溉究竟应被定位为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服务，还是政府必须保障的公共服务，因为灌溉基础设施具有明显公共属性，政府在供水保障中的责任不应被忽略。他还建议补充案例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政府补助与政策支持，增加农户层面的需求和行为分析，并具体呈现不同作物、不同服务对象中的物性约束如何体现在服务价格和服务方案之中。陈航英老师肯定文章将农业社会学视野推进到“水”的问题上，认为灌溉用水尤其在西北和北方地区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她同时指出，文章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对于既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卖农资转向卖服务”研究的理论增量，更清楚地说明物性约束如何向市场和社会层面传导，并将节点化服务和项目经理人理解为在结构条件限制下被塑造出来的组织状态。
随着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推进，国家资源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司化、平台化、资本化形式进入乡村。国有企业经营农业既不同于传统行政治理，也不同于普通工商资本下乡，其市场性与国家性的双重属性，为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场域。议题五由浙江农林大学蒋培老师主持，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张豆进行论文汇报，题目为《实体性悬浮——国有企业经营农业的社会学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余婷婷老师、安徽大学孙新华教授、云南大学何海狮教授与谈。
张豆基于对海西县农发集团下乡经营农业的田野调查，分析国有农业企业作为公司化国家形式进入乡村后形成的治理后果。研究发现，农发集团虽在物理空间上进入村庄、流转土地并开展农业经营，但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基础，其土地与资金获取高度依赖行政性资源汲取，同时又通过自建水渠、雇佣外村工人、保持与本村社会距离等方式规避村民矛盾和政治风险，形成“实体性悬浮”状态，并最终表现为对市场和乡土社会的双重脱嵌。余婷婷老师肯定论文选题具有现实紧迫性，因为国有企业下乡正在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及国家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新的挑战。她认为文章对“实体性悬浮”“生产性治理”等概念有所提炼，较好揭示了国家在物理层面在场、却与乡土社会存在社会距离的矛盾。孙新华教授认为，国有资本下乡是一个重要现象，在私人资本逐步退出农业领域、国有资本补位的背景下，这一选题具有现实意义，也能与民营企业下乡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他强调，论文必须明确农发集团到底是市场主体还是国家治理载体，并区分企业经营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进一步厘清“实体性悬浮”“生产性治理”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何海狮教授认为，论文材料和细节都很充实，作者也具有较强理论抱负，尤其能够围绕国家与农民关系和基层治理展开学术对话。他建议首先准确界定农发集团究竟是一种基层治理方式还是具有特殊属性的企业，并将研究拉回“工商资本下乡”尤其是“国有工商资本下乡”的脉络中，分析国有资本相较民营资本的独特特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既关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关涉乡村共同体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保持组织韧性和公共性。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的出现，集中呈现了集体经济组织走向市场时在产权、授权、治理结构和行动伦理之间遭遇的深层张力。议题六由浙江农林大学蒋培老师主持，浙江农林大学李琳琳老师进行论文汇报，题目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何以走向市场？——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权责错位的制度分析》，《Agricultural & Rural Studies》吴延熊老师、南京农业大学姚兆余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桑坤老师与谈。
李琳琳分享了其对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的长期田野研究成果，主题聚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化转型及经理人权责错位问题。研究指出，职业经理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形式上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但实践中授权范围、资源调配权、收益分配权和责任边界普遍模糊，深层原因在于村属公司虽按《公司法》注册并具有公司外观，却受到集体产权制度、农村“三资”管理和村庄共同体规则的多重约束，因而是一种“不完全市场主体”。吴延熊老师认为，论文结构完整、问题意识敏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因为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已进入从前期投入转向聚焦经营成效的关键阶段。她肯定文章将“不完全市场主体”作为村属公司的根本性制度定位，并认为“临时性均衡”较好揭示了职业经理人、农民和政府之间虽不完全满意但可暂时接受的制度韧性。姚兆余教授认为，论文选题非常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近年来重要的新现象、新内容和新组织形式，而从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切入具有较强新意。姚兆余教授同时指出，主标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何以走向市场”与正文聚焦“权责错位”的内容之间存在不完全匹配，“权责错位”也可能更接近制度赋权无法充分行使或落地，文章可进一步从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博弈的角度深化分析。桑坤老师认为，“不完全市场主体”这一核心概念非常重要，但需要进一步明确“不完全”的具体维度，例如产权处置不完全、人事权不完全、剩余价值处置不完全等不同层面。桑坤老师还指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混合体，论文可进一步分析村书记作为行政权力转换者的关键角色，并讨论外部项目资源减少、政府输血中断、经理人个人网络失效或村民分红期待提高时，“临时性均衡”能否持续。
4月18日晚，三场平行进行的圆桌讨论聚焦“人工智能（AI）与农业社会学”这一前沿问题展开，与会者分别围绕“AI时代的农业文明传统及其道路抉择”“AI时代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主理人及乡村运营”“AI时代下的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经营新模式变革”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论坛由中国农业大学桑坤副教授、陈立瑜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姚兆余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宋雪飞、《学术月刊》编辑朱颖、北京大学凌鹏长聘副教授、中山大学陈奕山副教授、河南农业大学刘涛副教授、上海大学李松涛老师、上海大学杨勇老师、浙江农林大学蒋培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刘君老师、浙江农林大学寇凯亮老师等参与讨论。主持人在开场时指出，本场圆桌不同于通常的论文报告，更希望为与会者提供一个围绕现实问题展开“头脑风暴”的空间。桑坤特别提出，农业文明面对的挑战并非始于AI时代，而是早在铁器、蒸汽机、农业机械、良种、化肥等技术不断进入农业之时便已展开；因此，圆桌真正要讨论的，不是技术会不会进入农业，而是在新一轮技术加速条件下，农业文明赖以维系的家庭伦理、情感秩序、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农民主体性是否还能被保存、如何被重建的问题。
