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吴小沔、颜燕华 | 作物进入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路径:基于“作物景观”的分析框架

（吴小沔，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颜燕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要】农业社会学虽已认识到作物的重要价值，却仍未形成将其系统纳入论证分析的有效路径。近年来农业史领域提出的“作物景观”方法，为从作物出发理解农业提供了有益参照。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恰亚诺夫传统与韦伯农业社会学中有关作物研究的思路进行观照，现有研究在作物能动性、转化过程及非人协同关系方面存在可拓展之处。借鉴作物景观的思路，可从能动性、转化性与关系性三个维度将作物纳入农业社会学。这一路径不仅契合农业社会学对过程、关系与多元因果的关注，也有助于推动研究视角从“人如何组织农业”转向“农业如何生成社会”。将作物带进农业社会学，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农业的伦理价值，也为思考何为“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起点。

【关键词】农业社会学；作物景观；作物研究；能动性；集合体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自古以来，人们就意识到作物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不仅是维系生存的食物来源，更奠定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成为国家繁荣的文化象征。在历史与现实的农业实践中，作物既属于自然，也深植于社会：一方面，只有经过选择、培育与耕作，植物才被转化为“作物”；另一方面，作物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塑造技术体系、土地制度、劳动分工、消费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作物与农业之间并非单向依附：作物承载着农业的生态基础、制度逻辑与文化意义，而农业则在作物的生长、流通与消费中不断生成。旨在探讨农业社会性的农业社会学，理应将“作物”纳入其分析视野。

在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者并未忽视作物的重要性。已有学者探讨了经济作物与农业转型、种植模式与农民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作物研究的潜在价值。然而整体来看，农业社会学对作物的关注仍呈现理论分散、方法不明、知识结构未成体系的局面，缺乏对“作物为何重要”以及“如何将作物纳入农业社会学”的明确回应，使其在学科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基于此，需进一步追问：为何要把作物带入农业社会学？又该如何实现？

近年来，农业史与科技研究领域提出的“作物景观”（cropscape）方法，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所谓作物景观，并非自然地貌意义上的“景观”，而是围绕作物形成的人类—非人集合体。在这一视角下，作物不再是被动的资源，而是具有生成性的行动者，深度介入农业实践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作物景观方法通过跨时空、跨尺度的分析，试图打破“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生产与消费”“全球与地方”等二元对立，建立一种能动性、转化性与关系性三者并重的农业研究路径。这一方法既延续了农业社会学对社会关系与多元因果的关注，也为重新思考农业与社会的内涵提供了线索。

本文将首先回顾农业社会学三大理论传统，分析其中作物研究的不足；随后，围绕“作物的能动性”“作物的转化性”与“作物的关系性”，呈现以作物景观为参考的研究进路。笔者认为，作物不仅是农业的生产对象，更是农业社会性生成的线索。将作物纳入农业社会学分析，既是对既有理论脉络的延续，也是对研究边界的拓展：从“人如何组织农业”的提问，转向“农业如何生成社会”的思考。在此意义上，把作物带入农业社会学不仅是方法创新，更是对农业社会价值的重估。它促使人们从作物出发，重新理解农业中的生成关系，反思人类如何与自然共处、如何彼此照料，又如何通过农业走向一个人们所憧憬的未来。

近年来，农业社会学已经逐渐将“作物”带入农业社会学的分析视野之中。其引入路径，与农业社会学的三大经典理论传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恰亚诺夫传统、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传统——紧密相关。因此，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时，首先需要回溯这三大传统视角下对作物的差异化认知；而对研究局限性的反思，也需要回归这些塑造当代农业社会学发展脉络的理论原点。

（一）农业社会学三大传统中的“作物”研究

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作物与资本逻辑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角剖析农业，指出西方农业发展与现代化走的是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由农场主而非劳动者掌控，农场工人因此陷入异化与被剥削的境地。在此分析框架下，作物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来源，更是资本追逐利润的载体：微观层面，作物选择服务于雇佣劳动关系的建构及农业阶级分化，成为阶级关系的物质呈现；宏观层面，作物结构的转变（如口粮作物转向出口经济作物），意味着农业生产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剩余生产与积累体系。这一视角为政治经济学传统下的作物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探讨农业时，还特别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代谢”关系。在此认识下，作物培育是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转化”为社会再生产要素的关键环节。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的代谢循环，造成“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作物生长所需养分（氮、磷、钾等）经城市消费后难以返回土壤，最终引发土地贫瘠与农业系统不可持续危机。这一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基础。不过，该脉络在国内农业社会学的发展中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本文因而主要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下的作物研究展开综述。

马克思主义农业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揭示作物（食物）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制度机制。实证研究聚焦农业生产关系，尤其是作物商品化对土地、劳动力及社会关系的影响。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注意到作物特性对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和技术变迁的塑造作用。例如，弗里德兰对美国番茄与生菜生产系统的比较发现，即便同样面临劳动力短缺，两种作物因生物属性差异（番茄可一次性收割且耐储存，生菜需分阶段采收且易腐烂），导致机械化进程和生产组织迥异：前者快速实现工厂化改造，后者则依赖灵活劳动力与配套技术。这一差异印证了作物特征对资本介入路径的决定性影响：资本倾向于选择生产过程易控制、流通风险低的作物进行规模化改造，而对复杂作物则通过纵向协调降低成本。中国高价值蔬菜（如菜心）的产业化实践进一步凸显这一逻辑。菜心种植因“快生快收、劳动密集”的特性，催生了“工厂化”生产组织：外地劳工通过包工制形成流动单元，配合标准化采收与计件工资，构成“以销定采”的灵活体系。

