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芗教授:中国渔业的“破冰者”与水产教育的“守灯人”

李东芗教授：中国渔业的“破冰者”与水产教育的“守灯人”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4为李东乡）

一、朝鲜木浦港的惊夜：当实习船遇见被押的同胞

1910年的黄海，风浪里藏着国运。21岁的李东芗站在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实习船“云鹰丸”甲板上，本该是一次寻常的航海训练，却在朝鲜西海岸的木浦港，撞见了令他彻夜难眠的一幕——数百艘中国渔船被日军扣押在港内，且日有增加。

那是日本完全吞并朝鲜的年份。日本当局在黑山岛设立瞭望台，专事侦查中国渔船。山东渔民世代作业的海域，忽然成了禁地：只要接近朝鲜沿海，不问情由，一概追捕。船被没收，船员被判徒刑三四年，罚做苦工。

李东芗做了两件事。第一，连夜写就《黄海渔业报告书》，直送东京中国驻日使馆；第二，看着使馆刊印数百份，分送清廷及山东官府。一个尚未毕业的留学生，以最笨拙的方式，完成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系统调查与外交抗议。

次年秋，山东巡抚电召他赴鲁筹商对策。电报到时，辛亥革命爆发，他最终未能成行。但这个未兑现的约定，像一颗种子埋进土里——以技术报国，以渔权护海，从此成为他一生的锚点。

二、淞航号上的第一课：把教室搬进东海的浪里

1915年的中国，连一艘像样的渔轮都造不出，却要先造一批懂渔轮的人。

这一年，李东芗出任江苏省立水产学校首任渔捞科主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渔捞教育科系，而他手里可用的，只有一间教室和几册从日本带回的讲义。两年后，他代理校长，做了一个当时堪称radical 的决定：组织制造科、渔捞科三年级学生，乘“淞航号”实习船，赴宁波、舟山、衢山、泗礁调查。

这是中国水产学生第一次把课堂搬进真实渔场。风浪里，学生们学习的不只是渔捞技术，更是对中国海域的具象认知——哪片海流产卵，哪条洋流带鱼，哪座岛礁是渔民的命根。1917年到1918年间，马迹山、嵊山、岱山，东海的岛礁被他们用脚步和船舵一一标记。

两届学生毕业，三届学生入行。侯朝海、冯立民、杨月安、金心衡……这些后来撑起中国水产大半壁江山的名字，皆出自他的门下。崇明籍的学子黄鸿骞、王传义、凌鹏程等十余人，更是将现代渔业的火种带回了故乡的海滩。

这不是在培养技术人员，而是在一片空白的版图上绘制坐标——让每一个毕业的学生，都成为未来中国渔业的一个支点。

三、定海八年：旧学宫里的“渔民大学”与那艘叫“表海”的船

1918年，李东芗的人生再次转向。他受命前往浙江定海，创办中国第一所渔业技术传习所及渔业试验场。

传习所设在旧学宫，但李东芗清楚，渔民识字不多，讲义不如实操。他购置了一艘叫“表海”号的渔轮，供传习生实习；渔业试验场则办在南郊大校场，专门改良渔具渔法。招生面向甬、温、台及舟山本地，分期分批召集渔民进行技术训练，这一干，就是八年。

更深远的布局在于他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的联动。他把舟山渔场变成了那所学校的延伸课堂——1919年到1921年间，校长张镠多次率师生赴马迹山、岱山、嵊山实习。舟山从此成为中国水产教育的实践圣地，而这种“高等教育培养干部、传习所改造渔民、试验场研发技术”的三位一体模式，后来成为中国渔业近代化的标准范式。

八年定海生涯，他完成了一个闭环：从渔民中来到渔民中去，让最先进的技术沉淀在最传统的行业里。离开定海时，他留下的是一套可复制的渔业推广体系，以及上千名接受过现代训练的渔民。

四、“忘本”之斥与百吨禁令：一个技术官僚的领海保卫战

1930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李东芗面临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战。

日本渔轮大举侵入长江口及江浙沿海。1930年，172艘次年入上海港；1931年春，200余艘侵入舟山渔场。更羞辱的是，上海港竟成了渔轮的停泊基地，渔获物公然在沪销售。浙江地方政府、上海市海员总会、商会、吴淞水产学校同学会纷纷电告中央，要求制止。

李东芗专职承办此案。困局在于：中国尚未正式划定领海界线，也未与外国签订渔业协定，法律武器几乎为零。他翻遍条文，终于从海关法规中找到支点——禁止百吨以下外国轮船航行于中国口岸与外洋之间。1931年3月，他推动实业、财政、海军三部联合决定：禁止日渔轮来华港口。

取缔令下达的那一刻，日本大使径闯实业部，拍案怒斥。得知李东芗曾留学日本，日方厉声骂其“忘本”。李东芗坦然置之，只答一句：“贵我双方立场不同，各为本国，但公理只有一条，请其鉴谅。"