周飞舟首先从更长时段的文明史脉络切入，指出AI时代并不是脱离工业文明而突然到来的新阶段，而是工业文明以来理性化进程的进一步延伸。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技术能力变得更强，而是当技术不断加速、工具不断升级时，人的主体性、节制能力和道德判断却未必同步成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文明中所蕴含的克制、和谐、敬畏与“以和为贵”的品质，并不是落后的遗存，而是AI时代重建主体性的珍贵资源。姚兆余进一步指出，农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AI可能同时改变农业的物质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规则体系以及精神生活形态，进而冲击诚、朴、勤、俭等农业文明的基本品质，尤其在养老、家庭照料和代际关系层面，技术替代所带来的伦理变化尤需关注。
围绕技术进入农业社会的现实边界，凌鹏从“礼”与“内卷”的角度提出，AI时代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更强，而是理性化会不会进一步加剧人的加速、竞争和失序；农业文明中顺应时节、依礼而作的生活节律，恰恰为今天理解主体性和重建生活秩序提供了重要启发。陈奕山则从农业生产的技术条件出发，指出AI本质上是电力驱动的，而中国农业仍然深受复杂地形、多样作物、小农经营和地方知识的约束，真正意义上的“AI下地”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很难替代农民在具体生产中的经验判断与灵活应对，因此“中国农业始终离不开人”。刘涛进一步从梁漱溟的思路出发，强调农业首先是一条“养人”的道路。农业面对的是生命过程本身，人必须在时节、气候和自然节律中学会等待、承受和节制，因此即便进入智慧农业时代，农业仍然保存着一种使人与自然相互滋养的力量。
在田野经验和文明传承层面，杨勇结合大瑶山调查指出，许多地方性文化、宗教传统和技艺传承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传统并不会自动延续，而需要具体的人去理解、实践和再生产。李松涛则从城乡生活经验出发，比较了乡村丧礼、人情往来与城市生活的差异，认为农业文明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本身，也存在于人的关系义务、生活厚度与地方归属之中，它并非不能进入城市，但必须依靠具体的人和家庭实践去维系。蒋培从环境社会学角度补充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构成了对技术力量的一种约束，传统农业中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技术未必只能相互排斥，也可能形成新的结合。朱颖则提醒，与其只追逐变化，不如同时关注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结构，因为许多“传统”其实并未消失，而是在新的生活情境中被重新组织。
进一步地，寇凯亮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若AI只是资本和权力进一步控制农业的工具，那么它带来的就未必是农民解放，反而可能加深农民的边缘化；真正的问题在于农民是否仍保有合作、组织和参与技术治理的权利。刘君则提出“农业发展学”的构想，尝试把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未来农业置于连续的分析框架中重新思考。陈立瑜引《吕氏春秋》中“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的论述，强调农业的意义不仅在于物质生产，更在于塑造人的心志、伦理与秩序。桑坤在总结中指出，农业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提供食物，更因为它塑造了人的情感、毅力、家庭结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文明的深层气质。相较于仍处在工具化和计算化逻辑中的AI，农业文明所承载的生命性、情感性与主体性，仍然是理解未来社会道路抉择时不可替代的参照。
圆桌论坛二：
AI时代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主理人及乡村运营
本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何奇峰老师、浙江农林大学李琳琳副教授主持，中国农业大学熊春文教授、浙江农林大学鲁可荣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张洁、《Agricultural & Rural Studies》创刊人兼执行主编吴延熊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余婷婷、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王弢教授、云南大学何海狮教授、北京大学王娟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郑华伟副教授、浙江农林大学鲁先锋副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王敬培副教授、山东科技大学高士健老师。此外，论坛还特地邀请了家味航川（杭州）公司董事长劳立江，以及建德市委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航川村乡村振兴特派员陈友明参与讨论。主持人在开场中指出，经过对航川村的实地调研，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当前乡村振兴已不再只是产业进入或环境改善的问题，而是出现了“品牌化运营”“专业化团队”“乡村主理人”“公司化运作”等一系列新现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罗列这些新概念，而在于进一步追问，这些新事物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乡村社会变迁，集体经济、乡村运营和社会基础之间又建立起了怎样的新关系。
陈友明结合航川村实践作了系统发言。他首先把乡村振兴概括为必须回答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即“人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在他看来，乡村发展的首要瓶颈是人口外流和人才缺乏，第二个瓶颈是建设用地不足，第三个瓶颈则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即住房难以资本化、融资渠道不畅。围绕这三个约束，航川村的破题方式并不是抽象谈乡村振兴，而是从最现实的资源转化入手，将“农家灶”转为“农家乐”，将“农房”转为“民宿”，让返乡老乡从打工者转为经营者，由此把人的回流、房屋盘活和收入增长联动起来。进一步地，他又把村庄发展概括为若干可操作的层次，如带动一家一户致富、服务“一老一小”、打造特色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以及实现一二三产、产城、城乡、线上线下和市场政府之间的多重融合。其核心意思是，乡村运营并不是孤立地“做产业”或“做景观”，而是通过系统性资源重组，把乡村的居住、消费、旅游、品牌和社会关系重新组织起来。
在治理机制方面，陈友明还特别强调，乡村运营并不能单靠市场力量自动完成，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和治理支撑。航川村之所以能够把项目落下来，一方面依靠党员先锋作用、干部骨干作用和书记领航作用，另一方面则依托网格化管理、路长制河长制、党员干部义务劳动、民宿协会等组织机制来维持公共空间整洁和村庄运转秩序。与此同时，航川村还尝试整合统战资源、品牌农业资源和运营团队资源，通过共富大棚、品牌化大米项目、“乡村梦想家”等机制，为乡村运营注入外部资源和持续叙事能力。就此而言，航川经验所呈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下乡，而是组织化动员、资源嫁接与地方社会再整合的综合实践。
