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面子”与“里子”
一个总投资超过7亿元、获批动用3.68亿元政府专项债的“现代农业公共实训基地”，落成后却只见“迎宾楼”“宴宾楼”与各类酒店会堂，找不到一亩农田、一台农机——整个园区唯一与“农业”二字沾边的，只有一块不起眼的小牌子。这是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山东临沂莒南县真实案例。据报道，该项目建成两年多来，与农业沾边的活动仅十余场，远不足规划的年服务17000人次。项目自身收益远不及预期，每年还要支付超千万元利息，地方财政背上沉重负担。
但更令人深思的，或许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王海娟及其团队的一项调研。2021年至2023年间，王海娟团队在江苏、浙江、山东、湖北、河南、安徽、湖南、甘肃、四川9省的19个县4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开展深入调查，结果发现：这些被重点扶持的农业项目，竟没有一个真正在经营农业，基本都转化为非农化经营乃至房地产开发。个别村庄仅有极少量地块保留耕种，用作应付检查。这一发现直指乡村产业发展的深层病灶。
调研显示，乡村振兴中的农业项目走向“非农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早年间，各地热衷大规模土地流转，动辄上千亩甚至上万亩，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搞农业生产。然而十余年实践证明，粮食作物利润微薄、自然风险高，经济作物虽然收益相对可观，却要承受高昂人力成本和市场波动风险；企业雇工经营效率，根本拼不过小农户的精细化管理。“老板开着宝马来，骑着自行车走”成为行业流行语，租金拖欠、土地抛荒现象频发。
眼见纯农业难以盈利，地方政府转而将乡村旅游当作乡村产业振兴的“万能钥匙”。调研的42个村无一例外都在开发或规划旅游产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景观，让每一个村庄都成为景区”的口号，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统统纳入旅游配套。
各地纷纷动员工商资本下乡，其中33个村引入了工商资本，房地产和资源型企业成为主力，政策、土地、资金全面倾斜。
然而，乡村旅游的市场空间本就极为有限。调研中，42个村庄仅有两个紧邻大城市的项目获得成功；普通村庄既无独特景观，又远离消费市场，在旅游业整体饱和的背景下，根本留不住游客。盈利无望的工商资本开始钻政策空子：从早年直接在耕地上建酒店、别墅，到“大棚房”专项整治后，换“研学基地”“康养中心”的马甲继续搞住宿餐饮，更有甚者把乡村旅游当成房地产的“敲门砖”，形成“圈地—建景区—政府配套—创A级景区—卖别墅”的完整链条，政府投入的乡村振兴资源最终沦为房地产配套设施。
这一系列乱象背后，是政绩驱动、资本逐利与治理困境的多重交织。对地方政府而言，乡村旅游、农业园区可视化程度高，容易打造亮点工程、完成考核指标，还能凭借亮眼项目争取更多上级资金，即便项目亏损，也会用财政补贴维持表面繁荣，陷入“低效益—补资金—更低效—再补贴”的恶性循环。
不少地方为此背上沉重债务，村级负债超百万、千万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工商资本下乡，本就不是为了深耕农业——要么是换取城市房地产开发的政策优惠，要么是借农业项目圈地获利。双方各取所需，农业项目沦为“政绩道具”和“资本跳板”，真正的农业生产被彻底抛在一边。
这种“假农业、真非农”的模式，危害远超想象：农民无法分享产业收益，反而失去土地经营权；巨额财政资金、专项债券投入见不到实效，拖垮农村集体经济；更严重的是偏离乡村振兴初心，乡村产业本应托底民生、保障粮食安全，如今却沦为政绩和资本的附庸，让乡村振兴变成“空中楼阁”。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回归乡村产业发展的本源。首先，要扭转政绩导向，改革考核体系，把农民增收、耕地保护、产业实效作为核心指标。其次，规范资本下乡，建立严格的准入、监管、退出机制，明确资本必须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严禁“圈地不种、非农牟利”。同时，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等农民参与度高的产业，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还要扶持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本土经营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主人而非被动旁观者。
最后，必须筑牢监管防线，实行农业项目全流程监管，杜绝“重审批、轻监管”的漏洞，让每一笔涉农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产业振兴的根基是真农业、真富民。王海娟团队的调研敲响了警钟：那些披着农业外衣的非农项目，终究走不远、稳不住。唯有摒弃政绩冲动、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让产业扎根土地、让收益惠及农民，乡村振兴才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