然而两个月后，“万宝山事件”爆发，政府电命禁令“暂缓执行”。十八年后的1948年，他在《新渔》创刊号上回忆此事，仍痛彻心扉：“被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暴日之凶焰万丈，威吓压迫，无理可喻，其艰苦困难，有非言语所可形容者。"他甚至以“披枷带锁手足加械之囚犯自居，与凶暴之狱卒搏斗相喻，聊以自解嘲”。

这不是失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铁壁上的撞痕——撞不响警钟，也要留下声响。

五、崇明城的夜色与复兴岛的灯火：一个老人的两次逃亡与一次重建

抗日战争初期，李东芗赋闲在崇明城内家中。日寇侵占崇明后，他先避居乡下，后为逃避事敌，全家夤夜逃离，避居上海法租界，竟在一家钉厂当起了职员。

这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从前筹划全国渔政的技正，从前培养一代人才的科主任，如今隐姓埋名，在租界里挣一份口粮。但即便在这八年里，他仍关注着中国渔业的命脉——1946年，当他从报上读到驻日美军总部建议日本渔轮重返中国沿海捕鱼的消息，“深恐日人以甘言媚诱总部，以求死灰复燃之可畏”，立即以个人名义急电南京农林部长周诒春，建议在领海外规定两种捕鱼带：一种专供中国渔船，另一种按季租给日本渔轮，以保障国家海权。

电报发出，迟延两载未见实施。1948年，日本侵渔渔轮“云仙丸”在沙尾山被中国海军俘获，李东芗终于有机会在《为制止日本侵渔案告国人》中倾吐积郁：“日本投降迄今，将近三年，和约未定，其国土仍为盟军占领，而其渔船早已纵横海上，行所无事，宁非怪事？”他痛斥政府“仍以战前次殖民地自居，实为有损国格之举动”，更留下那句振聋发聩的警告：“无海洋即无大陆，无海防即无国防。"

而比外交更让他焦灼的，是吴淞水产学校的存亡。抗战八年，学校历经“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毁校，校舍设备被日军悉数劫运回日本或炸毁。部分师生辗转重庆合川，在国立第二中学设立水产部，后改组为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弦歌不辍。

1946年，李东芗与侯朝海、冯立民等校友组成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复校委员会，发起募捐筹款，觅址谋划。八个月的奔波，1947年6月，学校终于在复兴岛原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训练所复校，定名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侯朝海任校长，李东芗任教授——他坚持要站在讲台上，亲自参与这场教育的重建。

1948年，李东芗六十大寿。上海水产界五十余人发起祝寿，他却相约将贺礼改赠现金，所得悉数捐给学校，添购图书仪器，充实设备。

六、反对拖网的人：在增产年代谈保护的“不合时宜”

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李东芗连续发表《复兴中国渔业之正途》《渔捞上亟须转向和提倡的两件事》。在举国谈论“增产”的年代，他的声音显得异样而刺耳。

他反对机动渔轮“追捕产卵时期因交配而成群之鱼类”，指出“机船底曳网之底纲，密接海底，曳行所过，附着和栖息于海藻上之鱼卵幼鱼一扫而光，妨害繁殖，莫此为甚”。他主张限制拖网渔轮船数与作业区域，“绝对应在远离旧式渔船作业之外”，并力主发展围网，“专捕上层成群鱼类”——因为围网捕鱼鲜度好、清一色、产量大，且不伤海底生态。

“海洋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尤其是有用生物，捕之者众，最易减低产量。"这句话写于1948年，比中国第一部《渔业法》早了四十三年，比“伏季休渔”制度早了四十七年。

他是中国海洋资源保护思想的先驱，只是走得太早，鲜有人跟上。

七、华东医院的最后一夜：计划处处长与教授

上海解放后，李东芗历任上海水产公司研究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农林水利部水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华东水产管理局计划处处长。每一个职务都带着“计划”二字——他仍在为这个国家的渔业规划蓝图。

但他坚持保留最后一个身份：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教授。每周有固定的时间，他要从机关赶到学校，讲授渔捞技术与渔业行政。1951年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迁往军工路334号，他仍奔波于两处。

1953年6月，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逝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65岁。

他从未拥有过一艘渔船，却为中国渔业掌舵了四十年。他培养的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水产管理部门的骨干；他参与复校的学校，后来发展为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他当年在定海训练的渔民，世代在舟山渔场作业，至今仍受益于他改良的渔具渔法。

而那句“贵我双方立场不同，各为本国，但公理只有一条”，则成为他一生最好的注脚——技术可以跨国界学习，但知识必须服务于自己的土地与人民。

从东京水产讲习所到复兴岛，从“云鹰丸”的甲板到华东医院的病床，他用六十五年证明：渔捞是技术，更是主权；教育是传承，更是抗战；而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比时代走得更慢，也可以比时代走得更前。

海灯易灭，渔火长明。那盏灯，至今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