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开发潜力分析与展望

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开发需求广泛，质量快速提升。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但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贸易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贸易对象较为集中。东盟是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主要对象，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产业以经济作物为主，投资国别差异较大，投资主体类型多样。农业科技合作领域涉猎广泛，大多为政府主导模式，合作项目以技术培训、示范园区建设等援助性项目为主，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中国农业对外援助形式多样，覆盖东盟大多数国家，为受援国粮食安全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1.双边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但失衡加剧

农产品贸易已日益成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CAFTA全面启动以来，双方农产品贸易规模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据全球贸易观察数据库统计，2010—2024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总额从182.45亿美元增加至575.06亿美元，增幅达21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失衡现象日益凸显，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由2010年的33.30亿美元激增至2024年的119.61亿美元，增幅达259%,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互补性特征与竞争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

2.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单一且市场集中度高

在进口方面，中国自东盟进口的农产品呈现明显的初级产品导向特征。2024年，进口商品结构前三位依次为食用水果、动植物油及水产品，三者合计占比达63.14%。值得关注的是粮食进口快速增长，2010—2024年进口额由3.48亿美元增加至14.04亿美元，增幅达303%,以大米和玉米进口为主。从进口来源国看，中国主要从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进口农产品。2024年，中国对这4个国家的进口额占对东盟农产品进口总额的89.60%。

在出口方面，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同样以初级产品为主，2024年主要出口品类包括食用蔬菜、水产品和食用水果，深加工农产品出口比例相对较低。粮食出口小幅增加，出口额由2010年的1.75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2.38亿美元，增长36%。从出口目的国看，中国主要向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农产品。2024年，中国对这4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7.23%。

1.投资规模持续扩张

受益于地缘邻近优势与自贸区政策红利，东盟已成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核心区域。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立在深化中国-东盟各领域合作的同时，更促进了双方投资与贸易的交流,对带动东盟农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2022年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流量为4.65亿美元，占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35.52%。农业投资存量累计达81.31亿美元，占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28.86%。同时，投资主体数量同步增长，2022年中国在东盟设立农业企业431家(图1),占境外农业企业总数的39.94%。从时间趋势上看，投资存量与企业数量呈现同步扩张态势。

图1 2013-2022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23年·总篇)》。

2.投资格局以经济作物为主导

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较为集中，林业、经济作物产业投资占比较大。数据显示(1),2022年林业、经济作物投资流量分别为1.25亿美元与1.24亿美元，分别占比26.88%与26.67%,其中，经济作物投资存量占比达27.73%;粮食作物投资流量占24.30%,投资存量占19.17%。从企业数量上看，经济作物占比也最高，达到38.52%;粮食作物企业占比为16.47%,位列第三。

3.投资国别差异显著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老挝和缅甸。数据显示(2),2022年中国对东盟各国农业投资企业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为缅甸(97家)、老挝(94家)和印度尼西亚(63家);投资流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1.24亿美元)、越南(1.11亿美元)和新加坡(0.99亿美元);投资存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老挝(23.2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1亿美元)和缅甸(9.98亿美元),而对菲律宾、文莱等国农业投资显著低于其余各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建立起以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农业院校、推广机构为主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东盟国家对农业机械、种子、农产品加工技术有着巨大的需求，中国是东盟国家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企业和科研院所为辅，合作项目以技术培训、实验室建设等援助性项目为主，合作依托单位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如表1所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部分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主要涉及农作物种质改良、渔业养殖、农业机械及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中国广西与东盟国家相邻，具备地缘和资源优势，是双边科技合作最有条件、最有需求也最容易推进的区域，而其他省份参与项目少、程度低。

自1991年以来，中国向东盟国家援建了大量农业项目，极大提升了受援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其援助形式主要包括开展农业技术示范、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派遣农业专家及援外培训等。