围绕上述经验，王弢首先从机制运行层面追问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村庄公共维护资金从哪里来，尤其是在政府往往“重建设、轻维护”的背景下，后续的公共运营如何维持；其二，乡村运营公司或团队的股权结构与组织架构究竟如何安排，政府、村集体与第三方团队之间如何形成稳定关系。陈友明回应说，航川村主要依靠党员干部日常义务劳动、路长制河长制、专人保洁和村庄网格化管理来维持基本公共秩序，而运营团队则更多承担资源整合、品牌塑造和项目策划职能。对此，熊春文特别关注“党员干部每天劳动一小时”这一安排，并指出航川经验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把产业做出来，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把治理责任重新嵌入村庄日常生活、并通过组织机制把维护和建设结合起来的方式，这对理解乡村运营中的治理逻辑非常重要。王娟则从主体构成角度追问返乡经营者和运营团队的年龄结构与青年返乡情况，进一步把讨论引向“乡村运营究竟依靠谁”的问题。
整场讨论最终把问题收束到几个更具解释力的维度上：乡村运营不是简单把城市商业模式平移到乡村，而是在土地受限、资金有限、人口外流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组织创新和资源动员重组乡村的人、房、地与产业；村集体经济并不是天然有效，必须借助干部动员、品牌构建、第三方运营和外部网络嵌入，才能把沉睡资源变成可持续收益；而“乡村主理人”也并非只是个体创业者，更是连接政府、市场、村庄社会与文化叙事的重要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航川村的实践为“乡村运营何以可能、为何可持续”提供了鲜活而复杂的经验样本。
圆桌论坛三：
AI时代下的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经营新模式变革
本论坛由中山大学张慧鹏副教授、北京大学柯雪龙老师主持，安徽大学孙新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陈航英副教授、内蒙古大学孟根达来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李壮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曹聪敏老师、河海大学郑琰老师、浙江农林大学金菁老师、中国农业大学谢彤华老师、《青年研究》编辑江沛、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林子涵老师等参与讨论。主持人在开场时把问题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AI对于农业经营主体会产生何种影响，二是经营模式创新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展开。张慧鹏特别指出，当前AI在农业中的应用场景尚未像制造业和知识生产领域那样充分，因此讨论不必拘泥于狭义人工智能本身，也可以从智慧农业、数字平台、经营主体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转型等更具体的经验出发，来理解“AI时代”对农业社会的真正意义。
江沛首先从作物育种和农业大模型谈起。她指出，当前AI在农业中较有前景的方向之一，是通过对作物基因序列和田间数据的分析，辅助新品种设计和农业决策，但她同时对这种技术保持谨慎。一方面，大模型与数据库是否真的拥有足够丰富、足够地方化的数据，仍有疑问；另一方面，一旦农民原有的经验和地方性知识在长期使用技术辅助决策后被削弱，那么当系统失灵、断网断电或遭遇数据库之外的新情况时，农业生产就可能失去应变能力。因此，AI在农业中不能只被理解为更高效的工具，还涉及知识结构与决策权的再分配问题。
陈航英进一步指出，AI对农业的影响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更可能是一种农业组织方式的重构。她认为，未来最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三类新主体：其一是掌握数据、算法与决策能力的平台型服务主体；其二是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却擅长品牌塑造和意义生产的跨界进入者；其三是兼具经营、叙事、资源链接和形象包装能力的“乡村主理人”。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正在从单纯生产物质产品，逐步转向同时生产品牌、体验、情怀和生活方式。她同时提醒，如果AI和平台最终只是资本与权力重新控制农业的工具，那么所谓“智能化”未必会带来农民的解放，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小农和普通劳动者的位置。
围绕主粮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差异，孙新华指出，当前在粮食生产领域，社会化服务已经越来越深地打通了耕、种、管、收各个环节，而如果未来AI进一步介入选种、施肥、灌溉、灾害预警等决策层面，那么主粮经营就可能被进一步资本化和轻资产化，投资者只需提供资本与委托管理，而不必真正懂农业。换言之，服务链和决策链一旦同时打通，粮食生产中的经营主体将发生系统性转变。与之相比，曹聪敏认为，从目前经验看，农业领域中真正意义上的生成式AI应用仍然有限，更多体现为无人机、智能农机、平台调度、数字监测等“数字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AI，但这些技术已经显著扩展了规模经营的上限，也改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经营组织的方式。因此，眼下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过度拔高AI的现实作用，而是跟踪其在经营整合、平台化服务和机械替代劳动方面的具体后果。
金菁则把讨论推进到更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中。她指出，在发达地区，农业正在出现两类十分值得注意的青年主体：一类是代耕农后代，他们真正进入生产环节，仍然依靠劳动和经验维持经营；另一类则是企业家二代、跨界青年或返乡创业者，他们更擅长品牌构建、场景营造和意义生产，尤其集中在水果、采摘和高附加值农业中。与此同时，国有资本也在重新进入农业，许多看似前沿的智慧农业、展示型园区和数字化项目，背后并不完全遵循盈利逻辑，而与保供、安全和地方政府推动紧密相关。换言之，AI时代下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实际上与国家逻辑、资本逻辑、代际分化和区域社会转型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具体案例层面，谢彤华以鲍鱼深海养殖平台为例指出，千万级机械化养殖平台虽然高度智能化，但目前仍主要停留在示范阶段，实际效率和灵活性未必优于小农户的适应性经营。郑琰则从生态农业和气候变化角度提出，标准化、去劳动化的农业并非没有风险。他认为，无论是生态农业中的精细控制，还是AI驱动的精准农业，本质上都是应对气候不确定性的一种机制，只不过前者更依赖经验、劳动与地方知识，后者更依赖技术和数据，因此未来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或许不是两者谁取代谁，而是它们如何在新的风险环境中彼此融合。陈航英则通过苹果和莱阳梨的数字平台案例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上没上平台”，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嵌入了地方社会需求与产业运行逻辑之中。某些平台虽然短期内能成为地方政府政绩和展示窗口，但未必真正服务果农；而一些与认养、体验、品牌叙事相结合的数字化方式，反而可能更有效地延长产业链条、拓展产品价值。孟根达来则从牧区经验出发，介绍了智能项圈、数字游牧与“游牧大模型”等探索，说明在畜牧业和游牧社会中，AI进入农业的方式可能与耕作农业明显不同，更突出对地方性知识数字化保存、风险管理和社会分化后果的关注。林子涵老师从人类学视角提出，生态农业与AI精准农业本质上是对气候变化和不稳定环境的两种应对机制，二者并非对立，而可能在未来融合。
