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一则重磅消息震动了中国金融界：农业银行在吉林整合192家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分支机构，短短半个多月内，长春发展农商行、延边农商行、敦化农商行等192家机构纷纷更名为农行分支机构。
这一规模远超此前工行“村改支”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农信改革长期局限于“省内整合”的固有框架。这是“大行带小行”改革化险的全新样本，标志着农信改革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一、事件回顾：192家机构“换牌”农行
2025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密集发布多份批复文件：
· 9月26日：延边农商行和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19家分支机构、白山江源农村商业银行的12家分支机构，以及延边农商行发起成立的两家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变更为农业银行的支行、分理处
· 9月29日：长春发展农商行朝阳支行等57家机构变更名称获批，更名为农业银行的支行
· 10月12日：延边农商行、吉林龙井农商行、吉林敦化农商行的102家网点机构更名为农业银行相关支行、分理处
合计192家机构，悉数“换牌”农行。
相关农商银行表示：“已正式划归农业银行管理，这是农信改革化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目前，所有存量业务均保持正常运转，客户的存款、贷款等原有业务权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网点门头将陆续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批复的措辞是“划归农业银行管理”“依据有关协议承接”，并未提及“收购”二字。这种微妙的表述背后，或许暗示着这是一场更深层次的制度安排。
二、历史回眸：三十年一个轮回
农业银行与农信系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半个世纪前。
1979年，国务院明确：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又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信用社一律划归农业银行领导。此后十余年间，农信社作为农行的“基层机构”，共同服务于农村金融。
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要求先将农村信用社联社从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信社正式脱离农业银行隶属管理关系，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县联社负责监管，农信社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史称“行社脱钩”。
那一年，农信系统从农行剥离，开启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吉林192家农信机构重新挂上农行的招牌，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回归”。
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对此评价：“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农业银行和农信社也经历了分分合合。从目前大行定位来看，农业银行是县域优势突出的国有大行，分支机构遍及乡镇，接过吉林当地中小行改革化险的担子是比较合理的。”
三、吉林模式：“双线并进”的改革创新
此次吉林农信改革呈现出鲜明的“双线并进”特征。
第一条线：省级统一法人。 2025年8月，吉林农商银行获批成立并开业。作为省级法人金融机构，其由长春农商银行和四平城区联社、宁江区联社等13家法人机构新设合并组建而成。此前，吉林省还发行了260亿元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以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的名义入股注资。
第二条线：大行局部承接。 对于未能纳入新组建的吉林农商行的农信机构——尤其是那些历史包袱沉重、经营困难的机构——由农业银行直接承接。例如，延边农商行至今未发布2024年报，2022、2023年合计亏损接近15亿元；吉林龙井农商行也多年未发年报，2018、2019年连续亏损。
这种“省级统一法人+国有大行专业赋能”的双轨并行模式，成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创新。对于吉林省方面来说，农行无疑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四、深层剖析：为什么是农行？为什么是吉林？
1. 农行的天然优势
在国有大行中，农业银行的县域基因最为深厚。2025年半年报显示，其境内分支机构共计22914个，包括3313个一级支行、19102个基层营业机构，庞大的网络体系为承接农信网点提供了坚实基础。
目前，农行在东北地区的机构数量和员工数量均为国有大行最多。此次收编之后，农行在吉林省的网点数量达到767家，远超过工行（364家）、建行（337家）、中行（216家）。在延边，农行网点数量达到163家，而其他三大行均不超过30家。
2. 吉林的现实需求
260亿元的专项债券，不足以全盘化解吉林农信系统的历史包袱。那些长期亏损、资本不足、治理薄弱的机构，需要更强有力的“接盘方”。
农业银行的介入，既避免了局部风险积累，又保障了金融服务的连续性。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农行为吉林省改革化险立了大功。”
3. 对农行而言：是任务，也是生意
从市场逻辑看，此番收编可以视为农行下沉叙事的延续，也是其朝着银行业领先地位发起猛攻的最新举措。
据农行吉林分行披露，截至2025年6月末，普惠领域贷款余额543亿元，较年初增加115亿元，贷款增量连续19个月保持四行同业第一；新增普惠有贷客户1.4万户，总量达8.2万户，客户总量、增量均排名四行同业第一。在东北地区，农行存贷款市场份额仍排在第三位，与工行、建行存在差距——扩张网点和人员，有利于快速实现赶超。
当然，对农行股东而言，一次性接盘这么多经营困难的机构，短期内难免有财务压力。但放在金融报国、化解风险的宏观背景下，这一举措很难完全用市场化的逻辑去解释。
五、行业意义：中小银行改革的“第三条路径”
此前，农信系统改革主要有两条路径：
· 农商联合银行模式：浙江、山西、江苏等地选择，通过省级联社统筹资源
· 省级法人农商行模式：海南、辽宁、河南、新疆等地选择，推动全省统一法人
而吉林的实践，开创了“第三条路径”——省级法人机构负责战略统筹，国有大行输出风控与技术，基层网点专注服务落地。
这种分层协作机制，既避免了单纯合并可能引发的“大企业病”，又解决了小机构数字化能力不足的痛点。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整合释放了多重积极信号：
第一，国有大行通过承接高风险机构，加速了金融资源向县域倾斜。 这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要求深度契合。农行通过承接农信机构，可快速扩大粮食安全、新型农业主体等领域的服务覆盖。
第二，改革重塑了农信生态竞争格局。 过去，大型银行下沉挤压了农信机构生存空间，而此次合作或可通过差异化分工——例如农行主攻大额对公业务，农信网点聚焦小额零售——实现错位发展。
第三，为全国农信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未来，农信改革将不再局限于省内机构之间的整合，而是进入更开放、更多元的协同阶段。
六、展望：大行吞小行，会成趋势吗？
2025年是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加速年”。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年有超过400家中小银行退出市场，其中村镇银行占280余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行吉林模式是否会成为“大行带小行”的范本，被推广到其他省份？
从政策导向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此次农行躬身深度参与吉林农信机构改革，正是“一省一策”的生动实践。未来，不排除其他国有大行在各自优势区域，以类似方式参与农信改革的可能性。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如何平衡风险化解与商业可持续？如何实现文化融合与人员安置？如何避免“大而不强”的规模陷阱？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答案。
三十年一个轮回。从“行社脱钩”到“回归农行”，变的是体制机制，不变的是服务“三农”的初心。
当“国家队”真正下场，当国有大行与农信系统重新牵手，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金融的生态将更加健康，县域经济的血脉将更加畅通。这192家机构的“换牌”，或许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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