1.农业技术示范主要集中在柬埔寨、老挝等欠发达国家

农业技术示范类项目通过试验、推广和培训等方式与受援国分享中国技术创新经验和发展模式，优化受援国粮食安全能力和农业生产水平，是中国对东盟农业技术援助的主要形式。中国先后在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基地，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建立了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例如，2011年中国开展援助老挝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主要包括建设培训中心、苗圃及示范园，提供一批良种和农机具，并开展良种培育、示范种植及农机具使用等方面的培训，总投资4 000万元，分为设施建设、人员培训、技术合作三个阶段实施。

2.农业基础设施援助主要为水利灌溉项目

由于农业投资环境恶劣、产品与原料流通不畅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东盟部分国家农业发展落后，中国在东盟国家援建了一大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助推其农业发展。例如，2017年中国投资老挝地区的万象南宏和南素昂水利升级改造项目，有效改善了灌区及灌区周围农业生产水平。2018年，中国在菲律宾建立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2022年顺利竣工，该项目旨在为当地提供长期稳定的灌溉水源，提高农作物产量，助力菲律宾粮食保障。

3.援外培训以水稻和农机领域为主

自2003年起，中国与菲律宾等国专家不断开展技术合作研究和技术培训。中国专家组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引入农业技术中心开展试验示范，与菲律宾专家共同研究适合菲律宾的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并组织推广，帮助解决菲律宾稻米短缺及农业机械保养和维修问题。2019年，由中国商务部和缅甸农业、畜牧与灌溉部合办，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缅甸杂交水稻技术海外培训班”于内比都举行，有60名来自缅甸农业领域的官员、技术人员和种植大户参与培训。

国际农业开发合作作为多因素驱动的系统工程，其可行性受政治经济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特征与贸易物流条件等因素的共同制约。本节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潜力与风险进行系统研判。从政治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视角来看，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是国际农业合作的基础保障。国际投资通常面临东道国文化、制度与经济环境差异的挑战，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初期往往因“外来者劣势”而易失利或遭遇困境。与此同时，部分东道国可能会出现政权更迭后的政治反弹,对立党派之间会存在强烈的政见纷争，使得项目实施面临不确定性。从资源要素与生产结构的视角来看，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基于自身资源优势，集中生产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禀赋状况、人口结构状况以及产业结构状况等差异，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产业。与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在农产品出口中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而东盟各国通过强化比较优势和贸易联系，能显著提升其各自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贸易物流的视角来看，贸易物流通畅性是实现比较优势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交通与物流体系的完善程度，尤其是跨国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东盟各国的贸易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以湄公河流域接壤，交通物流是双方互联互通的重要支柱之一。双边贸易物流的通畅性，将极大地影响运输成本与合作效益。

基于此，本节将从政治经济稳定性、资源要素差异性、产业结构互补性、贸易物流通畅性以及政策环境友好性等视角出发建立综合可行性分析框架，对中国-东盟农业合作开发可行性展开系统分析(图2)。

图2 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可行性分析框架

1.政治稳定性

东盟国家政治稳定性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新加坡和文莱政局稳定，政府廉洁高效，政策延续性强；老挝政治稳定性呈上升趋势，社会治安总体良好。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在政策调整频率、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经济稳定性

在经济发展方面，东盟整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各国发展不均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经济总量较高，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经济增长迅速。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7—2023年，东盟GDP从2.87万亿美元增加至3.80万亿美元，其中菲律宾、越南等国疫后复苏表现强劲，GDP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方面，2023年新加坡人均GDP为85 412.2美元，位居全球前十，文莱、马来西亚和泰国紧随其后。产业结构方面，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对农业依赖度较高，其农业占GDP的比重分别达22.7%、17.1%和16.1%。

3.制度与营商环境稳定性

在制度与营商环境方面，东盟各国也存在较大差异。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在政府效率方面表现较好，而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政府效率较低。新加坡的清廉指数全球领先。在营商环境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整体表现最佳，文莱、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老挝居中。尽管东盟多国出台了鼓励外资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协调不畅和歧视性执法问题仍然突出，给外资企业带来诸多挑战。