总体来看，圆桌论坛三并未把讨论停留在“AI会不会替代农民”这一单一问题上，而是把它扩展为对农业经营主体、资本进入方式、平台调度、劳动替代、地方知识、风险应对以及代际分化的综合讨论。与会者基本形成的共识是，AI进入农业社会，既可能带来更高程度的标准化、平台化和资本化，也可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农业中那些无法被完全替代的经验、劳动、地方性知识和社会关系。也正因此，AI时代下农业经营新模式的变革，不应只被理解为技术升级，更应被理解为农业社会内部权力、资源和主体位置的重新分配。
4月19日上午，四场平行论坛同时推进，与会者分别围绕“制度变通与乡土实践：乡村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劳动重构与农业转型——黏性、链条与县域生态”“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与个体：社会结构与心态”“特色农业的地方实践：产业承接、品牌预期及组织延续”四个主题开展深入讨论。每个平行论坛中均有5位学者进行论文分享。每篇文章的分享和讨论时间为35分钟，采用“1+3”模式，设1位主持人、1位引谈人和3位与谈人（含1位期刊编辑+2位领域专家）。发言15分钟、与谈兼讨论20分钟。
平行论坛一：
制度变通与乡土实践：乡村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
本论坛围绕农村养老支撑、公益性技术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地方政策变通、乡村环境治理机制以及数字技术嵌入养老服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几篇报告共同表明，乡村治理并不是既定制度在基层的简单执行，而是在乡土社会内部，通过互助资源、组织实验、政策调适、主体协同和技术适配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无论是农村老年人“以地养老”的延续，还是科技小院的治理嵌入、水库移民安置中的地方变通、环境治理中的协同合作，抑或数字化养老服务中的福利排斥，均说明乡村治理的真实运行逻辑往往形成于制度规则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持续磨合之中。
第一篇文章由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赵珂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内生型生产性服务与农村老年人以地养老的延续——以湖北C村为例》，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王敬培副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宋雪飞与谈。赵珂从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如何使农业与老人更好结合”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内生型生产性服务”的概念，指出由村庄在住低龄老人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能够以较低成本延续高龄老人的农业生产周期，从而支撑“以地养老”的实践。文章进一步区分低龄、中龄和高龄老年人的需求差异，认为这种服务之所以能够运转，既与老年人之间的互助传统有关，也与熟人社会中的信任、互惠和非正式规范密切相关。周飞舟认为，文章的问题意识很好，但还应进一步把老年人农业实践中的具体人和具体事写得更扎实，使“互助”“养老”“生产服务”之间的关系在经验层面更加饱满。王敬培指出，文章需进一步厘清其核心到底是在讨论养老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并对理论对话和形成机制作出更清楚的层次划分。宋雪飞则提醒，文章需补足从供需错位到服务形成之间的中间逻辑，同时明确“互助”与“市场化生产服务”之间的边界，避免概念混淆
第二篇文章由中国农业大学桑坤副教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实验如何生成治理：一个公益性技术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力生产——基于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集群的案例分析》，浙江农林大学蒋培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何奇峰老师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宋雪飞与谈。桑坤以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集群为个案，讨论公益性技术组织如何在洱海流域治理中，通过“实验”获得合法性并实现从技术服务者向治理参与者的跃迁。报告指出，科技小院并非单纯依附政府项目开展工作，而是在高不确定性的治理场景下，借助绿色高质农业实验、作物转型试验、师生驻村服务、支教与社区参与等多重实践，持续向政府和村民证明其不可替代性，并逐渐形成从实用合法性到道德合法性、再到认知合法性的扩展过程。蒋培认为，文章经验材料丰富，“实验”概念具有启发性，但实验、治理、组织等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机制化。何奇峰指出，科技小院的特殊性在于其一开始就获得了一定的制度赋权，因此需要更清楚地区分“被赋予的合法性”与“在实践中生产出的合法性”。宋雪飞则提出，文章如果能从“实验室治理”或“实验型治理”角度继续提炼，可能形成更强的理论辨识度，同时也要注意弱化院士个人权威在解释中的比重，更突出组织机制本身。
第三篇文章由浙江农林大学王敬培副教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变通的合法性：基于对Z省水库移民安置地方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桑坤副教授、内蒙古大学孟根达来副教授和《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农业经济与管理》副主编曲丽丽与谈。王敬培基于Z省13个水库和水利水电工程案例，讨论地方在执行移民安置政策过程中如何形成“变通”的合法性。报告指出，国家层面的移民安置政策较为原则，身份界定和补偿边界具有一定模糊性，这为地方根据工程类型、区域发展水平和移民方式进行调整留下空间。但文章强调，地方并非可以任意变通，而是在上级政策、工程推进、地方治理能力与移民群众接受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桑坤指出，文章应进一步区分行政系统内部认可的“组织合法性”与移民群众接受的“社会合法性”，并在合法性理论脉络中把这一点讲清。孟根达来认为，文章应更充分展现行政体系内部如何形成认可，以及移民群众如何从下往上表达和塑造自身的正当性诉求。曲丽丽则建议文章进一步收束问题和题目，从一个更小的切口中提炼对公共政策执行和地方治理变通更具一般意义的解释。
第四篇文章由浙江农林大学蒋培副教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发展型治理：乡村环境治理中协同合作机制的构建——基于湖村水环境治理的案例分析》，南京农业大学郑华伟副教授、内蒙古大学孟根达来副教授和《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农业经济与管理》副主编曲丽丽与谈。蒋培关注乡村环境治理中治理短期化和长效机制缺失的问题，尝试通过湖村水环境治理案例，分析治理方式如何从单一主体主导逐渐转向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并进一步上升为“发展型治理”的机制解释。文章指出，单纯依赖命令和整治式治理，难以持续推进乡村环境改善；只有把环境治理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公共性与发展性之间建立耦合机制，协同合作才可能真正形成。郑华伟认为，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呈现了政府、社会组织和村庄主体关系的动态变化，但社会组织为何能够先行介入、地方政府为何后来积极参与，这些关键转折点还需进一步交代。孟根达来指出，“发展型治理”与既有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等概念之间的异同还需要辨析，同时政府参与的内在动力是文章的关键。曲丽丽则提醒，文章目前试图处理的内容较多，应进一步明确核心究竟是治理机制本身，还是不同主体的参与行为。