延续这一脉络，研究者对作物的关注从生产环节扩展至流通领域。以烟叶为例，作为特殊经济作物，其收购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通过分级定价和合同管理。由作物物理属性（如烘烤工艺依赖性）与制度安排共同构建的流通秩序，既反映了作物特性对市场结构的作用，也揭示了农业资本化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在农业合约实践中，类似逻辑同样突出。蔬菜的易腐性与市场风险被嵌入熟人社会网络，通过“关系合约”维持流通稳定。此类生产组织既不同于大田作物的规模经营，也异于传统小农模式，体现了作物特性与资本逻辑的动态适配——资本一方面通过技术投入（温室大棚、冷链物流）克服生物限制，另一方面利用乡土关系网络降低管理成本。这些研究共同展现作物特性如何经由社会关系与制度安排嵌入农业纵向资本化进程。

总体而言，在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两个维度上，学者们揭示了作物特性如何持续形塑资本介入的路径与边界。

2. 恰亚诺夫传统：作物与小农韧性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阶级关系和剩余价值不同，恰亚诺夫的研究重心在于小农经济内部的劳动力配置、家庭结构与生计策略。作物种植与手工业、家庭成员就业、畜牧养殖等共同构成有机的家庭经济系统。他指出，由于气候、土壤条件和市场准入差异，农民往往选择最能适应本地环境、满足再生产需求的作物。作物种类与规模也会随家庭生计安排动态调整。这种选择并非基于利润最大化，而是服从于就业与生活保障的内在逻辑。譬如，恰亚诺夫发现，劳动密集型作物（如亚麻）能吸纳更多劳动力、降低失业率，因此在土地稀缺的小农区域更常见。作物结构的调整，本质上是农民家庭对生计压力与再生产需求的主动回应。此分析突破了西方农业企业视角下将作物视为商品的预设。

沿着这一思路，后续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与小农农业的区别不在规模，而在于资源利用与社会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农业为高效控制劳动力、资源和利润，推动作物单一化与标准化，倾向于淘汰难以机械化的品种。然而，单一化农场在全球市场波动下较脆弱，其竞争优势依赖信贷、物流和政策补贴。相比之下，小农农业展现出更强适应力，能通过作物结构与搭配的灵活调整，应对环境、市场及政策变迁。

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传统。黄宗智指出，随着城乡收入结构转变和消费升级，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在中国广泛兴起，成为小农适应市场、提升回报的重要路径。譬如，拱棚蔬菜因成本低、茬口灵活、效益高，广泛吸收家庭劳动力，形成“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型”的小农形态。这种“小而精”的模式规避了资本主义农业对单一化、机械化的依赖，也展现了小农在资源约束下的灵活性与韧性。正是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支撑了家庭农业的商品化与稳定再生产，表明小农农业在特定制度与生态条件下延展和现代化的韧性。

近年来，中国田野研究进一步阐发了作物与小农韧性的关系。在福建安溪茶区，茶农面对政策推动的品种标准化，未放弃多样性种植，而是结合本地条件与市场需求进行工艺创新，体现出强烈的“时变逻辑”，维持家户生产韧性。可见，小农农业的韧性既体现在对作物属性的精细适应，也体现在对制度环境的策略性回应。作物不仅是生产对象，更是小农与自然、市场、制度互动的媒介。小农家庭通过作物组合调整、劳动力弹性配置与社会网络嵌入，在资本与市场压力下持续创造适应性策略，在与作物的共处中不断调整、创新，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农业生态。

3.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传统：作物与制度文化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传统将农业置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多元因果中。他在《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和《易北河东部农业劳工问题》中，奠定了将社会结构、文化因素与制度治理相结合的分析路径，为农业社会学提供了多元整合的理论基础。在韦伯的视野中，作物并非单纯的经济对象，而是制度、社会关系和文化的总体性映射。以罗马庄园为例，其以橄榄、葡萄、蔬菜、饲料作物等为主导的种植结构，本质上是奴隶劳动制度的产物。大量奴隶参与生产，既保障庄园自给，又通过剩余贸易推动货币经济扩张。作物选择与劳动制度紧密嵌套——经济作物的商品化依赖奴隶低成本供给，而人身依附关系则维系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小地块出租给“拓殖农”的模式强化了社会分层：奴隶主掌控土地与经济作物，奴隶与拓殖农被纳入依附性生产链条。韦伯指出，罗马经济高度依赖奴隶劳动力，如同“煤炭”支撑机器，一旦战争停滞、奴隶来源枯竭，经济作物生产和贸易网络即告崩溃。随着帝国扩张停滞，庄园被迫转向自给，作物萎缩、商业瓦解，最终加速了帝国衰落。

韦伯对 19 世纪末德国易北河东部农业的研究，揭示了作物选择背后现代性转型的逻辑。随着国际贸易深化，地产主由家长制经营者转为农业企业家，作物种植分化：优越区域推行资本密集型耕作（如谷物），参与国际市场；贫瘠土地则转向劳力需求低的根茎作物（马铃薯、甜菜）。这一调整引发劳工制度变革——经济作物的季节性和集约化生产，促使地产主摒弃依附农体系，转向以工资和计件制为特征的市场化雇佣，加速地主阶级向现代企业主转型。