1.水、热、土资源丰富

东盟地处大湄公河次区域和马来群岛，降水丰富，光热条件优越。数据显示(3),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年降水量在800～2 000毫米，马来群岛年降水量更是超过2 000毫米。在光热资源方面，东盟大部分国家的年光合有效辐射高于中国，其中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平均值为3 000～3 100兆焦耳/米2,文莱、马来西亚、老挝、新加坡和缅甸为3 100～3 300兆焦耳/米2,柬埔寨和泰国达到3 300兆焦耳/米2,而中国年平均值仅为2 900兆焦耳/米2。在土地资源方面，东盟国家的农业用地资源丰富，尤其是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具有较大的种植规模和发展潜力。数据显示(4),尽管中国在土地总量和农业用地比例上具有一定优势，但耕地占比(11.60%)低于大部分东盟国家(如泰国33.57%与柬埔寨23.34%),人均耕地面积(0.08公顷)也低于东盟平均水平(0.11公顷)。

2.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有待提升

东盟大多数国家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依据世界银行2023年统计数据，印度尼西亚(14 134.9万人)、越南(5 679.9万人)和菲律宾(5 035.3万人)的劳动力总量位居东盟前列。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泰国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老挝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比(69.6%)超过总就业人口的一半，而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仅为22.3%。然而，除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外，多数东盟国家教育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素质亟待提升。相比之下，2024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8%,农业劳动力的文化和综合素质显著高于东盟平均水平。中国与东盟在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上存在显著的互补性，这为双方在农业生产、人才和技术交流等领域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1.农业优势产业突出，生产结构较为单一

东盟国家农业呈现显著的单一性生产结构，其优势产业集中在主粮与经济作物两大领域。在水稻种植方面，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凭借热带气候优势形成核心产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三国水稻产量分别达到5 398.1万吨、4 349.8万吨和3 385.2万吨，普遍实现一年三熟的集约化耕作模式。相较之下，山地国家(如老挝和菲律宾)受限于自然条件、地形或自然灾害等因素，水稻产量相对较低。水稻是中国单产最高、总产最多(20 660.3万吨)的粮食作物，且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与东盟国家形成对比性竞争优势。

旱地作物发展呈现差异化特征。东盟各国玉米种植虽具规模，但大豆产业短板突出。FAO统计数据显示，以缅甸为例，2023年，其大豆单产仅1.04吨/公顷，不足中国平均单产水平(1.99吨/公顷)的53%;2023年总产量13.8万吨，种植资源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木薯产业则凸显区域互补性，泰国作为全球木薯主产区，2023年产量达3 061.7万吨，单产水平(20.6吨/公顷)较中国(16.4吨/公顷)高出26%,而中国同期产量为508.0万吨，两国在技术协作与原料贸易方面存在显著合作空间。

在战略经济作物领域，东盟占据全球供应链关键地位。棕榈油产业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主导。FAO统计数据显示，其2022年产量分别为4 682.0万吨与1 845.3万吨，合计占全球超80%市场份额；天然橡胶则以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为核心产区，2023年三国产量分别为481.0万吨、224.1万吨与127.0万吨，合计占全球超55%;热带水果如菲律宾杧果、印度尼西亚山竹和泰国榴梿形成特色竞争力，与中国市场构成互补格局。

2.农业基础设施和机械化水平不足

尽管东盟农业资源丰富，但部分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和机械化水平相对落后。除新加坡、越南和泰国外，多数东盟国家资本匮乏，农业信贷额度有限。在农业机械化方面，除越南发展较快外，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低。而中国作为农机制造大国，拥有规模以上农机制造企业2 000多家、生产农机产品4 500多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5%(5)。这种互补性为双方农业机械合作提供了机遇。

