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独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一体”叙事

谷雨前后，广袤田野上，生机盎然的春耕画卷正由南向北徐徐展开。人们躬身田间，把希望播进沃土，用勤劳的双手延续古老的农耕文明。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华民族在长期农耕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数量庞大且类型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并将其活态传承至今。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融合发展的复合型文明，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历程。为此，中国民族报特邀三位专家，共同聚焦农业文化遗产，探寻沃野田畴中的文明密码。

主持人：中国民族报记者文静

访谈嘉宾：

宋元明，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科技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

杜新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卢勇，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

何以独特：

“多元性”“活态性”“世界性”

记者：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5个项目成功列入，总数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哪些特点和价值？

宋元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最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多元性”。中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生态环境差异明显。正因为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各地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摸索出了一系列适应本地条件的农业生产方式，由此形成了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农业文化遗产，展现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交织共生的多元图景。比如，2012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体现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交融共生的独特样貌。

▲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2012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同时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农业文化遗产所保护的是一个由农业景观、传统生产知识与技术、社会组织和民俗文化等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也正因如此，它更鲜明地体现了生态多样性、技术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杜新豪：“活态性”也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鲜明特征。农业文化遗产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也不是仅供参观的历史遗迹，而是直到今天仍然在生产、在传承、在发挥作用的农业系统。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传统农业系统至今仍在为全球大约20亿人提供食物和生计支持。比如，2005年中国首个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其稻田养鱼的传统历经千余年传承至今，并在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的协同驱动下，迸发出新的活力。

所以，农业文化遗产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活态”保护。通过对遗产的认定、保护与支持，让这些濒危的传统农业系统得以继续运转与持续演进，不仅为当下的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支撑，也为应对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极端气候频发等问题，提供实用的技术知识体系与经验借鉴。这点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再强调的。

卢勇：“世界性”也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应对全球农业系统面临的威胁、寻求可持续解决方案的背景下，重新发掘传统农业的价值、积极汲取传统农业的智慧，已成为全球共识；另一方面，该项事业最初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资金（GEF）的支持下，联合相关国家与国际组织于2002年发起，因此“世界性”是农业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特性。

▲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业系统，2018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的农耕历史长达万年，在前工业文明时代，长期代表全球农业的最大规模、最多类型与最高水平。农业文化遗产既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又以超越国家的规律性、通达性，为全球粮食安全、生态治理及乡村振兴等世界议题贡献中国智慧，是中华民族赠予人类文明的瑰宝。

记者：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这是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活态传承，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如何见证各族群众的共生共荣，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宋元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见证，既体现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物质联结上，也体现在由此孕育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上，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

从物质层面来看，农耕技术、经济往来及饮食习惯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发展的重要基础。以稻作为例，考古研究表明，亚洲稻的栽培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百越族先民对野生稻的驯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以及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灌溉系统，均印证稻作文明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积累、逐步拓展的。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多地区、多民族共同参与、携手创造的过程。再如茶文化，茶叶的栽培、制备与饮用技术同样发源于中国，其早期在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传播与发展，凝聚了当地彝、苗、傣、布朗等民族对共同饮食习惯的传承与创新。

从精神层面看，农业文化遗产还通过民俗、饮食文化及节庆活动，持续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例如，围绕稻米文化形成的端午食粽、社日祈丰、年节祭稻等习俗，历经世代传承，成为多个民族共守共传的文化传统。又如采茶、制茶、祭茶神等仪式，在云贵高原各民族间世代传承。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在长期延续中还沉淀出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比如“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与“守望相助”的实践传统。这些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生存哲学与价值准则，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的文化基因。

杜新豪：中国有两项以稻田养鱼为核心技术特征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一是2005年入选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二是2011年入选的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这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此外，根据著名稻作史家游修龄的研究，原本生活在中国南方“饭稻羹鱼”的百越先民不断迁徙，其后裔中居于黔湘桂毗邻山区的侗族人、居于云南的傣族人，以及居于浙江东部的山越人，都分别发明了稻田养鱼技术，这更确凿地证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成果。

▲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2017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甘肃省迭部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再以2017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为例，其形成与发展也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典型例证。该系统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年前畜牧文明的萌芽阶段，蜀汉时期引入内地农耕技术，吐谷浑时期实现中原农耕文化和藏族聚居区游牧文化的有机融合，明代以来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农林牧复合系统。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该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炭化黍与粟，刷新了人们对该地农业发展的认知。此前，这块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多族群繁衍生息之地，多被认为以畜牧业为生业模式，而考古发现表明，这里同样是旱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上两个事例，有力印证了中华大地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谐共生的历史事实。

何以传承：

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护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