韦伯的分析表明，作物是社会与文化多元因果的具象载体：在罗马庄园，作物与奴隶制度、土地产权耦合；在易北河东部，作物结构转型折射出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种将作物嵌入制度、劳工关系和文化价值的路径，为理解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多维视角。

延续这一认识，中国学者考察了产业扶贫等案例，并意识到农民对作物选择的能动性。研究发现，农户对作物的接受度取决于其与家庭分工、生产节奏及地方文化的契合。如大棚蔬菜因需集中管理，与农户传统生活节奏存在张力；而白莲等“弥散性作物”因周期分散、与辅助劳力匹配度高，能自然嵌入乡土社会。在华北梯田村落，小麦、玉米与山地节律绑定，村民围绕轮作形成“信任互惠”机制，生产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此外，亚热带经济作物（石斛、花椒）重构了乡村关系：土地流转、代耕雇佣及“公司+农户”模式，打破地缘协作，形成基于契约的新型层级。这些经验表明，作物结构不仅体现“种什么”，更通过生产节奏、劳力配置与资源分配，塑造“如何生活”的社会秩序。韦伯传统的启示在于，农业现代化需正视作物选择的社会嵌入性。正如韦伯的分析所示，作物选择从来不是单纯经济行为，而是社会结构、制度变迁与文化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理解农业社会变迁的密码。

（二）已有农业社会学作物研究的局限

上述基于理论的文献分类，实则是对实证研究中学者理解作物路径的理想类型划分。在实践中，研究者的理论立场与分析往往交织融合，三者的尺度和机制虽有差异，但都已意识到作物对农业生产、流通乃至社会结构的塑造。

然而，整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对作物能动性的探讨尚浅显不足。许多研究仍将作物视为社会关系或制度结构的“载体”，较少从作物本身出发，揭示其生命特性、物理属性与生态周期对农业实践的影响。结果，作物往往被视为社会结构和人类意图的 “反映”，而非具备生成性、关系性和转化力的主体，过度强调人类在农业中的主导作用，忽视自然对农业活动的限制及对人类行动的影响，进而难以全面认识农业发展和转型中自然因素的作用，阻碍了对农业自然性与社会性之关系的深入思考。

第二，研究过度聚焦于生产端，对物的转化过程关注不足。许多研究仅关注植物转化为作物的田间生产环节，虽涉及部分流通过程，但对作物如何变为商品、食物、工业品甚至文化象征的具体过程缺乏深入剖析。作物作为金融品、技术品、废弃物、畜牧业或工业原材料等，在农业、工业、金融、科技、消费、生态等不同系统间的流动、再生产与重组过程，往往被忽视。对作物转化过程的忽视，暴露出现有农业社会学的局限：常将农业割裂为生产与消费、经济与文化等片段，难以深入揭示农业市场机制、流通体系、食品文化和消费行为等环节的相互影响，以及农业作为多领域社会过程对人类社会与经济结构的持续塑造，限制了对农业整体性及其与其他产业关系的理解。

第三，缺乏对作物与其他“物”联动关系的深入分析。现有研究多关注人与作物，较少讨论作物与非人“物”的互动。事实上，作物与其他“物”的关联和组合往往能激发更大能动性，为农业社会学拓展视野提供可能。例如，不同作物的组合与亲和性影响农业节奏和农民生计；作物与特定技术的兼容或排斥，直接塑造组织方式和创新路径。进一步看，农业中的非人“物”不仅限于内部，还应包括水利设施、气候监测设备、交通运输网络、冷链物流、农业保险、农药肥料、农机设备、传感器与遥感仪器、市场信息平台，甚至土地流转合同、碳排放指标、食品安全认证、区块链追溯系统等。将这些“物”纳入分析，可更真实地理解农业与产业、技术、环境等多重关系的交织。随着数字平台和算法发展，非人类行动者在农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物”的关联分析缺失，已难以回应数字农业、智能农业、分子农业等新现实。

综上，要将作物有效纳入农业社会学分析，研究者要深化对农业起源、过程与转型机制的理解，也能更好回应数字化、全球化与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新挑战。进一步而言，以作物为起点重新认知农业，打通自然性与社会性、生产与消费两端，才能理解农业作为生计方式、生活形态乃至文明根基的多重内涵。而“作物景观”作为农业史的新兴方法，已就如何通过“作物”理解农业展开探索，为农业社会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三）作物景观的邀请：从作物出发理解农业与社会

“作物景观”（cropscape）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Moving Crops and the Scales of History,2023）一书。该书聚焦作物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动态主体，挑战以欧洲为中心和现代主义的叙事，而其重塑历史的核心视角正是“作物景观”。科技史学者白馥兰是该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指出作物不应被视为被动自然资源，而应理解为嵌入制度与技术系统中的能动性人工物，具备组织农业历史叙事和社会结构分析的潜力。她将“作物景观”定义为“围绕作物形成的集合体，包括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聚集在一起，用于培育和种植农作物的所有异质要素和行动者，……包括植物、人、天气、市场、思想、欲望和历史”。在她看来，“作物景观”是一种“取景工具”：研究者通过设定分析要素的边界和权重，可突破线性时间、固定空间和中心化叙事的局限，建立多维、多尺度的分析框架。

（图1：《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中文版封面 | 图片来源：网络）

作物景观的提出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汇聚多个理论传统。首先，作为对“景观”（landscape）研究的延伸，它继承了雷蒙德 •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传统，强调景观并非自然物，而是权力关系、物质条件与情感结构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将景观视为多声性、多尺度的社会关系场域。“将景观作为方法”的理解，为作物景观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既是分析对象，也是批判性组织历史叙述的工具。

