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导向宣传的都是些成功人士,好像现在的“大款”成为社会主流,老百姓要是不像他们那样好像就白活了似的?许多人做出各种努力想成为“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是很痛苦的。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要么苦恼要么心烦。他们唱“我让青春闪了一下腰”,其实是让“现世”闪了一下腰。因为他们即便再怎么努力追求,也达不到饕餮趋向的舆论展示给他们的那种现代化生活,尤其是农村青年。
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政策上只继续强调“稳定集体所有制”。因为,在试验进程中我们认识到农村不具备私有化的前提:由于政府不可能对9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中国这种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
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了,那时农地也许有条件私有化了。
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来形成制度,因为“交易费用”太高: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外,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均计算就很有限。
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其有限的、高度分散的剩余并不能完全被市场左右。再加上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都不合算,所以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越益有限。
可见,无论何种主体,如果直接与亿万小农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会由于交易对象的数量巨大且分散,而每个交易额又细小,必然出现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一个接一个,历史上革命的主体都是农民,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几乎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称之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
这个分析很多人都做过,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或者个别事件导致了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些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且是那个社会坚持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的制度。
中国的问题的确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不仅是土地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以及9亿农民依存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实际上只是派生的。
所以,我一向强调“三农问题”,认为中国并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尽管人们常说,中国如果出问题,就是农业的问题。所有的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说法,其实“农业出问题”只是现象形态。
经济是个有规律的过程,没有说谁要停下来等谁改革的问题。农村改革一旦停下来就会累积矛盾。现在的情况就是农村累积的矛盾正在释放出来,它已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的制约。
from《我们到底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