第五篇文章由浙江农林大学金菁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技术嵌入与福利“排斥”：数字何以“负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南京农业大学郑华伟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何奇峰老师和《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农业经济与管理》副主编曲丽丽与谈。金菁从农村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出发，讨论数字技术嵌入民生领域后，如何不仅带来“赋能”，也可能带来“负能”。文章指出，数字技术进入农村养老服务，并不是简单地提升效率或优化供给，而可能因技术逻辑、制度逻辑与乡土社会运行逻辑之间的不匹配，造成基层服务空间被压缩、成本向下转嫁以及部分老年群体被福利体系所排斥。郑华伟认为，文章的问题意识明确，但应更加聚焦数字化本身，并把数字嵌入前后的具体变化、服务流程和行动者关系展示得更充分。何奇峰指出，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不把数字技术视为天然的正面力量，而是从社会技术建构角度揭示其负面机制，这一点具有较强启发性。曲丽丽则建议进一步规范标题和概念表述，同时补充田野调查及平台使用等具体材料，以增强论证说服力。
总体来看，平行论坛一围绕农村养老、公益组织、政策变通、生态治理和数字服务等不同议题，呈现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多种实践形态。相关报告共同提示，乡村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抽象制度设计本身，而在于制度、组织、技术与地方社会资源之间如何实现有效衔接。农业社会学的价值，正在于将治理重新放回乡土社会的真实运行之中，看到互助传统、社会关系、地方经验和制度空间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共同塑造乡村治理的具体面貌。
平行论坛二：
劳动重构与农业转型——黏性、链条与县域生态
本论坛围绕建筑业农民工的职业黏附、资本化农业的用工组织、正规金融下乡、县域农业转型以及农业试验站雇工机制等议题展开讨论。几篇报告共同表明，农业转型与劳动重构并非单纯由土地流转、技术进步或资本投入推动，而是在劳动力来源、组织方式、金融机制、县域空间结构与地方社会条件共同作用下不断展开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建筑业第一代农民工持续留在工地的生计逻辑，还是“新农业”中的劳动链、正规金融进入高风险养殖业后对风险与信用的再定义，以及实验站中高流动雇主与稳定雇工之间形成的合作机制，都说明劳动问题已成为理解农业转型的重要入口。
第一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建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黏性劳动：第一代建筑业农民工的劳作与生计——基于华北田村工人群体的研究》，《青年研究》编辑江沛、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陈航英副教授与谈。刘建关注第一代建筑业农民工，尤其是六零后、七零后为何在长时段中持续黏附于建筑行业。报告指出，这一群体的职业轨迹与中国农村改革、建筑业扩张、包工制度兴起、城镇化推进和乡村工地再发展等历史过程密切交织，他们在不同阶段看似不断流动，实则始终未脱离建筑劳动。文章认为，这种“黏性劳动”并不只是职业习惯，而是与家庭再生产、代际责任、乡村生计和养老积累相互嵌合的结果。董磊明指出，所谓“黏性”不宜仅理解为农民工对建筑业的主动依附，更应看到其在制度和生计约束下被锁定于该行业的处境；文章若能提炼出不同历史阶段使其“黏住”的核心机制，会更具解释力。陈航英认为，文章还需要与职业锁定、路径依赖等研究进一步对话，以凸显其社会学问题意识。江沛则提醒，研究问题和比较对象可进一步明确，例如与其他务工行业作比较，或者代际间比较，同时结论部分不宜再引入新的经验材料。
第二篇文章由陕西师范大学陈航英副教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劳动链：资本化农业用工的组织机制——基于“新农业”产业用工问题的思考》，《青年研究》编辑江沛、安徽大学孙新华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谢彤华老师与谈。陈航英指出，当前农业资本化研究多聚焦于土地规模化、组织形式转型和技术进步，而相对忽视了用工组织这一关键环节。文章基于“新农业”产业实践提出“劳动链”这一概念，试图揭示资本化农业如何在高度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环境中，通过跨地域劳动力调集、中介组织、关系动员和多层级协调，把分散的劳动力持续组织起来。孙新华认为，文章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常被忽视的问题，即当土地、资金和技术条件都越来越成熟后，真正制约资本化农业持续运转的，往往恰恰是劳动组织本身。谢彤华指出，当前“劳动链”更像是一个综合性框架，但链条内部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和主线尚不够清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也需进一步补足。江沛则建议，文章应把研究问题和机制界定得更具体，使劳动链不仅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存在，而且能够真正解释资本化农业用工运作的内在逻辑。
第三篇文章由中国农业大学谢彤华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正规金融下乡与农业风险重构——基于福建鲍鱼养殖的社会学考察》，《青年研究》编辑江沛、北京大学王娟副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陈航英副教授与谈。谢彤华以福建连江鲍鱼养殖产业为案例，基于2022年至2025年间持续三年的田野调查，探讨正规金融进入农村和农业产业之后，如何重构经营逻辑、风险承担方式和地方社会关系。文章指出，鲍鱼养殖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传统上农户主要依靠亲缘、地缘和赊欠网络维持运转，但在扶贫政策、乡村振兴和地方产业扶持背景下，银行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迅速进入，并推动鲍鱼产业实现大规模扩张。与此同时，个人征信和村庄整体信用逐渐成为新的社会评价机制，进而改变了地方社会中的信用结构和风险感知。王娟认为，文章材料极为丰富，但“风险重构”这一核心概念需要进一步明确，尤其应说明金融究竟重构了哪一类风险，以及如何加深了农业资本化。陈航英指出，文章同时处理金融进入、产业扩张和风险放大三个层面，任何一个问题都值得单独成文，因此研究焦点还可适当收束。江沛则提醒，若要真正回答“正规金融如何进入特定农业产业”的问题，还需要在机制层面继续深化。
第四篇文章由河海大学郑琰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竞争、继替与共生：县域农业转型的人文生态学研究》，《青年研究》编辑江沛、安徽大学孙新华教授和北京大学王娟副教授与谈。郑琰试图从人文生态学视角理解发达地区县域农业转型，关注不同经营主体、产业形态和农业空间在县域尺度上的重新配置。文章认为，县域农业并不是均匀展开的，而是在竞争、继替与共生中形成了具有“马赛克”特征的空间格局；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正在通过规划和整治试图把原本零散、差异化的农业形态重新纳入有序管理。孙新华认为，文章的优点在于努力从整体上把握县域农业发展的多主体与多业态结构，而不是只讨论单一作物或单一经营主体。王娟指出，文章关于“县域农业”和“发达地区农业”的概念边界还需进一步明晰，县域这一分析层次与农业社会学问题之间如何有效结合，也需要更充分论证。江沛则提醒，当前文章试图同时处理多个问题，仍需有一个更鲜明的核心研究问题，并更多从经验问题本身出发，而不是由理论框架先行牵引。