其次，作物景观深受科技与社会研究（STS）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影响，主张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作物不仅是人类意图的对象，更具生命节律、适应能力与倾向性。种子的变异、病虫迁移、菌根共生等均被纳入社会与物质共构的历史过程，凸显作物在制度与技术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最后，它同样受人类学传统滋养，特别是地方知识、多物种共存与文化象征体系的研究。而这与白馥兰等人的学术训练传统有关。在人类学中，作物并非只是经济物品或生态要素，还承载着宇宙观、亲属结构、祭祀仪式与社会身份。人类学揭示特定作物在仪式、禁忌、食谱与政治表达中的象征功能，而作物景观理论强调作物如何在多重文化语境中不断被嵌入、再语义化与制度化。由此，作物景观既是分析单位，也是理解农业社会文化逻辑与认知结构的入口。

作物景观的历史学贡献在于通过多重理论整合，对全球史与流动性研究提出反思。在强调跨地域“流”的同时，它也关注“留在原地的物”及流动失败、转译受阻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作物景观不仅拓宽了全球史对“谁流动”“如何流动”的提问，也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时间框架（如“中世纪—早期近代—工业化”）对非西方农业经验的压制性叙事。正如白馥兰所言：“作物景观作为一种方法打破了时间、地理、方向、人物和事物的束缚，它开启了历史想象力。”

笔者认为，这种以作物为起点的研究方法同样能为农业社会学带来新的想象力。当然，从历史学转向社会学的过程中仍存在局限：其一，“景观”的边界难以精确定义；其二，白馥兰的研究集中于历史过程，在面对基因编辑、智能农业等当代技术快速演变时，仍需补充新的策略与经验材料。这正是本文进一步论述的切入点：如何在作物景观启发下，探索作物进入农业社会学的具体路径。

笔者认为，将作物景观理论引入农业社会学，并非以“作物”为名引入全新的研究对象，而是提供了一种重新调动并整合农业社会学三大传统中既有作物分析资源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它不仅强化了农业社会学的整体性视野，也推动研究重心从“农业如何被组织”的结构性提问，转向“农业如何生成社会”的过程性与物质性交织路径。这一转向，使作物成为社会生成过程的能动参与者，也使农业社会学重新获得跨越自然—社会、微观—宏观、人—物边界的理论能力。下文将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作物景观方法将作物带进农业社会学的路径：从作物能动性出发，理解社会如何从植物物质性与生长节律中被构建；关注作物在流动与转化中的多重形变，揭示制度与文化意义如何再造；将作物置于与微生物、动物、技术及制度等多元要素的协同关系中，考察社会作为多物共构的动态过程。通过能动性、转化性与关系性的三重视角，农业社会学得以突破人类中心与结构—行动二元的局限，重新把握农业的整体性与生成性。

（一）从作物的能动性出发——社会从物质中生长

自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物质转向”以来，学界对“物的能动性”的讨论日益增多。但如何将物的能动性转化为实际研究方法，至今仍存在争议。“作物景观”研究方法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该方法的核心，是把作物的物质属性以及作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分析重点，让作物能动性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操作的研究路径。

首先，以白馥兰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作物景观”是一种“从植物出发”的研究思路。研究作物的能动性，不是把作物拟人化，而是要从作物自身的生物特性、生态需求以及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出发，考察人类如何围绕这些特性和限制，调配劳动力、技术、制度和文化资源。以水稻为例，它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不仅催生了灌溉系统，还影响了农业劳作安排、性别分工和土地制度。水稻的生长特性，成为人类调配资源的起点。在东亚稻作社会，插秧和收割的时间安排与村社生活紧密绑定，体现了植物特性与社会结构的契合。而插秧这类需要与水和软泥打交道的农活，往往由女性承担，水稻不仅规定了生产节奏，也影响了社会性别分工。

其次，作物景观理论进一步强调，对作物能动性的理解应基于作物与人类的共同进化和共生关系。作物与人类的关系是动态构建的，能动性不是单向赋予的，而是在长期互动和实践中相互产生的。白馥兰等人将自己的观点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新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主张既不极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陷入简单的“自然—社会”二分法，而是关注作物与人类之间的持续相互影响。农作物之所以成为“农作物”，是因为它们被人类驯化，被赋予了经济和文化价值，并不断融入知识、劳作和象征体系中。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说：“我们驯化了谷物，谷物也驯化了我们。”人类与作物在长期共生中共同塑造了彼此的属性和社会结构。

基于这种思路重新审视中国农业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基础”的讨论，甚至反思“社会”的定义。以往对社会基础的理解，大多聚焦于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伦理规范、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形式。但用作物与人类互构的视角，把物的能动性引入农业社会学后，农业本质上成为人类与非人类之物的集合（assemblage）。社会的内涵因此扩展，被理解为人类与物相互交融、共生的动态过程。例如，块茎作物（如山药、甘薯）因无性繁殖、易腐烂、不便远途运输，很难进入大规模市场，却塑造了以本地亲属网络和集体协作体系为核心的小型社会结构。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山药不仅是主粮，更是社会地位和亲属义务的象征，通过作为“礼物”在库拉环中流通，联结起跨岛社会关系网络；在新几内亚高地，甘薯既是食物，也是权力和声望分配的基础。这些案例表明，作物与人类是双向选择和共生的过程，人类的地方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也在这种互构中逐步形成。