东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北接中国大陆，南望澳大利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处于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是这个路口的咽喉。中国与东盟地理相邻，为双方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加之近年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的推进，中国-东盟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为中国与东盟深入开展农业合作奠定了基础。

然而，东盟成员国间物流运输条件差异较大(表2)。处于第一梯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为区域贸易提供了重要支撑。新加坡是全球顶级枢纽港，2022年新加坡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达3 729万标箱，其机场服务也位居全球前列。马来西亚凭借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位置，海上运输占据优势。文莱虽无铁路，但国内交通状况良好，现代化高速公路贯穿主要居民点。而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其物流能力呈现结构性失衡特征。越南铁路运输比例低，但海洋运输发展迅速。印度尼西亚作为群岛国家，主要依靠公路和海运。泰国公路运输发达，但铁路系统相对落后。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的物流条件处于东盟末端。

自2020年11月15日RCEP签署以来，中国与东盟通过多层级制度安排持续推进农业合作深化。2023年《中国-东盟关于深化农业合作的联合声明》的发布，叠加既有双边农业投资贸易协议网络，区域农业合作进入机制化建设新阶段。然而，成员国间的政策差异构成实质性合作壁垒(表3)。在外汇管理层面，尽管多数东盟国家实行自由汇兑政策，但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对超额交易实行审批制，老挝利润汇出需提交证明，缅甸存在结汇困难。在土地和劳工政策方面，东盟国家对外资拥有土地有限制，多数国家仅允许租赁。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老挝土地政策灵活，对外商投资农业较为友好，而泰国禁止外资进入农业投资领域。此外，区域内税制差异显著，新加坡、文莱凭借“税收洼地”效应吸引资本集聚，而缅甸、菲律宾等国企业所得税率高达25%～30%,形成显著的投资成本梯度。错综复杂的政策差异，共同构成了“外来者劣势”的制度性根源，企业需为适应陌生的制度环境而承担额外的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面对制度性障碍，中国与东盟正通过战略对接寻求突破。RCEP框架下，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实现零关税。

中国与东盟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发展空间大，可从多个方面展开。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重点国家包括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合作品类涵盖水稻、玉米、豆类、木薯、橡胶、甘蔗和棕榈等；合作模式主要通过农业生产基地合作、产业园区合作和科技合作实现；主要合作内容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建设(包括产业示范园、产业合作中心与物流加工园等)。

1.构建差异化农业合作布局

东盟国家农业资源禀赋各异，投资制度与产业基础各不相同，需优先选择有市场潜力、效益好、见效快且符合东盟国家支持鼓励的产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表4)。

表4农业合作开发重点品类及布局

一是中国与柬埔寨在桔井省合作开发木薯和橡胶资源。桔井省拥有丰富的木薯、橡胶资源，位于柬埔寨7号公路沿线，可经6号、4号公路通往西哈努克港。在中国-柬埔寨木薯橡胶良种繁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基地基础上，双方可进一步开发木薯、橡胶资源，并探索建设仓储物流设施。

二是中国与老挝在乌多姆赛省合作开发玉米、橡胶、木薯和甘蔗资源。乌多姆赛省位于老挝北部，与中国云南接壤，且位于中老铁路沿线，可直达磨丁口岸。双方可依托云南农垦集团和中国援老挝农业示范中心，推进玉米、橡胶、木薯和甘蔗资源开发并探索部署仓储物流产业。

三是中国与缅甸在掸邦和曼德勒省合作开发豆类、甘蔗和棕榈资源。掸邦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清水河口岸是中缅重要陆路通道，双方可围绕豆类与甘蔗资源开展合作；曼德勒省则可围绕棕榈糖等特色产品开展合作。同时可分别探索设立农业技术研发中心和部署加工及仓储物流产业。