第五篇文章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文睿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流动性合作：一个农业试验站的雇工运作机制研究》，《青年研究》编辑江沛、浙江农林大学鲁先锋副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谢彤华老师与谈。刘文睿基于农业试验站田野调查发现，在实验站中，科研团队作为“雇主”具有高度流动性，而当地雇工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劳动群体，甚至比不断更替的科研人员更熟悉实验流程。为解释这一现象，文章提出“流动性合作”概念，认为在常规性科研辅助任务中，关系信任和灵活激励占据主导；而在专业性较强的任务中，则更多依赖组织信任和有限惩戒。正是在这种兼具规范化流程与乡土人情逻辑的双重机制下，看似松散的合作关系反而得以长期维系。鲁先锋认为，“流动性合作”概念具有冲击力，但建议进一步区分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与合伙人逻辑之间的融合机制。谢彤华指出，实验站、村庄以及雇工群体的背景仍可写得更厚，因为稳定存在的不只是工人，实验站本身也构成了制度化的合作场景。江沛则提醒，文章建议补足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当地工人群体的年龄、性别、技能与村庄嵌入方式，否则其“流动性合作”的解释基础仍显不足。
总体来看，平行论坛二从建筑工地、农业园区、海洋养殖、县域空间到农业试验站，呈现了劳动重构与农业转型的多重机制。相关报告共同提示，农业转型绝不只是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或技术升级的结果，而是一个同时涉及劳动力动员、家庭责任、金融嵌入、地方社会与组织机制的复杂社会过程。农业社会学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把农业转型重新放回劳动、关系与县域生态之中，理解资本、金融和技术如何在地方社会中被吸纳、重组并产生新的劳动秩序。
平行论坛三：
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与个体：社会结构与心态
本论坛围绕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变迁、都市务工群体的返乡意愿、农村青年妇女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行动逻辑、“新家庭主义”文化以及农业嵌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等议题展开讨论。几篇报告虽然时间跨度与研究对象差异较大，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即家庭与个体从来不是脱离社会结构而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教育制度、城乡流动、性别角色、文化观念和历史文明结构之中不断被塑造、重组和再定义。无论是费孝通早期著作中的乡土教育困境，还是出租车司机的回乡意愿、返乡女电商的生命安排、西北乡村的新家庭主义心态，以及中国青铜时代农政对“中国社会”的奠基作用，都说明理解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与个体，须要回到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构之中。
第一篇文章由上海大学杨勇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从教育看乡土社会的解组与重组——基于费孝通早期著作的讨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肖时花、中国农业大学熊春文教授和河南农业大学刘涛副教授与谈。杨勇从重读费孝通早期著作出发，试图以教育为线索解释乡土社会为何会发生解组，又如何可能实现重组。文章结合大瑶山和江村等调查经验，指出近现代教育尤其是新式教育传入乡土社会后，并不是简单地提升农民素质，而是在技术教育、道德教育、乡村文化与地方社会结构之间引发了复杂张力。教育既可能成为乡土社会解组的重要推力，也可能为乡村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打开新的空间。熊春文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潜力的“源”的研究，但目前更像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研究路径，并说明其与历史学、历史社会学等相关研究的差异。刘涛指出，文章目前对“解组”讨论较多，而对“重组”讨论相对不足，若能更深入分析教育如何在现代条件下推动乡土社会重构，文章会更完整。肖时花则提醒，教育和文化在文中有时界定不清，文章的摘要、引言和学术增量也还需进一步提炼。
第二篇文章由上海大学李松涛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少小离家老大回？整全的生活世界与都市务工群体的返乡意愿》，《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肖时花、浙江农林大学鲁可荣教授和浙江农林大学寇凯亮老师与谈。李松涛以上海出租车司机为例，访谈了一百多位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务工者，试图从人的维度讨论城乡关系，并提出“整全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解释其返乡意愿。文章指出，城乡流动人口不仅把劳动带入城市，也把家庭责任、生活经验和未来安排重新带回乡村；他们之所以产生返乡意愿，并不只是因为收入问题，而往往与家庭关系、生活秩序、精神安顿和社会联系是否完整密切相关。鲁可荣认为，文章的题目很有吸引力，但若仅止于“整全的生活世界重要”这一层，解释力度仍嫌不足，还需进一步分析这个概念如何具体作用于返乡决策。寇凯亮指出，文章中的返乡意愿并不总能由生活整全与否直接解释，因为现实中也存在生活较整全却仍想返乡，或生活不整全却不愿返乡的复杂情况。肖时花进一步提醒，“整全的生活世界”概念范围很大，操作化难度也很高，文章若要真正成立，需要更具体地说明不同维度之间的博弈与取舍。
第三篇文章由中国农业大学陈立瑜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农村青年妇女的心态与行动逻辑——基于皖西南一位返乡女电商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编辑朱颖、北京大学凌鹏长聘副教授和上海大学杨勇老师与谈。陈立瑜以皖西南返乡女电商程颖（匿名）为个案，讨论农村青年妇女如何在家庭责任、情感伦理与事业发展之间作出选择。文章借助潘光旦“位育”视角，尝试突破将家庭与事业简单对立的分析框架，指出对于部分返乡女性而言，家庭并不只是束缚个体的“茧”，也可能是支持其人格成长和事业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个案中的女电商在承担育儿、赡养与家庭照料责任的同时，也通过直播、电商和乡村运营不断拓展事业空间，呈现出家庭与事业彼此嵌合的复杂关系。凌鹏认为，文章最大的优点在于打破了“家庭—事业冲突”这一常见预设，案例本身非常有力量，如果先由案例进入，再导入理论框架，可能效果更好。杨勇指出，潘光旦“位育”的关键在于“位置”与“心态”，文章若能把个案在不同关系位置中的心态变化讲得更充分，会更有说服力。朱颖则建议，除个案本人外，还可补充其家人、行业从业者和地方政府的看法，并进一步提升对县域女性发展条件的讨论。
第四篇文章由浙江农林大学寇凯亮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新家庭主义”文化的发展意涵——以西北地区G镇农村为例》，《学术月刊》编辑朱颖、河南农业大学刘涛副教授和上海大学李松涛老师与谈。寇凯亮从西北农村农民在子女教育、职业发展和婚姻等事务上的激烈竞争意识切入，提出“新家庭主义文化”概念，认为在市场化和发展主义不断进入乡村之后，传统家庭主义文化并未消失，而是与新的发展主义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追求发展、财富、体面和社会尊重的文化结构。文章指出，家庭既是个体意义的组织者，也是农民面对竞争压力时最重要的道德缓冲和行动单位。刘涛认为，文章关于“新家庭主义”的界定还需进一步精炼，特别是要更清楚说明它与传统家庭主义到底“新”在何处。李松涛指出，文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抓住了农民“以家人为重”的心态，但还需要进一步分辨财富追求与家庭发展之间何者更为根本。朱颖则提醒，文章题目和问题都偏大，若能更集中地围绕一两个具体案例展开“新与旧”的张力，可能会更具可读性和说服力。