王铭铭曾反思社会的定义，指出“人物关系”在狩猎—采集、农耕—牧业、工业三个阶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逐渐远离了人与物交融的状态。不过，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农业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依然是人与自然交互的前沿领域，不能忽视人与物的深度融合。在此意义上，对围绕农业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过程的探讨，就不应只局限于人类自身，而应将更多的“物”纳入其中，尤其是“作物”。农业社会并不是建立在抽象制度之上的纯粹人类构造，它往往生长于具体植物的物质性之中。作物的生理特性、栽培规律与生态需求，不仅影响着农业技术的选择，也形塑着土地制度、劳作组织和知识体系。从作物能动性角度看，农业中“自然性”和“社会性”不再是对立的两套逻辑，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构建、动态生成的整体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已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也需要纳入自然。社会，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是从自然内部、与自然共同成长出来的生命实践。这种理论反思，有望为农业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二）从作物的转化性入手——社会在流动中生成

作物从田间到餐桌、从原料到商品、从植物到象征，其生命周期充满了形态、用途与意义的多重转化。这些转化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社会制度、经济网络、文化认知与日常实践交织的结果。通过追踪作物的转化路径，人们能够观察社会制度如何在流动中被不断生产与调整，文化意义如何随物而变，社会关系又如何在流通中被重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非在场性”（disembedding）——即社会关系从原有的时空背景中脱嵌出来，通过符号系统与专家制度，在远距离与非面对面的条件下得以维持与重构。当人们追踪作物的转化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观察到了现代社会制度的远距维系、文化意义的远程再生与社会关系的延展重组。也因此，关注作物的流动、加工、消费与工业转化，不仅是理解农业如何进入现代体系的入口，更是洞察现代性如何在农业中生根发芽的一个有力切口。作物景观提示学界关注以下的作物转化过程。

第一，关注作物的流通。作物并非天生是商品，而是在漫长复杂的流通过程中，经由环节和中间商的转化，才逐步获得商品属性。在这条链条上，不同主体的实践交织，推动作物在形态、价值和意义上持续演变，也映射农业对社会的影响。一方面，作物流通并非线性过程，而是跨越田野、园艺、市场、艺术、金融等领域；另一方面，作物在流通中不断被赋予新内涵，反映农业的社会意义。以郁金香为例，它最初在奥斯曼帝国被驯化并商品化。随着贸易与外交往来，郁金香传入欧洲，并在荷兰引发“郁金香泡沫”，完成了从植物到金融投机品的多重转化。社会对斑纹品种的追捧，催生期货合约与市场规范，使其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案例，其价格暴涨暴跌更成为“泡沫”的隐喻。这一案例揭示生产与消费的动态互构，也展现地方与全球、物质与象征、技术与社会秩序的协同生成。作物流通不仅是经济过程，更是制度创新、文化再造和社会关系重组的复杂过程，应成为农业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第二，关注作物的加工。作物离开田野后，很少直接被用于消费。许多农作物需经过发酵、酿造、调配等加工转化，这不仅改变物质属性，也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经济价值和文化身份。加工延长了作物生命周期，拓宽流通范围，使其在社会、历史与空间维度上产生更广泛影响。以酱油为例，发酵既是保存和增味手段，也是融合技术与文化的实践。在日本，酱油生产逐步产业化，到江户时代已成为城市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推动了大豆、麦曲等原料种植与运输体系，也催生工艺革新与品牌分工。明治维新后，工业化酱油进入军队、工厂和家庭，并通过品牌塑造和标准制定走向全球。传统家酿逐渐被标准化品牌取代，但地域传统又成为产品“正宗性”和“日本性”的象征。酱油的转化展现了发酵技术、商品化、标准化与品牌化的协作，也见证了技术革新、制度变迁、消费文化和民族认同的互动。作物的每次转变不仅是物质形态变化，更是社会关系与文化象征的产物。加工往往伴随分工细化、技术创新与消费文化塑造，推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演变。由此可见，关注加工环节，有助于理解农业在离开田间地头后如何持续生成社会价值与意义。

第三，关注作物的消费。现有研究多聚焦经济行为，较少涉及味道、口感等感官体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但作物在被消费时，不仅是营养与能量的来源，更是文化、身份认同和生活美学的重要组成。消费习惯、品味标准和口味想象，深刻影响作物流通和生产组织。以咖啡为例，其消费史不仅是地理扩张与贸易流通史，更是一部关于味道与身份建构的历史。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森林，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也门，与作物混种，再由摩卡港出口，传播至阿拉伯、北非、印度，17世纪进入欧洲。味道始终是咖啡景观转变的核心动力。摩卡咖啡风靡欧洲，催生咖啡馆文化，成为交往与思想交流的场所。美洲（尤其巴西）大种植园兴起，使咖啡在规模和产地上实现飞跃，其风味标准也不断被重塑。不同产地、加工与品种造就全球多样的消费体验。市场对不同味道的追求反过来推动产地调整、品种培育和加工创新。从埃塞俄比亚野采，到美洲单一种植，再到拉美、非洲、亚洲小农混作，咖啡在口味、身份与地域认同上的多重转化，推动了全球生产与消费体系的协同与竞争。由此可见，关注作物消费，尤其味道、口感与身份，有助于理解农业如何进入人的生活世界，也揭示消费习惯如何反作用于全球产业链与市场结构。

