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汉农业,谁更古老?

在农业起源的问题上，彝汉是对立的。汉族是意识在前，即人类创造了农业；彝族是意识在后，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取了农业。农业彝汉论，谁更古老呢？我们逐一分析如下。

一、意识在前说。

汉族传说，远古有神农氏，尝百草，为人类筛选物种；有嫘祖，发明养蚕，织衣为人类蔽体。可见，汉族农业起源论是一种唯心观点。即人类事先有了种（养）植的意愿，才去寻找种子或创造方法。

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场景：

黄河中游的黄土地上，一群古人类在游弋。随着族群人口增长和时常的干旱，人们采集的食物已难以满足群体需求。有人生发了种植和培育作物，以增加食物来源的“奇思妙想”。

注意，放在农业已成为第一产业的今天，这种想法并不不新奇，但如果置于当时的环境中，我们自会发现这种意识的虚幻。用严肃点的话说，犯了历史唯心主义错误。这种虚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生产成本矛盾。显然，在当时没有铁器、甚至铜器的条件下，种植所需付出的劳动力，是远高于采集的。倘若人类没有利我的动机，是断不会产生种植意识的。

二是意识矛盾。

如果说存在以上的利我动机，会是什么呢？

高产、便捷？

首先，我们很快地排除了高产。因为如果确凿地实施种植了，那么原始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必然是作物的存活，而不是产量。此时还不是作物产量意识在人们大脑中产生的时候。什么时候产生？后文我们将解开谜底。

我们接着说“便捷”。这点是肯定的，相对原始采集的长途跋涉和期间遭遇的危险，如果这些野生作物固定地生长在人们的居住地附近，采集也将容易得多，人们自然是愿意的。问题是，这种“愿望”的生发点何从产生呢？

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场景：

起初，古人类总是发现居所外长出一些眼熟的小苗，仿佛在哪见过。直到有一天，一棵树苗意外地长大，人们才发现这是他们惯常采集的树种。有人意外地发现附近的同类小苗上，还顶着人们食用的种子芽瓣——这是他们丢弃种子“变”出来的——植物繁殖的秘密“暴露”了。人们遂有意地呵护这些小苗和收集种子，集中播种并观察长势，希望“变”出更多有用的植物。当然，在这里事情发生了质变，植物第一次变成了“作物”。

这里，由种子说，我们很自然地进入彝族关于农业起源的观点。

二、意识在后说。

在彝文典籍《西南彝志》里，反复“出现”一些“诡异”的事。

“一天，在莫处热舍大箐，直眼人三兄弟捕猎了黄猪，划开猪胃却没有发现草料，而是白色、黄色的颗粒。人们以为是树籽，将其随意地撒在林间，却长出禾苗来——人们得到一种好食物……

曾经，有奇异的白角牛被捕杀。有长者用木棒敲开牛头，却看不见脑髓，只见四枚禽蛋。长者把禽蛋播撒在南方，南方树木成林，如海水漫延……

从前，在迷额侯地方，出现大项包之兽。人们将此兽刺杀，项包没有流血，却出现了种子。有个叫实阿伍的人将种子取出来，种在代默博，长出了松树和柏树……”

通过对以上“奇异“事件分析，我们发现，事件看似荒诞，但无非记录一件事——人类从动物肠胃中获取种子的事实。至于从牛头、和项包取出种子的事，应是人们捕杀了正在反刍动物时，发现了残留在口腔上部和颈部的尚未返胃的种子。

问题随之产生。人们在自然界获取种子的并促使其发芽生长的可能性何其多，为何只有出现在动物消化器官内的种子，才能成人类筛选的对象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是物性选择。早期人们熟悉的植物属性有限，食用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不少。但如果一直把食用对象控制在仅熟悉的几种作物，是不利于群体生存的。因为单一作物一旦受气候和病菌影，人群将面临灭种。当人们发现动物胃里的种子，自然对这些种子产生“信任”——动物非但没被毒死，反而越发强壮。这当然是人类食物的上佳之选了。这里的牛，充当了汉族神话中“神农氏”的角色。

二是种植启发。有一种最符合人类理性意识的可能，彝文典籍没有提到。人们第一次发现动物体内的种子，不一定是种子实体，而是种苗——人们宰牲时，将难以煮熟的动物肠胃丢弃在地里，残留在肠胃里的种子发芽，在粪便的营养补给下生长越发旺盛，超过了野生状态；或许还有一种情形，是人们在野外发现腐烂动物尸体中长出的幼苗，比其他地方的更茁壮。这些都足以启发人类主动种植的意识。也就是通过作物生长状况的对比，产生了上文所说的“产量”意识。彝族经常用“猪尸大的地方”作为狭窄地界修饰词，说明他们早已留意这种土质差异导致的地面植物特征。

到这里，我们比较了这么多，彝汉之间，到底哪一种农业形制更古老呢？

其实，从今天人类文明的程度出发，再去判断哪个民族的农业形制更古老，已经失去了意义。文明形制的比较，更大意义在于揭示不同人群思维方式。

应该说，汉族在农业起源上的唯心论，体现了其积极进取的族群意识，他们截取人类后期培育农作物的记忆，强调了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彝族忠实地保留了农业进程的原始记忆，体现出其文明的古朴特性，为我们

留存了难得的早期人类生存形态，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