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那个深秋，海口的空气里带着海风特有的咸湿，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我们全省二十几家分支行的新员工，从琼海、万宁、儋州、五指山赶来，风尘仆仆地汇聚到龙昆北路这所不起眼的银行干校。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刚走出校园的稚气，眼神里却是对崭新日子的期待。
干校的大门开在滨海新村里一条安静的小道上，围墙边几丛三角梅开得正盛。进门是个庭院，呈凹字形把我们拢在中间，左边是宿舍，中间是教室，右边是职工宿舍，感觉像是钻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院角一棵老树，枝叶婆娑，粉白透亮的果子密密地垂下来，像挂在枝头的小铃铛。熟透了的果子偶尔“啪嗒”一声落在水泥地上，溅开一小摊清甜的汁水。风吹过时，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轻声数着我们停留的日子。
培训的日子枯燥又滚烫。白天是厚厚的《银行知识》和《会计基础》，新课本的油墨味呛得人发晕，午后的教室闷热，空调也赶不走黏在皮肤上的困意。晚上要练点钞、打算盘，噼里啪啦的算珠声常常响到深夜，混着远处隐约的海浪声，成了那段日子最刻骨的背景音。教点钞的老师傅手指翻飞，练功券在他手里快得只剩一道虚影，他总说：“钞票要过三遍，眼到、手到、心到。”我们笨拙地跟着练，崭新的练功券边缘薄而锋利，不少人手指上划出浅浅的口子，却没人舍得停下。
伙食是自助式，盆盆肉菜摆成一长排，大家自觉排队按需自取，记得最受欢迎的是干校红烧肉，肥而不腻，香透心扉，刚开始几乎人均两大块，来时听老员工提起过，果然名不虚传。文昌的阿燕从家里带来一瓶黄灯笼辣椒酱，玻璃瓶里的辣酱金黄油亮。午饭时她往每个人的米饭里拌上一小勺，辣得我们额头冒汗，有人咧着嘴直哈气，满桌都笑了。那酣畅的辣，把一天苦练的疲惫都逼了出来。来自琼海的小符，晚饭后爱在莲雾树下唱几句琼剧，腔调婉转悠长，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唱段，连职工宿舍的老员工都忍不住推开木格窗，探出身子静静地听。
同寝的姑娘熄灯后压低声音聊天，聊的不是存款指标，不是技能考核，而是街角那间老店的清补凉，里头放了红枣、薏米和冬瓜薏，还有滨海新村那间远近闻名的猪脚饭，猪脚又糯又香。有个外省来的同事还聊起过年回家要给弟弟妹妹带些什么。月光从窗缝漏进来，在薄被上铺一层薄薄的银。那些细细碎碎的话，就浮在这片月光里，软软的，暖暖的。
干校门口出去向左转，沿着那条窄窄的小路走上一百米左右，眼前便会豁然开朗，车水马龙的滨海大道横在面前。而马路对面，就是那时候还很漂亮的滨海公园。园里有大片大片的草坪，游乐设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过山车的轨道高高地划着弧线，海盗船荡起来的时候总能听到尖叫声和笑声，远处摩天轮慢悠悠地转着，仿佛时间在它那里格外宽容。我们偶尔晚饭后散步过去，站在路边望一望，看旋转木马的彩灯渐次亮起来，一圈一圈地转，像那个年代缓慢而温柔的时光，像我们刚刚展开的、满怀憧憬的青春。
结业考核前夜，教室的灯光格外白亮，所有人都埋着头，有人小声背诵着会计科目，有人反复清点着练功券。第二天，所有人顺利通关。我们像被放出笼子的鸟，欢呼雀跃，赶去滨海公园大门前，挤挤挨挨地站成几排，把晒得黝黑的脸齐齐对准镜头。快门按下那一刻，我们的笑容是从未有过的灿烂，仿佛汗水都酿成了光。
再后来我们散作满天星。有人留在海口，有人回了五指山深处的网点，有人去了三亚，也有人辞职去了上海，国外。很多年后我再次路过滨海公园，那里早已变了模样，游乐设施拆走了，草坪也缩了水。但那条窄窄的小路还在，干校院角的树还在，记忆里那圈旋转的彩灯也还在，亮亮的，温温的，像青春告别时忍住的泪光，也像一枚熟透的果子，酸酸甜甜地，从那个深秋一直落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