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明朝前期广东的重农政策与农业发展

农业在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农业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广大农民的生计，关系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和封建政权的存亡。出身贫苦而又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朱元璋，颇知“民生之疾苦”与政权存亡的关系。他在即皇帝位之后，很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民，封建官府的政策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农业发展的阻碍。由于明太祖朱元璋采取颇为得力的重农政策，而明成祖朱棣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因此，广东的农业在明前期恢复和发展较快，到永乐、宣德年间，广东已称“殷富”。明初，广东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营手工业只是在某些部门有明显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官营手工业。明前期，广东城市建设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且具特色。城市建设的发展，对城市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广州的贡舶贸易和在艰难中发展的商舶贸易，也对广东特别是广州的商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广东的商业受“重农抑末”政策的限制，只是作为封建经济的附庸得到有限的发展，区域发展也不平衡。明前期，广东的文化教育大致处于恢复、养蓄阶段，为中后期广东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巩固统治，强调“农桑衣食之本”的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倡导“重农务本”。他说：“农为国本，百官皆其所出”（《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一）。又说：“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明太祖实录》卷十六）。在其严厉督促下，广东许多地方官也积极贯彻重农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一、奖励垦荒

奖励垦荒是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之一。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诏：“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租税”（《明典章》第一册，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诏）。明确规定谁垦谁有，并予以免除三年赋役的优惠。五年（1372）令：“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明史·卷二·太祖本纪第二》）。十三年（1380）又诏：“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明会典·卷十七·户部·田土》）。二十四年（1391）再诏：“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惟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明会典·卷十七·户部·田土》），不断鼓励百姓放手垦荒。当时广东许多地方官都积极招抚流民，鼓励垦荒，恢复生产。

毕瑄，“洪武元年知东莞县时，乡邑罹兵燹之后，田野蓁荒，室空十九，瑄拊循安集，流亡来归，芟棘树艺，岁复有收，民以乐业”（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十一·广州府·名宦》）。

熊本诚，“洪武二年知翁源，是时民逋未还，田野荒芜，本诚多方招集且躬临村落，教之垦辟”（万历《广东通志·卷三十·韶州府·名宦》）。

徐仲端，“洪武中同知南雄府事，田多荒芜，……巡行劝农，开垦廓地五十余顷，粮二百石，民食赖足”（万历《广东通志·卷三十三·南雄府·名宦》）。

王渊，“洪武二年知遂溪时，……安揖流离，编籍定赋，辟草莱，课耕耨，修筑塘堰，以灌畎亩，民享其利”（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六·雷州府·名宦》）。

李希祖，“洪武七年通判雷州府，……整顿堤渠，垦避荒秽”（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六·雷州府·名宦》）。

脱因，“洪武元年知廉州，流民尚未归农，因多方招谕，未逾岁，民皆复业，劝课农桑，百废具兴，既去而民思之”（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四·廉州府·名宦》）。

江秉彝，洪武间任程乡典史，“先是乡罹寇，民未复业，田土荒芜，税久不征，民多逃亡。彝赴京代奏，得减田粮，召民开垦，民德之”（顺治《潮州府志·卷四·官师部》）。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重农政策。他告诫官员要认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四方甫定，民尚贫苦”，必须做到“一财不妄敛，一民不妄差，劝课农桑，填固封守”（《皇明诏令一·永乐四年二月十九日<谕天下文武官员敕>》）。他在永乐十一年（1413）还下诏：“自今郡县官，每岁春行视境内，蝗蝻害稼即捕绝之。不如诏者，二司并罪”。明确规定地方官要亲自发动农民捕灭虫害。永乐年间重农政策的连续性，使广东地方继续保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势头，许多官员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

鉴于荒地太多，明朝廷除鼓励民间垦荒外，还要求各地卫所进行屯田。广东各地卫所也垦殖了不少荒地。如惠州卫，明初“于归善、博罗、河源三县城中立屯田三十所，种抛荒田六百七十二顷，每屯二十二顷十亩”，有助于解决军队开支（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屯田》）。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围垦沙坦也迅速兴起。永乐年间，香山县已是“海滨多潬田”，并引起豪强之家的垂涎，企图霸为己有，以致“豪右争讼，连年不决”（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谪宦》）。