四是中国与泰国在呵叻府和春武里府合作开发木薯、甘蔗、水稻和橡胶资源。呵叻府是木薯、甘蔗等农产品重要产地，春武里府物流便捷，靠近林查班港和泰国7号高速公路。双方可在呵叻府探索设立农业技术研发中心，在春武里府部署加工及仓储物流产业。

五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西爪哇省合作开发木薯资源。西爪哇省木薯产量位于印度尼西亚前列，与雅加达特区相邻，雅加达的丹戎不碌港是印度尼西亚最繁忙的海港之一。双方可在该省开发木薯资源，并探索设立农业技术研发中心和在丹戎不碌港部署加工及仓储物流产业。

六是中国与越南在高平省下琅县和同柰省合作开发甘蔗、木薯和橡胶资源。下琅县毗邻广西龙州县，龙州县水口镇水口口岸与高平省仅一河之隔。同柰省木薯和橡胶生产较为集中，西贡河与海洋相通，海运便利。双方可在下琅县开发甘蔗资源，在同柰省开发木薯和橡胶资源，并分别探索设立农业技术研发中心，在胡志明港部署木薯与橡胶加工及仓储物流产业。

2.实施分层次开发模式

一是农业生产基地合作。东盟各国土地政策差异显著，中国企业需采取针对性的合作模式。对于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菲律宾等有土地合作基础的国家，适宜采用租赁或订单农业方式获取土地经营权，坚持互惠互利原则，优先雇用当地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优先供应当地需求。对于泰国和越南等农业投资限制较强或合作基础薄弱的国家，可从订单农业或特许经营模式入手。中国海外农业生产基地合作在“政府推动、国企先行、市场参与”的模式下逐步发展至今，但因涉及耕地与粮食安全，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使其遇到诸多投资壁垒。因此，民营企业需作为农业生产基地合作的主体，与当地企业或土地所有者展开合作，在符合东道国政策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探索和发挥企业“走出去”的实际作用。

二是产业园区合作(表5)。产业园区建设应以自主、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主，拓展以科研院所或实体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合作。深耕现有境外生产空间，聚焦玉米、木薯、大豆等粮食作物和橡胶、甘蔗等经济作物，提升境外投资与生产要素的匹配度，形成多样化生产空间布局，对接国内市场需求。考虑到一些国家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在推动产业园区合作时，应注重与当地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分散运营风险；同时，园区选址应避开冲突高发地带，以降低项目面临的潜在破坏风险。

三是科技合作。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大多规模较小、周期短。随着双边农业科技合作框架的构建与拓展，合作项目应根据东盟国家实际需求更具针对性，鼓励建立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实现协同发展。针对农业技术创新和专业化农业产业链分工不足的问题，应加强农业技术重点领域合作，整合国内农业基础研究力量，与东盟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对接，开展“点对点”精准合作模式。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农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农业产能效益相对较低的国家，应深化在农业机械、种子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合作。对于印度尼西亚等有产业基础与科技合作的国家，应将农业信息化作为合作重点，加强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有效发挥农业信息服务功能。

1.粮油基地建设

一是老挝北部产能提升工程。可探索以中国援老挝农业示范中心为基础，实施“一园多区”空间重构策略，以云南农垦集团为代表的优势单位为依托扩建形成包括种业基地、科技示范区、仓储物流区等在内的玉米产业示范园，对照农业农村部的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标准，创建申报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同时，应加强双方高层互访，通过签订涵盖投资保护、土地购买和租赁、双重征税、领事保护、劳务合作等内容条款的双边协定，保护在老挝农业开发企业和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是印度尼西亚木薯产业带开发计划。可探索以租赁的方式在西爪哇省开发木薯耕地资源，通过实施“政企协同”开发模式，在茂物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木薯产业合作中心，加强与木薯种植领域龙头企业、重点企业的战略合作，积极与重点木薯产区的农户建立长期的购销合作机制，加大木薯良种引进、种植培训、农资投入、灌溉系统、木薯加工与仓储等环节的资金投入，逐步实现合作中心产业化发展。同时，需在合作中心通往丹戎不碌港沿线建设仓储物流基础设施，保障其对外运输通畅便利。