（图2：咖啡的加工与消费 | 图片来源：网络）

第四，关注作物的工业品转化。农作物并不只以原料或食品形态进入流通，许多在产业链后端经历深度加工、化学分离和再开发，这不仅延长了作物社会生命，也极大丰富了农业的经济与社会意义。腰果的历史就是典型案例。最初在巴西及葡萄牙殖民地，腰果主要用于果柄食用、榨汁或酿酒，而坚果仁与外壳常被弃置。20世纪初，印度率先突破加工难题，通过工艺创新解决坚果壳有毒油脂处理，使腰果仁成为全球畅销食品。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废弃物的腰果壳油经高温提炼后，广泛用于涂料、树脂、制动液和绝缘材料，大幅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与出口贸易。腰果的工业转化不仅扩展了产业，也重塑了社会结构与劳动分工。印度南部加工业吸纳大量女性劳动力，使“女工剥壳”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加工厂与国际企业合作、标准制定和品质控制，推动产业现代化与全球化。随着腰果壳油在化工、汽车、电子等领域应用，腰果已超越传统农产品，成为连接农业、工业与资本市场的“复合型作物”。这一案例表明，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延伸不断赋予农产品新的工业与社会意义。将此纳入农业社会学，有助于理解全球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融合趋势，并提出产业公平、劳动权益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问题。

总的来说，追踪作物在流通、加工、消费和工业转化中的动态变化，不仅有助于打通农业从生产到消费的完整链条，也揭示了作物如何在不同时间与空间被赋予新的价值、意义与角色。这些变化不仅是物质转变，更是多种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转化路径既能勾勒农业在“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互动，也深化了对农业社会功能的整体理解。这正是农业社会学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把握农业的多重面向与复杂机制提供了有力切口。

更重要的是，作物在转化中的每一次形变，都是社会意义的再造。从流通到消费，从加工到感知，作物牵动着人与人、人与制度、人与物的重新连接。关注作物转化与流动，会发现社会不是虚空的制度与结构，而是伴随作物流动不断生成的过程。在作物从田间走向工业、市场与文化象征的过程中，不仅是物质发生变迁，更是吉登斯所谓“非在场性”的展开：人与物、人与制度、人与他人的关系被从具体空间抽离，并依赖抽象机制维系。这种“脱嵌”与“再嵌入”既构成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也揭示了更深层的事实：作物的流动，既是物的移动，也是社会关系在远距时空中持续生成与调整的过程。

（三）从作物的关系性展开——社会作为多物共构的过程

如果说作物作为植物展现了农业的自然性，作为商品展现了农业的社会性，那么它与其他非人要素的协同关系，则揭示了农业的多物共生性。以集合体的视角审视农业，可以看到社会如何由人、作物与其他非人行动者协作生成。

在《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中，研究者不仅将作物视为主体，还关注大象、棉球象鼻虫、杂草等非人行动者，探讨它们如何与人类实践竞争、相互形塑或引发冲突。这种分析深化了对农业的理解——需关注不同物种的互动关系，从“集合体”的思维出发，理解农业系统中多要素的复杂联动，拓展传统农业社会学对“关系”的考察。它不仅将“物”纳入社会过程的分析框架，也让被忽视的因果关联显现，强化农业社会学的多元因果观，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定义。

第一，关注作物与微生物的关系。微生物作为非人类行动者，与作物紧密缠绕，不仅影响其生长、传播和产业兴衰，更在农业体系的扩展、危机与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天然橡胶的全球迁移就是典型例证。19世纪末，巴西试图依靠大规模种植园垄断橡胶市场，却因叶枯病真菌爆发而失败。在自然森林中，橡胶树与真菌低密度混生，形成抵御病害的平衡；但高密度人工种植园打破平衡，病害蔓延，橡胶产业始终无法扩张。相反，19世纪末传入东南亚的橡胶树种因未沾染叶枯病真菌而得以大规模种植，使其迅速超越巴西成为全球橡胶产业中心。同时，咖啡锈病摧毁当地咖啡园，为橡胶种植腾出土地和劳力，加速了产业兴起。这些事实表明，微生物并非农业的背景，而是与作物共同构成农业景观的驱动力。这一视角也与生态农业实践中对土壤生命性的重视相呼应。由此可见，理解作物不能仅着眼植物属性，更需将其置于自然与社会持续互动的整体框架中考察。

第二，关注作物与作物的关系。农业社会学常强调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却易忽视不同作物间的协同、竞争与互为条件的关联，而这正是理解农业系统变迁的重要动力。作物间的互依不仅体现在生态互补、土地轮作，更延伸至产业发展、市场波动和社会结构调整。一个作物的兴衰，往往带动或影响另一作物，两者在市场、生态和制度层面相互依存。巴西原本以咖啡著称，但20世纪中期咖啡价格暴跌，农场主与小农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柑橘（尤其橙子）的商业化逐渐成为转型路径。许多咖啡农在低价期将土地转种柑橘，借助既有的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市场网络，实现种植体系的平稳过渡。柑橘兴起，不仅缓解了单一作物依赖风险，还推动农业多元化与集约化，并带动加工、出口、冷链物流等相关产业，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结构调整。这一过程表明，作物互动是应对市场波动、环境变化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机制。更深层看，柑橘与咖啡的互动还通过影响土地价格、劳动力流动与信贷体系，作用于地方社会的组织与日常生活。巴西案例说明，农业发展并非单一作物孤立演变，而是多个作物相互依存、动态调整的产物。关注作物互动，有助于揭示农业多元因果机制及农业产业如何共同塑造社会经济结构。