由于广东各级地方官贯彻执行奖励垦荒的政策，不仅因战争抛荒的耕地得以迅速复垦，而且许多生地也被垦辟。洪武二十年（1387），广东官民田地已达23734056亩。

二、提倡种植经济作物

在奖励垦荒、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明初统治者还积极倡导种植经济作物。早在明朝建立之前的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六月，朱元璋就开始制定种植桑、麻、木棉的硬性指标，“凡民田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罪，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使出麻布、绵各一匹”（《明太祖实录》卷十五）。对官吏执行不力和百姓不愿种植者均予以惩罚。立国后，朱元璋又颁发《教民榜文》，要求百姓“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卖钞，俭年可当粮食”，将种植经济作物与改善百姓生活、预防灾荒联系起来（《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篇·食货典·第三七卷·农桑部·艺文二》）。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强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百亩秧，……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发云南金齿充军”。三十年（1397）颁布《大明律》，又明确规定，“人户亦计荒芜田地，及不种桑麻之类，以五分为率，一分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追征合纳税粮还官”。朱元璋一方面利用行政、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另一方面还通过政策上的优惠，鼓励百姓多种植。如洪武二十七年诏，“益种棉花，率蠲其税”。次年，又规定凡洪武二十六年栽种桑果树者，“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扰害者，罪之”。对缺乏技术指导的地方，派人“教以种树之法”。并规定地方官负有劝督之责，每年要把自己所辖地区栽种的经济作物数目，造册上报中央，作为考绩的重要指标。落实明初的政策，广东地方官颇能雷厉风行。洪武、永乐年间，香山县丞仲敬，新兴知县程希灏，潮州知府白叔敏，博罗知县昌祚，廉州郡守殷革，琼州郡守董俊昌等，都注重“劝课农桑”。如洪武十四年（1381），南雄知府左孟诚，“专以农桑为己任”。他见到郡城东门荒闲地多，便开筑桑园10亩，“教民树桑，且巡行劝民耕作，自是民知以农桑为业”（万历《广东通志·卷三十三·南雄府·名宦》）。又如，洪武中，熊本诚知清远，“相地所宜，教植苎麻，民获其利”（康熙《新修河源县志·卷四·良吏》）。由于地方官的提倡，经济作物种植大见成效。仁化县辟有桑枣园2所。乐昌县在景泰四年（1453）已是“桑麻蔽野”（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谪宦》）。琼州府种有桑麻、棉花、蓝靛等作物，其中苎麻产琼山、澄迈、定安，棉花产临高、崖山、感恩，蓝靛产乐会，桑丝产琼山、感恩、崖州等县。潮州府海阳等4县种有青麻、黄麻、棉花、蓝靛等作物。广州府的南海、番禺、东莞等县都栽植桑树，为以后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作为农业发展的命脉，明初统治者也很重视。龙凤四年（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就委派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将军康茂才充任营田使，专司水利，修筑堤防。此后，明朝廷不断责成各地兴修水利。洪武二十六年（1393），要求地方官“务要时常整理疏浚”各地的闸坝陂池。第二年，又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八月，“又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三》）。同时，还十分注意调动百姓办水利的积极性，诏各地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时陈奏。鼓励民间积极开展水利建设。

广东各地在明初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由于广东地势北高南低，地形有山区、丘陵、平原和台地等，因而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类型也略有差异，一般来说，“高田用堰坝，低田用圩岸，平田用陂塘”。

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设以堤围为主，境内高要、四会、南海、东莞、新会等县都有多处堤围建设。高要县位于西江中下游，为了加强防洪护田，洪武初知府王全创筑水矶堤，“基围长三万五千四百丈，中为石窦，以杀水势，堤内田塘七百余顷”（康熙《肇庆府志·卷十六·水利志》）；又筑迪塘围，“捍田七十九顷五十亩”。十六年，乡人李儒杰增修莲塘围，“基长四千八百丈，捍田五百余顷”。十九年，乡人何志可等筑头溪堤，“捍田一百八十顷”。二十七年，乡人黄阿思等筑横查堤，“周一万一百丈，捍田八百四十余顷”。三十年，乡人聂敬昌等筑大湾堤，“高一丈，周一千七百五十丈，捍田五百九顷七十余亩”。永乐三年，莫以信等具奏筑新江堤，“堤三千七百余丈，内有沟七，窦五……捍田五百余顷”。此外，乡人黄阿思等奏在城东八十里筑丰乐大围堤（康熙《肇庆府志·卷十六·水利志》）。