第五篇文章由西北政法大学刘君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农政变迁：“中国社会”的本原基础探究》，《学术月刊》编辑朱颖、北京大学凌鹏长聘副教授和上海大学杨勇老师与谈。刘君试图从农业社会学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探讨农业如何嵌入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中国性”究竟如何形成。文章提出，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从“领域”走向“总体”的历史过程，而夏商周三代农业的经济化、政治化和文化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从而生成中国社会的本原基础。凌鹏认为，文章讨论的是一个很大也很根本的问题，但仍需进一步说明何谓“领域”，何谓“总体”，以及历史过程为何会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杨勇指出，农业对于早期国家形成和社会总体化的意义非常值得继续深挖，尤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几种嵌入方式之间如何形成系统性的结构关系，还可写得更充分。朱颖则建议，若从“农业文明的源头研究”或“文明体形成”角度进一步提升，文章的统合性和学术辨识度都会更强。
总体来看，平行论坛三从教育、流动、女性、家庭文化到中国社会源头问题，呈现了“家庭与个体”这一主题在不同尺度上的展开方式。相关报告共同提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与个体并不是静态存在，而是在制度变迁、城乡流动、文化重组和文明演化中持续被重新塑造。农业社会学在这一意义上的独特价值，就在于把家庭、个体与社会结构重新连接起来，不仅看到私人生活中的情感与心态，也看到这些情感与心态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制度和文明基础。
平行论坛四：
特色农业的地方实践：产业承接、品牌预期及组织延续
本论坛围绕特色农业发展、县域产业承接、区域品牌建设、小农户与大园区关系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等议题展开讨论。几篇报告共同表明，乡村产业并不是单纯由资源禀赋、市场价格或政策扶持决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自然条件、地方社会、劳动力结构、政府行动、市场预期与组织制度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社会过程。
第一篇文章由中山大学陈奕山副教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高州龙眼：特色农业的发展及就业容量》，华中农业大学田北海教授、云南大学何海狮教授、北京大学柯雪龙老师与谈。陈奕山以高州龙眼产业为例，梳理了特色农业在“隙地”县域中的形成过程，指出高州龙眼的发展既依托适宜的自然条件，也与国家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水利基础设施改善、现代农业投入品扩散、居民水果消费需求增长以及地方勤劳坚韧的生产文化密切相关。报告进一步以“工日”和月份为单位测算龙眼产业的就业容量，指出龙眼种植、采收、分拣、加工、运输和电商等环节具有较强劳动密集性，但其就业吸纳也存在季节性强、老龄劳动力依赖明显、机械化替代加快等限制。田北海认为，论文兼具特色农业发展与就地就近就业两重问题意识，但还需进一步聚焦研究对象，明确究竟讨论特色农业何以形成，还是讨论特色农业如何创造就业空间。何海狮指出，文章应补充地方志之外的技术扩散和市场主体材料，并进一步说明“隙地”概念在高州龙眼产业发展中究竟发挥了何种解释作用。柯雪龙认为，“隙地”“产业历史”和“就业容量”是文章最有标识度的三个亮点，但还需进一步解释季节性就业如何与家庭生计组合起来支撑人口稳定，并将就业容量推进到就业质量和中老年农民发展机会的讨论。
第二篇文章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胡洪攀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情理两合”：欠发达县域何以承接产业转移？——基于西部Z县的案例分析》，华中农业大学田北海教授、云南大学何海狮副教授、中山大学陈奕山副教授与谈。胡洪攀以西部Z县承接吉他产业为案例，讨论欠发达县域在缺乏交通、区位和产业基础优势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劳务输出积累的社会网络、本土企业家的乡情连接以及地方政府的招商动员，实现产业承接从“无”到“有”再到“特”的转变。报告提出“情理两合”的解释框架，认为企业内迁既受到低劳动力成本、厂房租金、政策优惠等工具理性的影响，也受到回报家乡、家庭团聚、地方情感等价值因素推动，从而突破了传统产业区位理论中过度强调经济理性和地理优势的解释。田北海认为，文章应把研究问题进一步收束为地方政府的乡情动员策略与企业家的投资响应逻辑，并将“情感理性”调整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分析。何海狮指出，文章应聚焦“亲情招商”这一核心机制，并区分亲情招商与以商招商之间的不同逻辑，避免把乡土情感和市场理性混同起来。陈奕山认为，情感因素确实构成中国特色产业回流的重要面向，但文章还需说明经济计算与乡土情感各自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以及二者之间如何相互转化。
第三篇文章由山东科技大学高士健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圈层结构：小农户与大园区的生产特性与流通分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张洁、中山大学陈奕山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曹聪敏老师与谈。高士健以山东莱西阳光玫瑰葡萄产区为例，比较小农户与企业化园区在生产组织和流通渠道上的差异，指出小农户依托家庭劳动、精细管理和灵活决策，更适合对接本地代办和中小收购商；企业化园区则依托雇工管理、规模化生产和较高标准化程度，更容易进入跨区域大型收购商渠道。报告据此提出“圈层结构”概念，强调小农户与大园区并非简单的替代或挤压关系，而是在同一作物、同一区域内部形成了基于生产特性和流通渠道差异的分层互补格局。张洁认为，文章提出的“圈层结构”具有原创性和政策价值，能够突破规模化园区必然挤压小农户的传统判断。陈奕山指出，“圈层结构”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细分，因为它同时涵盖生产、流通和产品分层，具有进一步理论化的潜力。曹聪敏认为，文章应进一步围绕作物特性和组织化路径展开，说明哪些环节适合规模化，哪些环节适合小农家庭经营，从而形成差异化最优的农业组织方式。
第四篇文章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高子畅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预期管理与县域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化建设中的政企互动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张洁、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王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李壮老师与谈。高子畅以酸菜产业为例，分析县域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政府热、企业冷”的形成机制。报告指出，政府希望通过建设国企、成立产业协会、引导企业入园、引进高标准技术等方式打造面向未来的高端品牌，而民营企业则因成本上升、市场份额流失、政策不确定性和现实生存压力，对政府推动的高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建设保持观望，由此形成政治预期与市场预期、未来导向与生存导向之间的错位。张洁认为，文章选题紧扣农业品牌化建设的现实痛点，但还需加强案例呈现、研究方法交代和文章结构层次。王弢指出，可将“信号”作为预期管理中的关键中间变量，分析政府政策信号如何被企业理解、放大、抵消或误读。李壮认为，文章应进一步区分“预期”与“预期管理”，并从政府预期管理行为及其失败机制出发，解释政企互动为何未能形成有效集体行动。