2.仓储物流加工基地建设

一是泰国东部农产品加工走廊。可探索在泰国林查班工业园区开发农业物流加工产业，以物流企业和农垦集团为主体，与当地农业企业合作建设，确保园区的高效运作和技术支持。在园区主导产业上，扩展泰国优势农产品种植、生产加工、贸易出口，集成科技示范、仓储、物流和加工等功能，重点发展甘蔗、木薯等农产品加工业，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

二是缅甸中部跨境物流枢纽。可探索在缅甸曼德勒缪达工业园区规划农产品物流加工园，依托现有的跨境物流、电商、贸易和场站仓储优势，紧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重点建设大豆、甘蔗、棕榈等当地优势农产品仓储设施、加工中心以及跨境物流运输体系。同时，在园区内设立金融等配套服务，有力保障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

3.科技合作与生产能力建设

一是科技合作平台机制建设。通过农业合作委员会建立长效合作平台，将符合条件的国内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单位组织起来，整合农业科技优势资源，通过与东盟国家相关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双边农业科技对话机制等方式建立有效合作关系。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援外示范中心等合作平台，开展基础性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同时，引入合作项目第三方评价机制，从科技进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多个维度对合作项目成效进行综合评估。

二是全产业链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中国从事境外农业投资开发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没有建立完整的自主技术研发推广平台和队伍体系。因此需扶持和打造一批农业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充分发挥企业合作效能。通过打造全产业链技术服务系统，包括组建种质资源联合体、研发多功能农业无人机、成立“农机联盟”提供机械化服务，并引导农垦集团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与智慧物流体系，形成技术输出与产能提升的良性互动格局。

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双边农业发展基础及合作潜力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与东盟开展农业合作的空间广阔，尤其与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加深合作的潜力大、拓展性强；第二，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呈现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同发展态势，重点农产品合作品类主要包括水稻、玉米、豆类、木薯、甘蔗、橡胶和棕榈等；第三，中国与东盟未来农业合作开发模式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基地合作、产业园区建设和科技合作，主要合作内容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建设(包括产业示范园、产业合作中心与物流加工园等)。

1.完善双边合作框架，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性

一是优化双边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双边优势与合作基础，协同建设共商共建共享机制，成立中国-东盟农业对外合作委员会，推进“5年行动计划”实施，确定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链等重点领域合作。二是推进数字农业产业化合作。共同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建立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技术转移中心，支持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建设。三是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多主体的投融资积极性，鼓励各银行在外币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如越南和老挝，制定《促进双边本币交易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简化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流程。

2.聚焦主粮产能合作，构建梯度化合作体系

一是深化粮食作物全产业链合作。以水稻、玉米等主粮为核心，联合越南、印度尼西亚等粮食主产国，合作开发优质香米品种改良与品牌化营销体系；在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土地资源丰富但单产较低的国家，重点推广中国杂交水稻良种、精准栽培技术及智慧农机装备，共建跨境粮食安全联合体。二是创新经济作物价值链合作方式。针对棕榈、橡胶等东盟优势经济作物，在泰国、越南等主产国推动“种植-加工-贸易”全链条合作，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三是推进合作模式的多元化。在遵守当地法规的基础上，探索土地租赁、承包等合作方式，平衡耕地开发与农民权益、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3.强化资金保障力度，健全产科教协同发展

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投入种子、耕地及基础性农业技术研发等领域，鼓励政府和企业联合设立农业合作投资基金，利用“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等金融工具，支持金融机构为关键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构建适应对外合作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参与，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机制，为农业“走出去”提供技术支撑。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依托农业农村部、科技部等部门，整合国家农业科研力量，构建针对东盟农业合作的科技创新平台。支持科研机构参与国际合作技术攻关，推动先进技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