第三，关注作物与动物的关系。在农业生产中，昆虫、牲畜等动物广泛参与其中，影响产业发展。棉花与象鼻虫的故事，就是作物与动物复杂互动的典型例子。早在棉花成为美国南方主要经济作物前，象鼻虫已在中美洲野生植物间生存。随着棉花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象鼻虫迅速扩散，给南方棉业带来重创。19世纪末象鼻虫从墨西哥入侵德克萨斯，至20世纪初蔓延至美国东南部，导致棉花减产、价格飙升，彻底改变当地种植结构。象鼻虫的影响不仅在于致使棉花产量下降，还波及市场机制、价格体系和农民决策。面对虫害，不少棉农抢收或放弃棉田，举家迁徙，间接推动了美国“大迁徙”。同时，棉花价格剧烈波动，投机者利用短缺操纵市场，农业政策和技术推广方向也随之调整。这一案例表明，动物并非农业中的被动角色，它们能在关键节点左右产业兴衰，甚至推动社会结构转型。这种作物与动物的互动具有社会属性，应纳入农业社会学分析。

第四，关注作物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技术贯穿农业全链条，持续推动产业形态、劳动力结构、市场组织乃至文化认同的变革。19世纪中印茶叶产业的分野，就深受机械化影响，而机械化程度又取决于茶种差异。中国小叶茶叶片细嫩，品质依赖完整性与手工工艺，采摘、杀青、揉捻都需精准，以保留风味。这使高端茶类长期依赖人工，手工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茶文化与产业认同的象征。相比之下，印度阿萨姆茶叶片厚实，适合机械化加工。19 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推广阿萨姆茶，其大叶特性与揉捻机契合，可直接切碎叶片，反而增强茶汤浓度。这推动印度茶业全面机械化，催生标准化红碎茶产品，迅速占领全球市场。技术差异还带来劳动力结构转型：中国茶区延续小农与家庭劳力；印度茶园依赖大规模契约劳工与流水线管理。当下数字农业、算法平台、转基因等新技术普及，作物与技术互动进入新阶段。这些技术重新定义“效率”和“可控性”，但作物生物性始终是技术选择的基础。将作物与技术关系纳入农业社会学，有助于理解技术演化逻辑，也为把握农业转型的社会影响提供重要视角。

第五，关注作物与其他非人要素的关系。农业转型不仅受农村社会与市场环境影响，也依赖作物所关联的上下游产业与更广阔的社会要素。作物始终嵌入多元物质和制度网络，与交通、能源、肥料、工业品、政策、法律等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农业系统。因此，从作物与“非人”要素关系出发，有助于突破“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以美国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地区的烟草史为例，其4个世纪的变迁史表明，烟草不仅受农民、劳动力和政策影响，也与一系列“非人”要素紧密相关。烟草种植规模的波动，既反映市场供需和政策调整，更取决于采摘与烘烤机械化、能源供给、铁路运输和化肥施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烟草产业从小农向集约化农场的转型，正是机械化需求的结果——只有具备规模和资本的农场才能承担高昂投入。机械运作又依赖能源，强化了农业与工业、能源市场的关联。化肥和农药普及改变了土地利用效率，新型烘烤和储藏设备则重塑了流通节奏。农业政策（如地块限额、信贷、补贴与调控）同样嵌入其中，使烟草农场的兴衰与国家宏观经济、工业发展紧密相连。这些“非人”要素与烟草作物共同构成复杂集合，其发展、危机与转型，正是作物与技术、能源、交通、政策和法律等多重力量协同的结果。由此可见，仅从农业内部或农村社会视角解释农业转型，难以触及真正因果机制。

以集合体的思路认识农业，可以看到农业转型并非由单一要素驱动，而是作物与微生物、动物、技术及制度性要素共同协作、冲突与演化的结果。这种分析路径不仅拓展了以往对“关系”范畴的理解，更强化了农业社会学的多元因果观——农业转型的动力隐藏在作物与各类非人类要素的复杂互动中，唯有将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才能超越 “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真正把握农业作为复杂系统的演变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视角提示人们：社会不是静态的结构，也不是人类的独创，而是一种动态的协作过程，是由作物与众多非人要素共同支撑的复杂集合体。

总结而言，作物景观通过把农业界定为围绕作物形成的集合体，注重作物的能动性、转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回应了农业社会学以往轻视“作物”能动性、过度关注生产端，以及忽略作物与其他物关系的研究倾向。对作物能动性、转化过程和相互关系的探讨，延续了农业社会学对多元因果关系和互动过程的关注，有助于揭示以往研究中被遮蔽的多元因果，既更全面地呈现农业的社会基础与演变过程，也更充分地展现农业的社会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将作物引入农业社会学研究，可以有效推动该学科的物质转向，继而拓展对“社会”的理解与定义——社会不仅是由人类构建的制度网络，更是在与物共生、与自然协作的具体实践中被持续生成的。这是作物景观方法带给农业社会学最根本性的洞见之一。

本文以“作物景观”为分析路径，尝试从作物出发，理解农业与社会的生成机制。如前所述，传统研究范式下存在三重理论不足。相应地，本文在作物景观的启发之下提出三条路径：第一，从作物的能动性出发，重思社会以何种特定方式被组织；第二，从作物的转化与流动出发，理解农业如何在多领域互动中构造社会关系；第三，从作物与其他“物”的协同关系出发，探索社会如何在多物共构中被持续生成。正如熊春文所言，农业社会学的核心在于理解生命本身，理解人类与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共生关联。而作物景观为这一研究设想提供了可落地的方法路径。