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端，该县因桑园围东南的倒流港，每遇洪水暴涨，围内水位提高，浸淹房屋和禾稼，故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开展堵塞倒流港的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碰到“洪流急湍，人力难施”的困难。南海九江人陈博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用装满石头的船沉于洪口的方法，使“水势渐杀”，终于堵住了倒流港这个口子。此后，该县又修筑南海卫莲塘上下堤岸。

新会县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部，洪武初，乡民周观善率众共筑落鞋陂，“灌田二十余顷”；二十七年，据乡民梁文善、冯观兴之请，工部差员刘永旋修筑坡亭大小基围，“灌田二百二十三顷”；同年古劳都兴修招村水围，“灌田一十八顷三十二亩”；三十年，兴筑越塘围，“灌田五十三顷”；同年中乐部修筑天河水围，“灌田一百三顷八十亩”（康熙《新会县志》卷四）。又在西海左岸，修筑横江围，“灌田一百二十顷”；修筑周郡围，堤长3458丈。

由粤北向西南直至雷州半岛为山地、丘陵和台地。这一广大地带的水利工程以兴建陂和塘为主，其次是堰坝和堤。明初以来，不论是粤北，还是高、雷之高亢地带，以陂塘为主的水利建设都相当普遍。粤北南雄府在洪武年间便建陂19处（乾隆《南雄府志》卷三）。如洪武初，南雄知府叶景龙“于城西河塘村地筑陂引凌水灌田五千余亩，民号‘叶公陂’”（万历《广东通志》卷三十三）。十五年，乡民王以敬等在城东六十里开虎岸陂，“灌田千余亩”；二十八年，保昌知县岑仁忠重修灌田二千余亩的凌陂，并在城东开宝陂、湖口塘、新塘等。永乐十二年，李汝舟，“以太学生同知南雄府，岁旱，巡行乡都，修筑陂池，民受其利”（乾隆《南雄府志》卷十二）。

雷州府海康、遂溪二县不仅重视各自的水利建设，还注重协作。洪武二年（1369），陈本为海康知县，“导水以灌东泽之田，增筑圩岸以防斥卤”（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六）。洪武初，王潇为遂溪令，“修筑塘堰以灌溉田亩”。特别是雷州府所属的特侣塘，周广40里，但入明之后，“渠淤塘废”，使农田灌溉受到很大影响。同知徐麟孙不仅重修此塘，用来灌溉东泽田4000余顷，还与海康知县陈本、遂溪知县王潇协议修建堤岸，分别筑海康南堤、北堤和遂溪堤，“以免斥卤之患”（道光《遂溪县志》卷二）。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民沾其利”。

由于社会初安，民力有限，当时兴修的水利一般以中小型为主，其中维修前代水利工程占一定数量。当然，也有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堤坝方面，如前面提到的“捍田七百余顷”的水矾堤、“捍田八百余顷”的横查堤。水利的兴修，不仅减少了旱涝灾害，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如海康县在洪武年间因兴修水利，使该县东溪地垦辟成田2000余亩，琼州府琼山县因修潭邓塘，置水门闸，“众人田之，变陆为田”1000余亩。明前期水利工程的兴修，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禁阉人子为火者”

元末农民战争虽然使一些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状态的奴隶、驱口和投下户获得解放，但又有一些人因战乱而被迫为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控制更多的劳动者，增加自耕农数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便下令各地释放奴隶。洪武五年（1372）五月，诏“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者即日放还，复为民”，使一些因战乱而沦落为奴者恢复了平民身份（《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并用法律形式禁止庶民之家畜奴：“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大明律·卷四·户律》）。除颁布上述面向全国的解放奴婢的法令外，朱元璋还针对福建和岭南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阉人之子为奴的恶俗，于洪武五年下诏：“福建、两广等处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阉割役使，名曰火者。今后有犯者，以阉罪抵之，没官为奴”（《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如此严峻法令，有助于彻底革除为害广东的这一恶俗，促进广东社会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蒋祖缘主编，李庆新副主编。撰稿人：蒋祖缘、李庆新、冼剑民、李绪柏、陈启汉、黄国信、关永章、许宁英、陈忠烈、倪根金、陈摩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