第五篇文章中国矿业大学的曹聪敏老师进行论文汇报，论文题目为《“集体为体、公司为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的运作机制与制度张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张洁、中山大学的张慧鹏副教授、北京大学的柯雪龙老师与谈。曹聪敏以胶东M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实践为例，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的底层逻辑，是在保留集体产权主导的前提下，通过嫁接公司形式提升市场化效率，并增强联农带农能力。报告将这一实践概括为“集体为体、公司为用”，即以集体产权和公共利益为根本，以公司化经营作为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营工具，并通过产权连接、治理协同和利益分配机制处理集体属性与公司属性之间的张力。张洁认为，文章回应了农村集体经济、强村公司和共同富裕三大时代议题，案例具有代表性，概念提炼也较为凝练。张慧鹏指出，文章最值得深入展开的是集体经济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制度张力，尤其应说明公司化运作中矛盾如何被处理、风险如何被隔离。柯雪龙认为，“集体为体、公司为用”需要进一步区别于组织混合性、政经合一和村企关系等既有概念，并追问在村集体、村民、乡镇政府利益不一致时，究竟由谁代表“集体”。
总体来看，平行论坛四呈现了特色农业和县域产业发展的多重机制。相关报告共同提示，乡村产业振兴不是简单的产业导入、品牌打造或组织创新，而是要深入理解作物特性、地方资源、劳动力结构、乡土情感、政企互动和集体制度之间的复杂匹配关系。农业社会学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把产业重新放回地方社会之中，既看到市场竞争和现代化要素的进入，也看到农民家庭、地方文化、基层政府和集体组织在产业形成、延续与转型中的能动作用。
2026年4月19日中午，第六届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在航川村村委会三楼会议室落下帷幕。闭幕式由浙江农林大学李琳琳副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学会农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熊春文教授致闭幕辞。他首先感谢航川村、浙江农林大学鲁可荣教授及其团队对本届工作坊的周密组织，认为本次会议无论组织形态还是会议规格都有新的提升，充分展现了农业社会学工作坊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他指出，工作坊长期坚持“以文会友”的学术工作法，始终以托举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为基本宗旨，在期刊编辑、领域专家和青年学者之间营造充分而真诚的互动，由此形成了一个稳定、有温度的学术共同体。带着这种共同体的底色，他坦言，这次工作坊最打动他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把学术研讨真正种进了村庄里。学者与农创客、乡村主理人、村民们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讲述、倾听、追问与回应，学问不再端坐于书斋，村民们也头一次直接听到了研究者写的论文，并能开口说出自己经营乡村产业的困难、感受与判断。这种“贴地”的对话，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甚至带着一点“冒险”意味的突破，也恰恰是农业社会学该有的样子：贴着土地，挨近村民，从实求知。紧接着，熊春文教授谈到，在实地调研和专题交流中，与会学者带着田野的温度碰撞思想、凝聚共识，整个过程充实而真切，收获沉甸甸的。他说，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始终想做的，就是搭建一个开放、包容、带着泥土气息的学术家园。我们扎根乡野，严谨治学，通过对论文的深入评议与细致研讨，让研究真正关心大地上的农事与农家，自觉担纲文明转型与强国兴农的使命，把学问写在村庄深处、写在农民心上。最后，他特别感谢了由浙江农林大学农村发展专业研究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以及家味航川公司、各民宿和云下美术馆对会议的全力支持。
总体而言，本届农业社会学学术工作坊在组织形式上呈现的突破，不是局部调整，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自我更新。
首先是把田野调研、实务座谈、学术研讨融为一个连续过程，使村庄成为问题生成的现场，而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这种设计让学术生产的起点从书斋前移到田野，学者与村庄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发问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注视的关系。其次，“1+3”的讨论结构将期刊编辑、领域专家和报告人置入同一个密集对话空间，使论文修改建议不再停留在泛泛的点评层面，而是具体、充分、可落实，这对于托举青年学者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有温度的学术陪伴。第三重突破则体现在议题设置上，AI、农业文明、集体经济、农创客和特色农业被放进同一会场展开对话，这意味着农业社会学不仅有能力深耕传统农村问题，也已自觉回应技术时代、资本下乡与城乡融合中生发的新议题，在学科边界上展现出包容与拓展的活力。
从学术内容看，本届工作坊凝聚出几个值得持续深耕的核心议题，它们彼此交织，共同指向农业社会学当下的理论关切。其一，农业现代化并非技术替代的线性过程，而是技术、制度、市场、家庭与地方社会相互调适的复杂进程。从草原牧业、节水灌溉到智慧蘑菇、蛋鸡养殖，再到特色农业的品牌化，种种实践都揭示出农业生产固有的物性约束、生命节律和社会嵌入，技术只有进入这些具体的关系网络，才谈得上真正落地。其二，组织创新成为乡村振兴中绕不开的关键环节。村集体、强村公司、乡村运营公司、农创客、经理人、社会化服务企业与公益性技术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涌现，正在重新塑造传统的农户、村庄与市场关系，其背后是“谁来组织、为谁组织、如何持续”这些既老且新的追问。其三，家庭与主体性依然是农业社会学不可轻忽的基础命题。青年入乡、女性返乡电商、农民工返乡意愿、老年人以地养老，以及AI时代人的主体性追问，都在不同侧面提醒我们，农业社会学必须同时关切生产关系、生活世界与文明心态，既看结构，也看人心。
立足浙江，航川村的经验并不只是“一个村庄做得不错”的故事，它向前推了一步，提示出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向市场，远非将村庄“公司化”那么简单。真正需要厘清的，是如何让集体保有公共性，同时让经营具备专业性；如何让村民成为收益主体，而不只是被动配合者；如何在政府项目、社会资本、农户资产与青年人才之间，建立起稳定且可复制的制度连接。航川村的民宿、农创客、共富大棚、云下美术馆和村级运营公司，恰好为这些追问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检验的现场，使我们得以在具体而微的组织形态中，看见结构性的可能与张力。
面向AI时代，本届工作坊的讨论同样给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农业绝非AI时代的落后议题，更不是等待被算法全面接管的对象。农业直面生命、土地、气候、家庭与村庄共同体，保存着现代社会中最难以被完全计算的部分，这正是农业文明深厚的底色所在。AI诚然可以进入生产、经营与治理，但农业社会学需要进一步追问，技术进入之后谁拥有数据，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谁保有地方性知识，谁维护家庭和村庄的完整性。这些追问不是在拒绝技术，而是在认真考量技术嵌入社会时的权力归属与生命伦理。而当我们将关切真正落到这些追问上时，农业、文明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便自然而然地上升为农业社会学必须持续面对的中心课题。
供稿 | 陈立瑜、柯雪龙、谢彤华、张豆
图片 | 吴珍平、丁梓晴、过高赞、章龙迎、陈立瑜
会议记录整理 | 浙江农林大学志愿者团队：周苏妃、杜晓凤、魏欣悦、吴珍平、过高赞、戴璐妍、章龙迎、丁梓晴
编辑 | 李济聪
审核 | 桑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