更进一步地，作物景观整合了农业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更重组了它们的理论基础与问题意识：它将政治经济学对“谁控制生产”之问，与生计研究对“如何组织再生产”之问，以及制度文化传统中“意义如何构成”的问题联结起来，统一于“作物如何生成社会”的提问方式之中。在这一框架下，农业不再只是社会结构的结果或个体策略的投影，而是一个物与人共同参与的生成性过程；而社会，也不再只是人类自身的安排，而是在与作物协作中逐渐生长出来的秩序，进而推动农业社会学从“组织农业”的人本逻辑，转向“农业如何生成社会”的问题意识。

这一转向可以与近年来社会理论领域对“社会”的重新定义产生对话。布鲁诺·拉图尔指出，社会不是一个预设的整体结构，而是在人与非人行动者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在他看来，物不仅是被动参与的对象，更具备组织社会的行动能力。哈拉维进一步强调，必须重新审视生命存在，乃是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一起生成变化的过程：一种becoming with的存有状态；亦或是co-becoming。这些理论家共同指出，人类社会始终是在与植物、动物等生命体的缠绕互动中成长而来。社会，并非建构于自然之上，而是在自然之中、与自然共构的实践，是在人、物、制度与环境的协同交织中持续生成的过程。将作物作为农业社会学的分析起点，正是回应这一理论挑战的具体路径。作物不仅参与农业制度与生态秩序的建构，更作为人类与自然共生关系的物质体现，提供了理解农业社会生成逻辑的具体入口。它不仅有助于建构对农业整体性认知的路径，也为农业社会学拓展“社会”这一核心概念的边界，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起点。

在农业社会学中引入“作物”并非是为了追赶方法论潮流。如白馥兰等学者在《世界作物中的文明迁徙》中强调，将作物引入历史，是为了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现代化全球史叙事。作物拥有比国家、资本更悠久的历史和更广泛的地理分布，它们并非“被动的植物”，而是跨文化、跨历史的共通物，为理解全球史提供了更开放的解释路径。那么，在农业社会学中引入“作物”，其理论价值与实践野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强调作物的能动性、转化性与关系性后，作物对农业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又有何种意义？

笔者认为，将作物纳入农业社会学研究，至少还存在以下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研究者关注：

其一，重塑农业社会学的分析单元。传统农业社会学研究常陷入“个案经验内卷”困境，缺乏跨区域、跨制度、跨时段的比较维度。而作物景观为农业社会学提供了可比较的分析单位。作物天然嵌套于制度、生态与文化的交汇点，其对环境、劳力、技术与制度的要求，在不同地区展现出可比性结构，从而构建起以作物为轴心的横向比较路径。例如，同为茶叶作物，中国与印度的商品化路径、劳工体制与市场组织方式便体现出不同国家能力与地方逻辑之间的深层差异。作物不仅呈现制度的多样性，更反映社会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生成方式。

其二，呼唤农业社会学研究者的自反意识。作物景观作为一种研究取景框架，提醒研究者反思自身的理论预设与尺度选择。当前中国农业社会学长期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小农经济逻辑与制度文化路径三大传统框定，许多研究者还往往同时承担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现实行动者的多重角色，在问题界定与解释策略上可能陷入立场先行与路径依赖。“作物景观”提供了一个重新界定分析单位、开放理论对话空间的契机，它不仅促使研究者关注作物与社会的关系，也促使研究者回看自身分析视角中的盲点。这种自反性，是农业社会学在当前多元理论交错中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其三，在实践层面反思农业的功能。作物景观的变迁，往往伴随资源重新配置与制度重构，甚至隐含象征性暴力或“爱的权力”。作为自然与社会交织的产物，作物景观的建构与维持，既体现环境与物种的相互塑形，也揭示背后的权力机制与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发展与变迁不仅是技术更新或社会结构调整，更可能是对特定人群与非人类生命的“暴力重组”过程——作物被规训、选择、替代的同时，人类也处于被塑造的位置。关注作物的命运，本质上是关怀人在农业变迁中的处境；对作物的关注，也是对人的伦理照拂。将作物带进农业社会学，不仅是呼唤对自然与生态的关注，更唤起研究者重新思考农业如何照护人、物种与自然。正如《关怀事宜》（Matters of Care）一书指出的，农业是由人与非人共同织就的“照料网络”，其中每个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都不是孤立个体，而是相互依赖、影响的行动者。关注作物，也就是关注人在农业体系中的处境、角色与可能性。

笔者认为，作物不仅是农业的组成元素，更是理解其生成的线索。将作物纳入农业社会学，不仅是为了引入一种新视角，更是为思考农业为何存在、社会如何生成打开入口。当农业研究反复陷入“资本与小农”“国家与市场”“大与小”等二元对立时，作物提醒人们：农业从来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被持续调适、协作与维系的关系性实践。在作物的社会性中，人们不只是看到农业的过去与现在，更隐约触及人类希望安身立命的未来——农业应当如何存在？人类又想栖居于怎样的世界？这些问题，是作物进入农业社会学后的时代之问，更是作物开启农业社会学想象力的真正起点。（本文曾在 2025 年社会学年会·农业社会学论坛上宣读，感谢马欣荣老师、熊春文老师和张国栋老师给予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